中國民企生存問題突出，大量民企正在倒閉、出走或在困境中掙扎。資料照。
7月最後一周，中共高層發出「救經濟、救私企、促消費」的全面動員。其中在扶持民企方面，繼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支持民企「31條」後，最高檢、最高法也配合出手。不過，專家認為措施對於救經濟效果有限，而中共對民營經濟的定位就是作為補充，其態度會據不同的政治和經濟需要翻覆。
最高檢擬嚴懲民企內部腐敗 分析指民企更沒信心
中共最高檢察院7月31日印發《關於依法懲治和預防民營企業內部人員侵害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犯罪、為民營經濟發展營造良好法治環境的意見》。其中提出，依法懲治影響民企健康發展的民企內部人員犯罪。
最高檢聲稱，不過度介入民營企業經營活動，不能以保護民營企業利益為名干擾企業正常生產經營。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8月1日對大紀元表示，最高檢說法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此舉其實暗藏著中共對民企實質上的干預。
「中共近期一直說要支持民企，但是動作上卻仍想著讓民企服從黨的領導，包括打擊特定領域的民企，如科企、教培行業等等。殊不知當局這種做法卻是讓民企無信心的根本原因所在。」
他認為，最高檢要嚴懲民企「腐敗行為」。換句話是對民企的監管越來越嚴厲。這麼做只會扼殺民營企業家的創造力，使得民企更無信心，從而帶動中國經濟繼續直線往下。
最高法談「平等保護」原則 專家揭按需改變的「遊戲」
7月31日，中共最高法院發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典型案例」。據澎湃新聞報導，在一起合同糾紛案中，寧波兩家國有企業試圖將經營風險轉嫁至民營企業，法院以合同違約判令依法承擔違約責任。
最高法審委會副部級專委劉貴祥表示，通過這些案例旨在推動各級法院「有效落實平等保護原則」，機關法人、國有企業違約毀約、拖欠民營企業帳款的，同樣承擔相應民事責任。
旅美經濟學家黃大衛（Davy Jun Huang）7月31日對大紀元表示，最高法稱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國企不能將經營風險轉嫁民企，是有所指的。比如現在很多地方債務比較繁重，市場風險在增加。由於國企承擔了政府一些工程，很多時候會再分包給民營企業。有時地方財政沒辦法支付給國企，國企也沒有把資金支付給民營企業。最終把大部分的風險轉嫁給了民營企業，導致民營企業倒閉。
他認為現在明確不能夠拖欠民營企業的資金，恰恰證明目前整個經濟非常困難，連國企經營都有巨大風險。
黃大衛表示，這說明當前經濟困難是比較巨大的，「他們過去不太會理會民營企業，民企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維權是很困難的。而現在它非常依賴民營企業振興經濟。」
黃大衛說，中共對於民營企業態度轉變，和不同時期的經濟需要、政治需要有關。但對中共來說，民營企業是整個所謂的公有制的一個有意義和有益的補充，這一點不會改變。
「它一直以來的態度就是做一個補充性的東西。當它特別需要的時候可能會支持，當它覺得不需要的時候就放在一邊去。這個態度會不斷翻轉，根據不同的政治需要和經濟需要改變。」
「當它覺得需要的時候會扶持一下，（民企）做強了，又把一個市場份額轉到國企裡面去，而且當一個市場，民營企業經營得好的時候，他們最終就是把民營企業趕出去，用國企來進行替代，其實一直在重複這個遊戲。」黃大衛說。
中共救經濟口號五花八門 分析指效果不彰
自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支持民企後，今年以來，各地跟風出招，口號五花八門。
比如，海南省要求對民營企業家涉案人員「能不捕的不捕」。安徽宣城市檢察院發布支持民營經濟「八條意見」，包括「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江西省進賢縣檢察院表示，對因生產經營涉嫌犯罪的市場主體人員，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不捕不訴。
黃大衛表示，北京對於民營企業的支持，還是停留在一個文件鼓勵和輿論引導方面。這對民營企業的經營可能暫時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未必像其預想中這麼好。問題是整個大環境對民企是不利的。
他分析說，現在整個中國外資流出，中國企業出口歐美國家的比重不斷下降，主要出口東南亞國家，南美洲國家，還有俄羅斯為主，都是低利潤的出口。加上內需一直不足，失業率升高，經濟未來的前景不樂觀。
「民營企業在目前這麼低谷，（當局）說從法律法規方面保障他們最基礎的權利。但是要通過這樣來反轉整個經濟，會比較困難。」
黃大衛7月22日也曾對大紀元表示，靠政策救經濟的時代已過去，現在是國際關係占主導。
黃大衛表示，過去中國經濟八成由政策推動，現在會變成外貿關係、國際關係、外資的利用等方面起重要的作用。原來是經濟政策占80%，外來的是20%，現在已經倒過來變成80%要靠國際經濟、國際關係，而20%靠政策。國際關係沒有改善，外資利用率沒有增加，單純的企業做大做強，經濟總量增加不會如願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