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廣州的富力中心外的金色雄獅雕像。（資料照片，2009年11月4日）
中國政府上周日（8月13日）緊急出台了24項措施，試圖重新吸引外資回流。但北京動輒將外國企業作為打壓報復對象，中國經濟疲軟乏力，再加上中國與西方的地緣戰略競爭，都令外企在華經營風險劇增，許多外企越來越難買到政治風險保險，進一步加速外資遠離中國的勢頭。
根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本月發布的數據顯示，外國企業在第二季度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總額49億美元，同比下降了87%，是自1998年可比數據首次公布以來最大的下降，其下降程度堪比外資斷流。在此之前，研究機構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的分析師對政府數據的分析，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降至200億美元，而去年同期為1000億美元。
外企對中國失去信心
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Albright Stone Group)負責中國與技術政策的副合伙人保羅·特廖洛(Paul Triolo)對美國之音表示，外國企業對中國喪失信心是主要因素之一。他說：「（外國企業）對中國政治和經濟領導層出現了顯著的信心缺失，這在疫情防控、特別是像對上海這樣整個城市的封控，以及技術監管整頓等措施中得以突顯。」
中國政府原本把2023年定為「投資中國年」。但這一活動很快在外國企業中引起了懷疑。它們對中國困難的商業環境、難以預測的政策制定、惡化的地緣政治和中國國內經濟狀況感到憂慮。
在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今年春季發布的一項調查中，55%的受訪企業表示，他們不把中國列入「前三名」的投資優先地區，為該調查25年以來最高比例。
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今年6月發布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十分之一接受調查的公司表示它們已經將投資轉移出中國。另有五分之一的受訪公司表示，它們正推遲投資或考慮轉移投資。在570家受訪企業中，有三分之二的公司表示，在中國做生意已經變得更為困難。還有五分之三的公司認為，中國現在的營商環境已經「更加政治化」。
中國歐盟商會會長彥辭（Jens Eskelund）在北京舉行的歐洲企業在華商業信心調查發布會上發表講話。（2023年6月21日）
全球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中國企業事務項目主任安娜·阿什頓(Anna Ashton)對美國之音表示，在新冠清零結束後的幾個月里，中國政府的一系列新規和行動加劇了外國企業對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決策變化無常的看法。「例如，對特定外國商業情報公司的有針對性突擊搜查，以及《反間諜法》修正案中的模糊之處，讓外國企業有理由重新考慮其在中國投資的計劃。」她說。
今年3月， 中共當局分別以涉嫌非法經營拘留美國盡職調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北京辦事處五名中國籍雇員，又以涉嫌從事間諜活動拘留了日本安斯泰來製藥(Astellas Pharma Inc.)一名員工。
地緣政治風險增大，外企選擇規避風險
在另一方面，中國新修訂的《反間諜法》大幅擴大了間諜活動範圍。這讓外國高管擔心，在中國進行常規的商業活動，比如市場調研都有可能會被認為是間諜活動，從而成為打擊的對象。該法已於7月份開始實施，使外國投資前景變得更加模糊。
美國企業研究所(AEI)高級研究員、《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專欄撰稿人伊莉莎白·布勞(Elisabeth Braw)日前在華爾街日報撰文稱，外國企業現在越來越難找到針對它們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政治風險保險」(political risk insurance)。
「這很說明問題，」布勞對美國之音說，「保險公司從本質上講，它們具有風險偏好，否則它們就不會從事保險業務，但它們顯然也是商業實體，因此如果它們認為某件事的風險太大，它們就不再提供保險。」
政治風險保險這一險種在冷戰結束前、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非常流行。該保險可以保護企業免受各種政治事件的影響，從徵用到政治干預，一直到政變和戰爭，這使公司有信心在非自由民主體制的市場上投資和經營。
提供政治風險險種的保險公司早在數月前就不再為在俄羅斯經營的外國企業投保。在中國，一系列事件也令這些保險公司感到不安，包括對西方諮詢公司的突襲以及北京對台灣動武的威脅。
布勞說：「目前全球只有大約60家公司提供政治風險保險，其中絕大多數已經決定不再投保新的（保險）政策，因為在他們看來各種政治事件的風險非常高，從（中國政府的）政治干預到與台灣發生戰爭等各種情況，提供新的保單太過冒險。」
在提供政治風險保險的60家保險公司中，只有少數幾家仍然為中國提供此類保險，而且附加了非常嚴格的限制，這是一個重大變化。目前仍在提供的保險政策的保額可能不會超過5000萬美元，這與幾年前的約20億美元相比大幅下降。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大多數大型公司的資產遠遠超過5000萬美元。
「連馬雲在中國都不再安全，這一事實給全球化的商業界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因為這是 中共當局政治干預的一個明顯例證，」布勞說，「但事情並沒有就此打住，顯然不僅僅是阿里巴巴受到了打壓，其他科技巨頭和公司也是如此。保險承保人表示，如果連中國本土最強大的科技公司都無法免受政治干預，那麼我們其他人也會面臨各種不同形式的政治干預和被懲罰的風險。」
對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風險大大增加的看法正在阻礙資本流入中國。
中國政府常常通過懲罰外國公司作為報復外國政府的方式。當澳大利亞要求對新冠病毒的起源進行國際調查時，中國政府停止了對澳大利亞葡萄酒的進口，使澳大利亞酒商蒙受了巨大的損失。當台灣政府對中國發表批評性言論時，中國停止了對台灣鳳梨的進口。在瑞典政府決定不在其電信網絡中使用華為的5G設備後，中國通過打擊瑞典電信巨頭愛立信(Ericsson)對瑞典政府實施報復。愛立信在與中國移動的合同份額從前一輪的11%急劇縮水至2%，使該公司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大幅下降。
中國經濟拖累外資
目前中國經濟的放緩也是外商直接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新冠「清零政策」結束七個多月後，中國經濟依然缺乏動力。原本推動增長的房地產市場已經進入結構性調整階段，這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嚴重打擊。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中國日益加大的經濟下滑勢頭令一些在華有深厚根基的美國大公司業績受到衝擊。中國的製造業活動收縮，出口下降，消費者信心依然脆弱，青年失業率上升至創紀錄的高位。對一些公司來說，更令人擔憂的是，最近的數據顯示消費者價格出現異常下降，引發了憂慮，認為中國可能正在進入需求逐漸減弱的通縮螺旋。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安德森預測中心經濟學教授俞偉雄說，中國的內需出現衰退，無論是居民消費還是投資，特別是對房地產的投資。「從今年起，我們看到中國房地產業的『泡沫破裂』，這對中國經濟影響巨大。在過去，外商直接投資是追隨中國內需的腳步的，隨著中國內需的下滑，外國企業認為他們沒有必要擴大在華投資。」
中國的商業團體最近的調查顯示，美國、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公司正在暫停擴張或減少在中國的投資。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長亞當·波森(Adam Posen)最近在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上發表了一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標題為《中國經濟奇蹟的終結》。文章說，自鄧小平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有意壓制對私營部門干預衝動的時期要比其它大多數威權政權長得多。但在習近平領導下，特別是在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共已經重回威權政權的平均水平。中國經濟出現「經濟長新冠」(economic long Covid)的主要罪魁禍首是公眾對（政府）極端干預的免疫反應，這導致了一個不再活躍的經濟。
中國經濟目前面臨著私人投資疲弱、消費不振以及青年失業激增等嚴峻問題。波森在他的文章中說，一旦一個威權政權失去了普通家庭和企業的信心，要重新贏得信任就變得困難重重。
中國試圖扭轉外國投資急劇下滑的最新努力包括承諾為海外企業提供更好的稅收待遇，並讓其雇員更容易獲得簽證。上周日發布的國務院24項措施包括政府承諾加快與生物製藥產業相關的外資項目，以及擴大某些電信服務的試點區域。合格的外國公司還將被鼓勵設立投資部門和地區總部。政府還將使外國公司員工更方便申請簽證和居住許可，並為這些企業增加財政和稅收支持。
這份加大力度吸引外資的意見書還承諾放寬對海外數據轉移的監管等措施。這些政策旨在解決外國公司長期以來關於能否在政府採購過程中公平競爭以及保護智慧財產權等方面的擔憂。
但歐亞集團中國企業事務項目主任安娜·阿什頓認為，在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高調推進國家安全議程之際，外國企業仍然未能從中國中央政府那裡得到清晰的、親商的信號。
「外國投資者對於中國中央政府的其他優先事項中經濟增長的位置基本上感到不確定。沒錯，經濟增長依然重要，但它不再是前幾十年中的壓倒性政策驅動因素。中國領導層強調更高質量的增長，並強調需要在經濟利益與其他國家利益，尤其是國家安全之間找到平衡，」她說，「越來越清楚的是，北京正在刻意傳遞一種優先事項的轉變信號。」
習近平今年3月在中國人大連任國家主席後發表講話時說，「安全是發展的基礎，穩定是強盛的前提。」
2023年3月10日，在中國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新當選的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進行憲法宣誓。
拜登行政命令引導外資遠離中國
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地緣戰略競爭加劇亦導致外國資本不願重返中國。
阿什頓說：「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持續引發對中國投資未來前景的擔憂，許多公司所在國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敦促採取『去風險』的措施。更多公司似乎正在回應這些壓力，通過將一部分投資多元化到第三方市場來分散風險。」
美國拜登政府上星期發布一項新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國資本投入某些中國高科技領域，以防止美國的資本和專業知識被用來加速發展可能支持中共軍事現代化並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技術。分析認為，儘管該行政命令所涉及的範圍十分有限，但從長遠來看，它相當於美國政府向企業發出明確信號，要求資本遠離中國。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克萊德·哈夫鮑爾(Gary Clyde Hufbauer)此前對美國之音表示，這項行政命令正式開啟了美國限制對中國投資的第一步，勢必對美國對中國的投資產生寒蟬效應。
「我將其視為限制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打響的第一槍……預計許多企業將撤回任何對中國投資的計劃，它（限制措施）甚至可能會擴展到一些大型機構如貝萊德集團(BlackRock)等的投資組合投資。」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