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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來。各種數字反映了經濟的停滯，但還有一個更為深刻的擔憂。中國消費者和企業正在對政府是否有能力察覺並解決經濟中根深蒂固的問題失去信心。
如果習近平主席的政府不能解決這一根本問題，那任何其他措施都很難阻止經濟持續惡化。
習近平的政府將國企置於私營部門之上，而國企緊貼中國共產黨的路線，並受政府直接控制。像螞蟻集團這種金融業務蒸蒸日上的科技企業則被認為過於龐大和強大，已被迫分拆為更小的部門，如今也受到了國家的更多管控。立法機關修改了憲法，允許習近平延長執政期限，加強了他對權力的掌控，此後，打擊行動愈演愈烈，教育和其他部門的私企也不能倖免。
此外，在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緊張局勢日益嚴峻——可能影響中國繼續獲得全球市場准入和技術——的情況下，政府對外企明顯敵對的姿態都在加劇信心的喪失。
在新冠「清零」政策日漸難以維持的情況下，政府依然不願變通，後來又在去年12月突然逆轉了這一政策，進一步削弱了民眾對政策制定過程的信心。
過去一年私人投資的降溫和家庭消費的疲弱都明顯反應了信心缺失的問題。家庭增加儲蓄，減少在汽車等大件商品上的支出，都說明了民眾對經濟前景的擔憂。
隨著資本外流以及外商在華投資意願下降，中國的人民幣正在貶值。
在我最近的一次中國之行中，政府和企業家之間令人擔憂的認知失調已經變得很明顯。令人驚訝的是，北京官員對經濟似乎相當樂觀，並宣稱近幾個月的舉措足以讓企業家相信，他們對經濟做出的重要貢獻已經得到認可。但另一方面，企業家認為政府的行動比發言更能說明問題，削減成功企業規模的做法清楚表明了政府對私企的敵意。
私營部門對保持經濟運轉至關重要是事實，但北京似乎只願勉強承認這一點。勞動人口正在萎縮，這使得生產力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驅動力。以私企為例，它們讓中國成為數字支付全球領軍者，其創新性和生產力往往遠遠超出僵化的國企。政府要鼓勵本土創新並實現高科技和綠色技術的經濟轉型，不能僅依靠大型國企。
中小企業——特別是在勞動更密集的服務業中的企業——對緩解就業壓力同樣重要。儘管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快速增長，但其經濟未能創造大量新崗位，因為大部分增長都來自製造業投資，同時政府還一直在試圖解決國企臃腫冗員的問題。在經濟增長放緩之際，這成了一個尤其值得擔憂的問題，譬如青年失業率的飆升就可能影響到社會穩定。
在習近平治下，愈發集權且往往反覆無常的政策制定也損害了民眾的信心。以房地產行業為例，北京長期以來都依賴該行業作為經濟增長的關鍵來源，但投機猖獗，部分原因在於政府政策推動了抵押貸款融資的可得性。中國政府給房產去泡沫是合理之舉，這包括限制購買多套住房的貸款融資和收緊貸款資格。
一些開發商告訴我，他們能理解政府這些行動背後的道理，但是某些政策的變動是一種突然的方式進行的，沒有給他們留出多少時間去調整。據報導，這導致房地產價格和建設活動的劇烈下滑，為此政府現在又在逆轉某些禁令，試圖做出補償。一些唐突的政策改變對提升信心肯定沒什麼益處。有一種看法是北京的官員「不食人間煙火」，沒有充分認識到他們的態度和政策會給商業帶來什麼影響。
私營企業看到令人擔憂的言論，認為這可能會產生實際的後果。習近平於2021年提出了「共同富裕」倡議，官方說法是該行動旨在平息民眾對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加劇的不滿，而在成功的企業家看來，這是在直接針對他們。這項倡議帶來了監管和反腐打擊行動，用來對付私企乃至銀行，甚至不遵循黨的路線的政府官員。
面對日益加劇的青年失業問題引起的擔憂，政府的回應是暫停公布相關數據。這樣的舉措似乎表明，政府認為信心的受損是源於壞消息的傳播。同理，儘管商品和服務價格的下降顯然是由於需求的疲軟和部分產業的產能過剩，但政府還是否認了通縮的說法。中國以外的投資者和分析師近日反映，他們在使用萬得信息網的部分服務時遭到限制，這個收集企業和金融數據的私有資料庫此前曾提示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擔憂。
雖然沒有公開承認經濟局勢的嚴峻，但有跡象表明，中國政府清楚，國內外種種困難的正匯聚成一個通縮漩渦，並且會越來越難以逆轉。
央行近日降低了利率，但如果家庭和私企對未來沒把握，更便宜而充裕的信貸並不能讓他們增加支出。此舉還可能加劇貨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削減所得稅和加強健康與教育支出可以對家庭消費有少量的促進。然而這些措施恐怕充其量只是起到創可貼的作用。
真正的挑戰在於政府需要明確承認，如果不能與私營部門建立強有力的關係，那麼讓經濟做出高科技轉型，從而產生更多的生產力和就業增長是不現實的。政府需要用支持私營部門的切實舉措來表明他們的確是這麼認為的，這包括了金融部門的自由化，從而將更多資源引向私企而不是國企。信息和決策過程的透明會對政府有很大幫助。
習近平主席可能青睞一種指揮控制系統，但他正在領教到，私營部門的信心是最難控制的。而這種信心對他實現他的中國經濟願景至關重要。
Eswar Prasad是康納爾大學教授、也是布魯金斯學會的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