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留意一下一些建制派的KOL意見，對了解政權的思維甚至建制內部利益如何出現衝突，也是一個有趣過程。
名字就不提了，不過近日留意一位建制的財經專家專欄，講到律政司近日就禁制《願榮光歸香港》一事被駁回說得咬牙切齒，但請不要誤會，他批評的不是法院，而是律政司為何會作出上訴決定，原因在於如港府上訴得直，他認為就等如把主動權讓給了Google，屆時最壞情況是Google決定不再容許香港地區使用Google、YouTube，甚至Gmail，將等同關上中國面向國際網際網路的最後一扇窗。在一些投資界的社交群組，有人悲觀估計有數十萬人，甚至上百萬人選擇離開，樓市股市有可能大跌兩三成。
香港目前已是全球少數不能直接使用ChatGPT的地區之一，這已影響國際企業和專才，會否選擇設籍在香港的決定。相信法院一旦真的對《榮光》落下禁制令，屆時香港真的會變成大灣區內的一個普通城市。
除了《榮光》禁制令受到中外高度關注，近日《金融時報》亦有一則報導，採訪了多個企業律師，指香港已由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以中國為中心的金融中心」，由於他們無法理解《港區國安法》的界限在哪裡，越來越多的律師正在逃離香港。
報導列舉的事例，包括《國安法》實施後發生了一連串與法律界有關的事件，例如從事人權和刑事訴訟的律師被針對，警方「百萬懸紅」通緝的8人中包括兩位知名律師、黎智英聘請英國大律師受阻無法來港、香港大學「國殤之柱」事件令代表港大的美資律師行孖士打受抵制等。受訪的企業律師指出，業內出現自我審查，在選擇案件上，都傾向選沒有爭議的才接受。
影響法治信心的案例還在不斷積累，例如上面提到律政司就禁制《榮光歌》失敗提出上訴，在申請文件中就強調行政長官既按《國安法》發了證明書，法院就該遵從頒髮禁制令。這個申請理由給外界的印象是，政府明目張胆地要求法院放棄司法獨立，只要聽從特首命令就是了。
更甚是「百萬懸紅」通輯的八名身處海外人士，顯然政權明白在國際不信任特區政府下根本難以引渡回港受審，他們目標是透過大舉搜查八名人士的數十位家人朋友，目標是製造「寒蟬效應」，但這種高調的粗暴搜查手法，已經引起國際社會關注。針對這些不利的印象與質疑，律政司並未有適時提出合理解釋，無形中削弱了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的信心，這情況令關心香港的人非常不安。
根據律師會資料顯示，香港註冊外地律師人數5年間下降約7%，而且數目正在進一步減少，有本地工作的美國律師表示，這是由於對中國的投資正在減少，以及香港沒有了法治。相較於香港的法制環境逐步惡化，更多律師願意選擇到新加坡工作，儘管他們也明白當地有自己的問題，但新加坡有「可預測的法治」，認同這種法治是企業能夠依賴並信任的，是友好的法治。
不再是世界城市
歐盟8月18日發布的最新香港年度報告既嚴厲又透徹，但本地媒體幾乎完全忽略了報告內容，只是覆述了特區政府陳腔濫調的官式回應。年度報告內提到，由十多個國家派駐香港的外交官花了很長時間觀察國家安全法的審訊，當中包括過百名反對派議員、記者和民主活動人士被捕，報告還列出了學校和大學、環保組織、工會和專業協會面臨的新壓力和控制。有西方外交官感嘆說，「當我與總部的同事交談時，他們已經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國務院亦發表聲明，表示關注近期香港警方扣留八名被通緝人士的親屬問話，形容是蓄意的恐嚇行為，進一步侵蝕香港自由，並以此強迫被通緝者返港。美方呼籲香港當局停止對民主人士家屬的騷擾，呼籲中方尊重港人權利和自由。
新一期的《經濟學人》有一篇專文，標題是「世界應該研究中國對香港自由的壓制」，文章的插圖是一個正在建造的籠子，而代表共產黨旗幟的鐮刀正從上面降下。文章引述一位駐香港的西方外交官表示，「香港正在令自己變得無關重要，」稱許多外國政府都注意到這個金融中心正走向獨裁之路。
《經濟學人》專文「世界應該研究中國對香港自由的壓制」。（《經濟學人》網頁截圖）
文章提到，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香港都在被馴化。而為了讓這座城市就範，北京領導人希望削弱西方的影響力。中國正在努力將香港與大灣區的內地城市在經濟上聯繫起來。報導指，資源已經被重新分配，賺取利潤的機會越來越多地流向內地公司或「愛國」的香港人。
新的管治模式甚至對一些建設性的批評亦提出質疑。當一些維權活動對政府計劃中的交通或住房計劃提出質疑時，「黨媒」就會譴責他們煽動「公民對政府的仇恨」，並將反對聲音標籤化為「軟對抗」。
外國政府和企業曾經認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價值能使其免受中國的高壓統治。但可悲的是現實剛好相反，黨的領導人更重視是對反對聲音的控制。因此《經濟學人》認同繼續追蹤香港的鎮壓過程是有實際意義，包括對香港多元化的壓制正揭示了統治者的野心和恐懼，以及他們認為有序社會所需的控制，這是香港對全世界的一個沉重教訓：作為了解共產黨世界觀的窗口，這座城市未來的命運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