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1947年生於浙江義烏，197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系，曾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訪問研究。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講座教授、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現任台灣政治大學講座教授，中國美術學院南山講座教授。劉青峰，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創刊編輯、前主編。畢業於北京大學，先後在鄭州大學中文系任教、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工作；1980年代活躍於學術文化界，任《走向未來叢書》常務編委，著作《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以靳凡為筆名發表中篇小說《公開的情書》；1989年之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作為中國為數不多的學術伉儷，他們擁有共同志趣，學術研究方面長期合作，出版了諸多著作，尤其在系統論和觀念史領域建樹頗深。
到台灣政治大學任教
我和青峰到台灣是命運的安排。我們建立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資料庫"在學術界很有名，台灣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政大"）中文系教授鄭文惠專門帶一個小組來參觀學習。在得知我和青峰將於2008年退休後，他們希望我們能到政大任教，將有關研究引進台灣學術界。我們總覺得對思考中國前途、反思歷史並為中國文化尋找出路來說，海峽兩岸暨香港的生活經驗將極有助益。在一定程度上，大陸（內地）、台灣和香港是中國社會現代轉型呈現出的複雜性的縮影。香港作為英國占領地在100多年中吸收了西方政治社會的經驗。台灣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儒家傳統，同時又完成了現代轉型。三地歷史經驗可以互相補充。實際上，海峽兩岸暨香港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因此，我們接受了政大的邀請。
2008年9月1日，我正式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到政大任講座教授。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讓我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在我退休前幾年，最令人操心的不是學術研究，而是我任主任的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預算。2009年3月，我們從香港搬家到台灣。讓我至今難忘的是，我們家的狗"皮皮"從台大獸醫院隔離處回到政大宿舍化南新村之後，高興得樓上樓下亂跑。雖然我以前多次來過台灣，但真正對台灣有感覺是到政大工作以後。
我對台灣最大的感觸有兩點。一是台灣學生很優秀。在香港中文大學我是研究講座教授，故而沒有學生。台灣學生不僅有很紮實的中國傳統文化根基，還對用資料庫進行思想史研究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對我來說，組織研究團隊，帶領學生開拓數位人文研究只有在台灣才能做到。與台灣碩士生、博士生共同研究的日子，也成為我和青峰一生中最美好的工作記憶之一。一般每周二晚上，我們會一起討論如何將關鍵詞分析運用到中國思想史研究中，聽完學生的匯報已是晚上10點。我和青峰離開憩賢樓辦公室，穿過依然熱鬧非凡的街巷回到新光路的家，皮皮在等著我們。
二是台灣人很迷惘。面對大陸經濟的發展，有些人開始喪失自信心。20世紀7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80年代台灣開放黨禁，完成民主轉型；進入21世紀以後，台灣經濟發展停滯，政治體制上的特點因島內意見紛爭而不再引起人們的注意。在我看來，這些都是短期現象，但在學術日益專業化、人的視野日益狹窄的今天，要看到宏觀趨勢反而不容易。
我在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曾來台北故宮博物院看藏畫，那是我們新光路的家最熱鬧的時候。我和青峰為兩岸的學生準備晚飯，皮皮則興奮得不知道應該去親近誰才好。我家院子裡本來就有一棵桂花樹，有一次我和青峰買了一盆白蘭花回來，青峰提議將它種到院子裡。想不到不到一年，白蘭花樹蔭已高過屋頂，並四季開花。
我和青峰認為在漂泊歲月中的思考需要進行總結，並打開更寬廣的思想空間，而不應在香港的海邊或台北的鬧市過退休生活。青年時代，我們通過對超穩定系統的研究，開始認識到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獨特性。在香港期間，我們不斷深化中國視角，並比較中西社會的現代觀念。與此同時，我們感覺到西方學術這潭水很深，不太敢講全人類普遍的歷史。就我的本心而言，最終的目標是人類文明史的研究，即探討不同文明的演化以及現代社會的起源。
2008年我完成《歷史的巨鏡——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一書。該書初步提出了一個研究綱領，將中國文化和社會變遷的歷史放到軸心文明演化中加以理解。2009年搬到台北之後，我沒有覺得其有進一步展開的必要，因為我和青峰已在專業範圍內從事規範性研究太久，與其去建立大歷史觀，不如多做一點求實的研究。當我們游弋在人文世界中時，耳邊有時會迴響起青年時代看過的電影《鴿子號》插曲的歌詞："駕著船兒去遠航，趁現在還有風景可看，趁世界還是自由之鄉。"這時，我並沒有感受到從哲學上探索開放社會的迫切性。
大歷史觀的痛苦
自2011年起我不在政大教課了，但仍做著課題研究。之後，我日益感到自己應該從專業和細節研究中擺脫出來，再次關注思想和宏觀歷史。於是我和青峰又開始漂泊了，在台北、杭州、北京和香港之間穿梭。我們總覺得有一些更重要的事等著我們去做，但又說不清自己的目標是什麼。我們這一代人正在老去。在和台灣朋友的交往中，我們深感他們對這片土地的熱愛。特別是1949年來台的知識分子，他們對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他們在這裡留下的腳印，以及他們和台灣水乳交融的感情，令我們十分感動。但是，我們又清楚地意識到，我們不可能像他們那樣。
我們總是處於不能自拔的悖論之中。一方面，我們認為自己的身份認同不是大陸（內地）、台灣和香港三個地方可以界定的；另一方面，我們又是中國人，以探索中國文化前途為生命的意義。我們是無根的中國知識分子。我和青峰常用"在暮色中匆匆趕路"來形容自己的生活。中國人很少有像我們這樣的，在老年來臨之時仍在做毫無限定的、自己也說不清的探索。我們不知道哪裡是故鄉，也不知道要到哪裡去。人的生命就像射向黑夜的箭，將消失在茫茫的暮色中。
即便如此，我和青峰還是決定搬回大陸居住，一方面青峰實在不能適應台北過於潮濕的氣候，另一方面是我們的父母都已90多歲了，每當接到杭州老家的電話，我都心驚肉跳，擔心老人出現意外。此外，我還在中國美術學院任教。在杜軍的邀請下，我和青峰住進了北京西郊的西山書院。2011—2013年，青峰的母親和我的父母分別過世，能陪伴他們走完生命最後的歷程，使我們不留遺憾。
回大陸定居後，有一件事情出乎我們的意料。在朋友的支持下，我們開始給企業家和非學術界的思想愛好者做系列學術講座。在和他們的交往中，我們第一次覺得自己並不是無根的。他們和我們一樣，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傳人，還是中國文明走向現代之路的探索者。日益精細化的分工，既是今日大學學術研究最大的優勢，也是其最致命的弱點。當專業的深入成為學者的主要追求時，專家往往看不上知識的整合，特別是將高度整合的人文歷史向外行講述。然而，正是在上述系列講座中，我們發現了應該進一步研究的新方向。因為在給非學術界的朋友授課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針對今日世界和中國的問題，把自己以往的研究貫穿起來，提供一種新的視野。這既是一種立足於觀念史—系統論的大歷史觀，也是對現代社會起源和未來走向的鳥瞰。在持續幾年的講座中，我和青峰完成了中國思想史的整合，完成了《中國思想史十講》的草稿。此外，我還完成了《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一書的寫作。我從青年時代就在尋找的大歷史終於顯形了！
完成上述工作之後，我理應感到高興，實際上卻陷入一種深深的憂慮之中。我向來把大歷史研究作為一種發現，即研究者在得到大歷史觀後，能夠看到之前看不清的東西。我早就認識到現代社會是軸心文明的新階段，但對現代社會往何處去的看法是朦朧的。我通過寫作《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一書發現：軸心文明起源的本質是將不同類型的終極價值追求（終極關懷）注入社會，形成不同的超越視野，包括希伯來救贖宗教、印度解脫宗教、古希臘與古羅馬的認知理性和中國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傳統文明。其中，古希臘與古羅馬的認知理性因最終證明無法提供超越生死的意義，與希伯來救贖宗教結合，形成西方天主教文明，其在現代性起源過程中又進一步演變出現代科學。總之，這些超越視野使得個體能夠從社會中跳出來，成為獨立的存在，即實現超越突破。正因如此，文明在演化中不會滅絕，人類才有如此輝煌的現代文明。但是，我發現終極關懷在現代社會是不穩定的，它日益遭受現代科學的衝擊，以致最後有可能解體。換言之，終極關懷正在日益喪失其真實性。
大歷史研究的意義在於，它可以使人們透過紛亂的表象看到文明的結構。在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終極關懷慢慢退出社會，這件事人人皆知，但唯有透過大歷史觀才能理解其後果有多可怕，因為這意味著人類文明將回到超越突破以前的狀態。無論科技多麼高超，經濟多麼繁榮，沒有超越視野的文明終將難逃滅絕的命運。如果我通過大歷史研究得到的結論是對的，則意味著現代社會是不穩定的。這種憂慮終於轉化為大歷史觀的痛苦。
我深知實然不能推出應然。迄今為止，應然世界都建立在終極關懷之上，因此現代社會不能沒有終極關懷。在現代社會，終極關懷和現代科學之間存在著日益嚴重的衝突，其後果是終極關懷退出社會以及價值基礎的土崩瓦解。終極關懷和科學的衝突必須消解，因為人類不可能再去尋找新的終極關懷了。更重要的是，現代價值不能以終極關懷作為基礎。換言之，要建立穩定的現代社會，終極關懷必須純化，[4]即化解它們和現代科學之間的緊張關係。與此同時，終極關懷還必須和現代價值分離。這一切並不是所謂"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所能實現的。如果不能實現上述變化，20世紀現代社會經歷的浩劫會以新的形式一次又一次地捲土重來。
大歷史研究帶來痛苦的根源在於，明明知道大倒退將會發生，卻不能阻止它。歷史學家常說，歷史給人類最大的教訓是那些我們不大記得的教訓。事實何止於此，歷史真正的教訓是人總是會忘記歷史的教訓。這必將導致過去的苦難再一次重演。對此，我們難道真的無能為力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在各種場合用艾薩克·阿西莫夫《基地》的故事來隱喻這種大歷史觀，我真不知道一個歷史學家還能做什麼。作為一個思想者，我最終選擇相信思想本身的力量。無論未來有多麼晦暗不明，只要遠方存在著光，就應該向光明走去。思想者要做的是將這種探索進行到底，而不是等待。其實，正如歷史不是講故事，歷史學家要做的也不是為未來建立文明復興的基地，而是去發現歷史真實，以改變當代人在歷史面前的盲目性。然而，對此我應該去做什麼？我又能做什麼呢？最終，我選擇回到現代社會的價值基礎這一世紀難題的哲學探索之上。事實上，如果出現現代社會大倒退，其根源正是人文（終極關懷）的真實性日益消解，以及科學異化為科學烏托邦。
（本文摘自金觀濤《消失的真實》一書，標題為編者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