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社會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種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變得越來越要面子，但卻又越來越粗鄙。這是由於"榮譽"與"不榮譽"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甚至蕩然無存。
不久前（2012年），某藝人母女三人在江蘇教育電視台競猜節目錄製中放潑撒野、大爆粗口，母親對著一位觀眾挖苦道，我能把女兒培養成億萬人喜愛的明星，你母親做得到嗎？
顯然，她覺得當名藝人的母親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為了爭這個面子，誇耀這個面子，可以在大庭廣眾下，行為囂張，言語粗野，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陣勢。
有人把這種粗鄙稱為"不要臉"，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寡廉鮮恥、不知羞恥。其實與"要面子"同生共長的"不要臉"並不是沒有羞恥感，而是不知道什麼是該羞恥的，什麼是不該羞恥的。
粗鄙起源於何處？
粗鄙是一種羞恥心像癌症一樣的病變，這種病變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會環境中特別容易發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環境容易誘發癌症病變一樣。
例如，在一般的文明社會裡，"紳士風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紳士風度待人接物，也是體面人會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的行為。
但在一些時期"紳士"成了革命的對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榮為行為準則，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就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有面子"與"要臉"的關係：粗鄙不僅不再是"不要臉"，而且是有覺悟、混得開的事，不僅如此，甚至還能為粗鄙者帶來特別"有面子"的頭銜、榮譽稱號、地位或職位，讓他們成為"成功人士"。
這種"成功人士"的傳人，之後會把施展才能的領域，從政治轉向了經濟，祝東力曾這樣描述他們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話、一身匪氣，這才是'爺們兒'，是吃得開、混得好的標記。粗鄙化——粗野、鄙俗，是當今世俗社會的主流價值。粗鄙代表'強悍'、'有力量'，彰顯著粗鄙者的'有膽兒'、'拔份兒'"。
在一個缺乏社會正義、價值觀紊亂的社會環境中，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支配著人們的行為，"人自為戰，文雅、謙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於懦弱無能。出門在外，沒幾分流氓氣，是很難混的。粗鄙的言行和儀範，暗示著在無序競爭中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這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一種集體無意識。"
粗鄙何以如此理直氣壯？
一個社會整體越缺乏是非價值，越不正派，不知恥之人就會越發大膽地發無恥之言、行無恥之事。
12月8日在廣州的國際慈善義賣活動中，善款出現4900元假幣，引發了一場"丟臉"之爭。有官員在微博中稱外國人在中國義賣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丟中國人的臉"。他挖苦道，丟臉的是心懷叵測的外國人。
針對這樣的丟臉指責，比利時王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官方微博回應稱，該領事館參加義賣的所有產品，都是比利時企業無償贊助的，義賣價格均為成本價，義賣所得全部捐出，領事館人員自願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沒有什麼好丟臉的，真正丟臉的是那些假幣。
對假幣問題是非不辨，反倒是無端辱罵做好事的人"丟臉"，哪怕是出於為國家"要面子"的良好動機，也是一件粗鄙的事。
這位官員事後聲稱自己絕不後悔，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為替毛主席爭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這位教授也是事後宣稱絕不後悔。死不認錯其實是在粗鄙地對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種應該被人瞧不起的色厲內荏行為。
任何一個社會裡都會有粗鄙之事，在一個有正派價值的社會裡，粗鄙是一件丟臉的事，對自己的粗鄙行為道歉則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
然而，在一個丟失了正派價值的社會裡，粗鄙變得理直氣壯，而社會中許多人對粗鄙的人和事則要麼熟視無睹，要麼無可奈何，粗鄙於是也就更加猖狂。
粗鄙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病和社會病
粗鄙的有恃無恐印證了邵燕祥在《普遍粗鄙化：當代的社會病》中說的，中國的粗鄙化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病和一種社會病。
在粗鄙化的社會裡，人必須習慣粗鄙才能生存，因此會變得很皮實，這就像在污染的環境中，人都會變得特別能"抗毒"一樣。這種對環境的適應雖然顯示了非凡的生存調適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
中國有一段時期，千千萬萬的人隨時都在被羞辱，在丟臉，以至丟臉成了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結果差不多整個社會都變得一樣不要臉。不少人因為"要臉"，因為忍受不了無端羞辱而自殺。
而那些能夠經受不公對待和百般羞辱而忍耐著存活下來的，都是特別皮實的人。然而，他們的皮實恰恰幫助積澱了中國文化中千百年來的那種逆來順受和隱忍苟活。
個人的粗鄙化與公共權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隨。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被強橫的權力粗鄙地對待（被蔑視、羞辱、沒有尊嚴、不受尊重、公民權和財產權得不到保障），無處說理也無理可說，久而久之便會因人格貶損，而在心理和行為上發生"自鄙變態"。
這種變態常常表現在自鄙者的自我稱呼上，例如，nigger（黑鬼）本是一個侮辱性的字眼，然而，這個字卻會頻頻出現在地位低下的黑人們的相互交談中，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弱者群體維繫。
在中國，"屁民"，"草民"、"屌絲"也在成為這樣的字眼。用這樣的稱謂來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許是為了尋求一種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護，它可以使當事人用適應和習慣矮化的方式，來把矮化的實際傷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然而，這種先是對矮化的遊戲性的自嘲和脫敏，卻可能不幸變成一種真正的麻木和屈從，也使矮化之人變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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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華語界的作家學者中，徐賁教授算是一個"異類"。1950年，徐賁生於蘇州的一個書香之家。儘管生於革命年代，成長於動盪的歲月，他的文字卻如紳士一般淵博、克制，既厚重，又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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