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場機構臃腫，人員冗沉。劉局長提供的通訊錄顯示，財政局有10個副局長，其中7名副局長等領導職務，被轉為非領導職務，即所謂「吃空餉」。（受訪者提供）
《湖南前局長訪談（一）：中共官員吃空餉》
來自湖南岳陽的劉局長是一名基督徒，因忍受不了官場黑暗腐敗，於今年一月辭官。他披露，中共官員常年吃空餉，機構臃腫，人員冗沉，這都直接增加老百姓負擔。
劉局長是一名高級農藝師，作為技術幹部被提拔成為官員，29歲就已經進入官場。他介紹說，自己所在的層面是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老百姓能看得見的官場。
雖然在技術上面有建樹，但是由於他不願意在官場上與人一起腐敗、嫖娼、幹壞事，同流合污，所以被當作異類邊緣化，這讓他感到痛苦壓抑，受到排擠。
「所以我對中國（中共）的官場深惡痛絕，為老百姓也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值，覺得老百姓真是太可憐了。」他說，「給老百姓辦事層層盤剝，一些經費直接截留、挪用了。直接增加老百姓負擔的就是吃空餉。」
官員吃空餉增加百姓負擔
他舉例說，本來一個局，按道理來說，就是一個局長，兩個副局長，最大的局就是一正四副。行政上也有規定，所謂「機構編制三定方案」，就是定人員，定職數，定機構。
但是官員手上有權的，就安排自己的親信朋友，或者隨意地提拔人，一個局裡面副局長兩個就變成四個，變成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像岳陽市君山區有的局甚至有十一個副局長。
劉局長提供的一本老通訊錄顯示，君山區政府辦有一個主任，八個副主任；財政局有一個黨組書記、局長，十個副局長。其領導班子裡還包括紀檢組長和其他黨組成員。
中共官場機構臃腫，人員冗沉。劉局長提供的通訊錄顯示君山區政府辦有一個主任，8個副主任。（受訪者提供）
在新通訊錄中，君山區財政局變為一個局長，三個副局長，原來的副局長沒有了職務，標註為「正科級幹部」。
「通訊錄上列的都是在職幹部，而不是退休幹部。什么正科級幹部，主任科員，這些都是以前的副局長『改非』了的，吃空餉的。」他說。
「改非」，全稱叫領導職務改成非領導職務。劉局長披露，幹部配備太多，負擔太重，就造成了教師、醫生這些事業單位的幹部發不出工資。有的人連續幾年向中央寫信，後來就開始搞機構改革，去精簡這些幹部，叫做「改非」。
「一般到了53、54歲，組織部就找他做工作，說你這個副局長就不要再當了，就是改成非領導崗位了。但是工資待遇，包括工資晉級，包括公車補助，包括公款消費都保留，你可以不來上班了。
「那有的幹部就覺得，我買官到現在還沒幹好，離正常年退休還有六七年，不要現在改非。那就有紀委去跟你談話，接到群眾舉報，你有什麼貪腐問題，作風問題，組織問題呀，一查小問題免職，大問題就要坐牢。
「或者組織上通過人事關係調動，把你調到偏遠、窮困的單位去，你如果不去，他就說你不服從組織安排，根據幹部管理條例，他就可以就地把你免掉。這幹部一想，胳膊擰不過大腿，就改非唄，乖乖地就把這個職務讓出來。空缺的地方，他們馬上又開始賣官鬻爵。」
劉局長指出，這種改非已經持續了十幾年。他們確實可以不上班，工資待遇都是一樣的，甚至回去帶孫子，做第二職業，在外地去旅遊，在國外去定居都行。這些年都形成了約定俗成。
「準確地說這叫領導幹部吃空餉，吃國家財政的空餉，這部分人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還有很多事業單位，什麼人力派遣人員，這些人吃空餉的更多，那些人屬於地方財政撥款。」
「只有一些回聘的可以上班，一般都是那些會拍馬屁的，跟黨組織、腐敗集團靠得很近的那些人，拿著自己那份工資，加上回聘工資。這種無形中又增加負擔，增加了財政開支。」他說。
一個縣有多少局？
劉局長指出，本來「一個蘿蔔一個坑」，就不會存在吃空餉。但是他安排了這麼多人，一個是嚴重的超職數配備幹部，第二個是超機構規格提拔幹部。把副處級提成副廳級，待遇工資就高了很多，老百姓的負擔就增加了很多。
早年陸媒也有報導，四川省某貧困縣有14個副縣長。江西德興設10個副市長、河南新鄉設11個副市長等都曾被網絡熱炒。
網傳圖片顯示，中共治下，一個縣被設置了68個局。
劉局長表示，中國（中共）政府是一種大政府，機構設置在中國這個官場，它就希望把方方面面的管起來，所以它的機構設置就非常多。整個機構是由「部、辦、委、局」組成，比如「組織部」「老乾辦」「紀檢委」等等。所有的局只占黨政機構的四分之一層。
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人擅自增加機構，叫做政府非組閣局。比如說根據縣裡的需要，還可以向上面去申請，去增加一些機構。
比如，城市的中心城區，有一些征地拆遷的任務，就可以設一個征地拆遷安置中心，或者征地拆遷安置局；農業區可以設惠農局；偏遠農村修路就設一個偏遠農村公路局。
還有明目繁多的臨時機構，如：應急協調處理中心，綜合治理辦、邪教處理辦、610辦等等。
「這個時候又多了一個機會，多了一個部門了。可以先把人安置進去，享受財政撥款，就是說所謂的吃皇糧。有了編制之後，這個局好他就留，不好，他就往其它地方調。」
「吏制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
劉局長指出，官場賣官鬻爵非常嚴重，一個幹部從提拔開始，提拔成副科級要一、二十萬塊錢；提到正科級幹部要二、三十萬，四十萬元；從一個小局到一個好一點的局裡去，沒有幾十萬元搞不定。而且你不是他（這個官員）的人，你花幾十萬都沒地方去送。
比如，一個縣長要安排一個教育局長，那一定是他信得過的，聽他話的。沒能力不要緊，沒能力傷害的是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教育上的管理無能、腐敗，或者是誤人子弟。
「這就是官場上面另外一個可怕的現象，就是那些唯唯諾諾的、居心叵測的、毫無能力的這些人，就被選到了重要的工作崗位。」他說，「為什麼出現『官二代』？這些辦事無能的人身居權力中心，就屬於這種情況。老百姓該辦的事沒有人去辦，這些人坐在領導崗位上，根本就幹不了事的。」
劉局長說，這種情況就造成了權力落到那些庸人手上，甚至落到人渣手上。這個人雖然沒有工作能力，但是貪腐能力是很強的，他就瘋狂地貪，膽子又大，就把這個單位搞得千瘡百孔，不可收拾。
「他美其名曰工作需要。越是好單位，走關係安排的人越多，一個好單位就變成了差單位。一個企業也是一樣，領導的親戚朋友爭相安排到好企業裡面去，這個企業就不堪重負，就變成了虧損企業，就倒閉。所以說吏制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
湖南前局長訪談（二）：組織部的黑箱操作
來自湖南岳陽的劉局長是一名基督徒，因忍受不了官場黑暗腐敗，於今年1月辭官。他披露，中共官場上經常搞人事調動，其實是一種潛規則，官員的集體分贓。
訪談中，劉局長進一步談到吏治腐敗，即人事腐敗。在中共官場上，真正有才幹的人選拔不上來，被無德無才的人排擠掉，出現一種逆淘汰。
他表示，在人事安排上面，組織部有很大的權力，因為幹部的檔案，幹部的考察，都在他手上具體操作。
「他們就是集體分贓。」劉局長介紹說，「組織部長提的人，你區委書記或者上面不通過的話，下次你安排的人，我也不通過。在組織上卡，通過考察說這個人不合格，群眾不滿意，或者檔案有問題等等。」
「如果他同意，這個人是書記或者副書記提的，明明知道他檔案造假、學歷造假，他不說，一上常委會研究就通過了。所以他們就是在分贓，你的人我同意，我的人你同意，形成那種默契。」
做為市委、區委常委也是一樣。「雖然他不是分管組織人事的常委，是管文教衛生的常委，他要提拔衛生局長、文化局長或者教育局長，你組織部長要是不同意的話，下次你提的人，那他也是一個常委，也不同意你的。」
「大家其實都是心知肚明，都是搞腐敗嘛，你同意了我的，我同意你的，大家都好。老百姓就負擔重，就吃虧唄。」劉局長介紹，國家財政通過轉移支付，比如地方財政本來要繳一個億，現在就需要繳五千萬就可以了，因為有這麼多的公務員要養。
區常委會上的「默契」
劉局長表示，只要提出任命方案來，在常委會上沒有不通過的，不通過的事例很少。大家都按照這種潛規則，把紅包送足，把該走關係的人走通，這是前提。
比如說，水利局局長要調到財政局去，當然水利局也是一個好局，但財政局比水利局大。哪怕他已經花了上百萬、幾百萬到了一個水利局的局長位置上，要平級調到好的局，還要花這些錢。
首先，他要跟主管農業水利的常委說好，把紅包打足。然後提出來向組織部門申請，組織部長的紅包要打足，組織部長要同意去考察你。還要把原來的財政局長挪一挪位置。
那麼，財政局長他也不願意挪，至少要調到副區長或是人大去，解決一個級別問題他才願意走啦。所以要把原來的財政局長調走，才能夠實現這個水利局長的願望。就這麼黑箱作業，暗地裡交易。
劉局長說，「為什麼中國（中共）官場就願意搞這些什麼人事上面的事呢？搞人事調動，挪位置出來啊，包括實在沒有位置了他要這些人『改非』（領導職務改成非領導職務），實際就是騰位置出來。
「管它財政負擔得起，老百姓是不是負擔得起？老百姓反正又沒有反抗的權利，又沒有執行權，更沒有參與權，更談不上什麼監督權。」
異地交換安排職務
官員異地交換安排職務非常普遍。劉局長介紹說，比如一個A區的區委書記，他要異地安排他自己的人，親戚朋友，或者情人之類的，他就要跟B縣的縣委書記打招呼，給他安排哪個人，或者搞哪一項工程。
B縣的縣委書記他也有條件，就要在A區幫他也安排一個人，就換著安排，美其名曰好像本地安排的這個人跟他們沒關係，他也不認識。這樣的例子很多。
劉局長舉例說，以前岳陽市君山區有一個組織部長叫盧某仁，在他手上造成大量的「三超兩亂」，即超職數配備幹部、超機構規格提拔幹部、超審批權限設置機構，擅自提高幹部職級待遇、擅自設置職務名稱。
盧某仁的女兒就是通過異地交換安排，安排的職務非常好。「他也是玩得很過火，只要是朋友打招呼，只要是有人送錢，他就可以安排人。那是破格的安排。」
「所以大陸有時候爆出來，那些什麼坐檯小姐啊，一夜之間就成了哪個局的什麼黨委委員啊，這個情況從這些內幕就可以得到解釋。」劉局長說。
組織部的貪腐與黑暗
君山區還有一個組織部長安置的實例。劉局長說，「現任的君山區組織部的副部長叫劉某格，年輕的時候是一個問題青年。她的爸爸是組織部常務副部長，一個女兒嬌生慣養，很叛逆不聽話，用當地方言說是一個爛仔。
「劉某格讀書也讀不進去，她爸就在師範學校勉強搞了一個文憑，給她安排一個教師崗。當時二十多歲，她突然說要談戀愛，一個人跑到美國找男朋友去了，在美國待了大約半年多，朋友沒談好，就只能回去。
「回去以後她就更加自暴自棄，也不上班了。擋不住她爸爸是組織部常務部長了，又給她安排工作。先做什麼臨時工，在哪個企業搞一個編，又慢慢地安排在她父親跟前，在組織部打字搞文印。在組織部站穩了腳以後，就一步一步地提拔成組織部的副部長。」
組織部雖然貪腐黑暗，對幹部的出境管理卻十分嚴厲。
劉局長介紹，從2014年，組織部就以下文件的形式收繳公務員護照，交給組織部保管，不交護照要受到紀律處分和組織處分。
劉局長多次想要拿回護照，去國外參加兒子的大學、研究生畢業典禮，組織部都不同意。「三年疫情，我知道的沒有任何公務員能拿到護照。」他說。
他回憶說，三年疫情管控，封閉了國門，說什麼防病毒，不讓國外有聯繫啦，航班都斷掉了。老百姓的一般護照，什麼商務、旅遊的都停掉了，連留學辦護照都停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才稍微開一點口的時候，大家買幾萬塊一張的飛機票都擠破頭。
去年年底，劉局長的兒子要結婚了，他再一次向組織部要求拿回護照。劉局長的護照是2011年辦的，到2021年就過期了，但是護照上有一個2015年的美簽，是十年簽。
「劉某格捕手這個事後，她就搞不懂，她以為這個護照過期了，連同美簽都過期了。她雖然百般地卡，但是她認為那個已經作廢了，她就給我了。」他說，「如果不是她這麼不懂的話，她不給我護照的話，我還根本沒辦法出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