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准日記》終於出版了，由《顧准文集》到《顧准日記》，我們終於有可能走進這位在逆境中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日記是很私人化的文本，它是一個人真實的心靈記錄，因為它首先是寫給自己的，日記的命運作者無法預料。我們眼前的這本《顧准日記》，真實地記錄了一個時代，真誠地記錄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思考，這個倖存的文本，充滿了血和淚，它應當成為知識分子最該讀的一本書。
進入顧準的精神世界，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在那樣的年代，有那麼多的諾言，有那麼多的大話，但誰在真正關心著中國底層的平民？並思考著中國的命運？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而是一個身處逆境的知識分子——顧准。
《顧准日記》中出現最多的兩個詞是哀鴻遍野和史達林主義，了解這兩個詞的含義，才能逐步進入顧準的精神世界。
1959年1月9日，顧准說：「細細辨察，雖然國慶建築與哀鴻遍地同時並譽，人們對此聯想還並不多。這證明Stalinism（史達林主義）在中國還有生命力。」「哀鴻遍野，我努力求飽，有些說不過去。陳毅宴會，還有著名演員演出助興。……」顧准日記中不僅真實地記下了他所目睹的河南農民的生活慘狀，而且貢獻了他的理論思考：
中國農民過著餬口經濟的生活，他們中間的知識分子同樣不懂得這個問題。他們從餬口經濟的立場出發，在土地革命的旗幟下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結果是他們的救命恩人回過頭未，以強力未打破餬口經濟，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飢餓狀態下上山煉鐵，與7000萬人的大興水利，而且，還要在政治上給以資本主義自發的稱號。
若說農民留戀生產資料私有制，那麼這個稱號還可以說得過去。現在根本不是這個問題。像農村那樣「組織集體生活」，城市工人必要引起暴動。
顧准1959年寫於河南商城的那些日記，可以說是他思考中國農村問題智慧的結晶，顧准敏銳的思維，犀利的眼光，使他在許多問題的思考上，超前了後人二十多年。顧准受到中國知識界的敬重，除了他的人格力量以外，與他在理論上的深度是分不開的。40年前，顧準的思索，今天讀來，還讓人怦然心動。他說：
從這裡，不僅證明了Stalinism（史達林主義）的活力，也征明了宣傳與教育的力量。人們硬是歌頌十大建築，而又以農民的艱苦生活當做獻身精神的原動力。
應該承認，Stalinism（史達林主義）是今天的時代思潮，我必須充分懂得這一點，以此為根據來決定人的行動。同時也應該記錄到歷史中去。
Stalinism（史達林主義）終究還有生命力，這是可悲的，但同時也是一件可喜的事。若沒有一定的宗教情緒，某些崇高的情緒，在知識水平低下的人們中間是不容易產生的。而且還有一個大問題，中小型工業的農本主義極不明確，相反，無論在中小點的建設目的，都是大會堂式的現代化——拼命的刮削農村來進行建設，而建設本身便是建設的目的。
土包子而懷抱城市中心主義是極其可怕的，對農民真是天大的災難。愈是農村愈嚴重，愈是不按價值規律，只能在指定地點吃愈為嚴重。那麼，一把卡住農村全村人口吃飯問題的公共食堂，怎能不成為橫行霸道的權力的來源，與道德敗壞的泥坑？
中國又是一種，而中國較之史達林為尤左。其實原因也簡單，因為集體農莊在蘇聯已足以解決商品糧食問題，在中國，若不「組織生產又組織生活」，商品糧並無保障，歸根到底還是人口與土地問題。難道社會主義也是愈到東方愈野蠻嗎？
以上這些話是一個知識分子40年前發出的聲音，雖然當時不為人所知，但它說明，在那樣禁錮的年代裡，還有顧准這樣的知識分子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的勇氣和信念，使中國當代思想史不再成為空白，僅此，顧准就足以讓當代知識分子肅然起敬。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思考，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有思想家的氣質，顧準的意義在於他不僅超越了時代文化禁錮和物質貧困的局限，執著地將眼光投向世界，更在於他始終懷有對底層貧民生活的真實感受，這一點在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讀《顧准日記》的時候，我總想到離開他的日記，去看一看他同時代其他知識分子是怎樣感受現實生活的，我想到了《竺可楨日記》。
1956年，顧准曾和竺可楨在科學院綜合委員會工作，竺可楨是早顧准一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他後來好像失去了對現實社會的批判性思考。我比較了1959年12月31日竺可楨和顧准同一天的日記。竺可楨的日記是這樣的，當天竺可楨參加了由郭沫若主持的宴請蘇聯專家的晚宴。日記這樣寫到：「膳後已8點半。院預備了遊藝節目，有民族歌舞與獨唱，錢學森夫人蔣英也唱了兩支曲，與遊藝並同時進行跳舞。……直到12點。進至1960年元旦時，郭院長已和陳副總理至人大會堂，由張副院長祝大家新年快樂後，又進行了一小時的跳舞，一點始回。」接下來竺可楨真實地記錄了大躍進以後的情況，他說：「釀成陽曆年市上買不到蔬菜、肉、蛋的現象。」就在這同一天，顧淮當年的朋友和同事與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及蘇聯專家晚宴、遊藝、跳舞的時候，遠在河南商城勞改的顧准在日記中寫到：「長竹園的人們，下午三時左右回來，我雖然吃了10兩午飯，還是隨著吃了一頓。……八時半，還有一頓糯米稀飯。機不可失，必須去吃。」朋友們歌舞歡唱的時候，處在飢餓之中的顧准在想什麼呢？請看下面這樣的文字：
東西方相互滲透之說，已為西方學者所傳播，蘇聯的一位作家專門寫東西加以駁斥。經濟發展的階段論與東西方滲透論，很有興趣的題目，我是基本上屬於這個類型的。就算是花崗石腦袋吧。我將潛伏爪牙忍受十年，等孩子們長大。
繼續這個態度，滲心研究十年，力爭條件逐漸好轉以有利於我的研究工作。這才是我的真實的努力方向。所以要爭取經過經濟研究所到北大或復大去教書去。現在弄不清的是回京後，如何安排我。到南口去也好，當資料員也好，總比在勞動隊強。在勞動隊的艱苦的日子裡，憑站崗的時間寫，憑田野休息的時候讀，僅有的資料是人民日報，也不曾中斷我的觀察與研究，今後還有什麼困難環境可以難倒我呢？
我無意責備顧准受難時那些處境尚好的知識分子，但面對顧准留下的思考，他的形象無疑顯得高大。別樣的知識分子很多，而顧准這樣的很少很少，因而我們的思想遺產也就不夠豐厚，所以今天的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應該格外珍惜顧准留給我們的思想遺產，因為這些東西——用顧準的話說：「一個人，用全部生命寫出來的東西，並非無聊文人的無病呻吟，那應該是銘刻在腦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東西。」
《顧准日記》就是這樣用生命寫出的，這樣的書是永遠有生命力的。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