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間，康生在寫給趙萬里的一封書信中提到了陳寅恪：
趙萬里先生：
多日未見，聞大小忽雷已購到，未知傳奇鈔本亦購得否？茲有數事請教：
王靜安先生遺書久購未得，今書店送來一部，大概是三六年版本，印得還好，索價一百二十萬。此書是否不易找到，價目是否貴些？
記得似乎有一刊物說：陳寅恪先生對會真記之研究，曾著有專文。不知此文載於何書？
近得一楊升庵評黃嘉惠校董西廂舊鈔本，想找一黃嘉惠原刊本校對一下。不知何處存有此本？以上數事，如知盼告！
有暇時請來一敘，此頌
文祺！
回示可寄北京醫七號樓
康生
十月十九日
信是1953年寫的，信中所提及的大小忽雷，是兩件著名的古代樂器。在清末時為貴池人劉世珩所藏。劉世珩在收藏大小忽雷前，從江陰人繆荃孫處得到了《小忽雷傳奇》的鈔本，他校訂後，編入《暖紅室匯刻傳奇》刻印出版。後來機緣巧合，劉世珩竟先後得到了小忽雷和大忽雷原器。劉世珩去世後，大小忽雷歷經輾轉被劉晦之購得，1953年又轉歸故宮博物院所有。
康生信中所提王靜安（王國維）遺書，「索價一百二十萬」，應該是指舊幣，折合新幣是120元。
關於大小忽雷，陳寅恪先生也是熟悉的。他1964年曾有詩作《題小忽雷傳奇舊刊本》。康生想看陳寅恪對《會真記》研究的文章，是因為康生對研究戲曲有興趣。
幾年後，康生出院開始工作。他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寫了一封信，漫談關於古典文學作品的出版問題，這封信後來被刊登在1958年6月23日的《光明日報》上。康生在信中表達了一些學術觀點，比如《董西廂》各本之間沒有什麼版本差別，不必作繁瑣校勘，《王西廂》在文字上有許多笑話等等。但話說著說著便抄起了打人的棍子：
在我看來，要真正研究董、王兩西廂，不將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教授文人以及他們所捧為權威的王國維等人的各種謬論徹底打破，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就不可能知道何為精華、何為糟粕，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好的研究。
如此看來，康生欲購王國維著作，目的是買來供批判用的。他想了解陳寅恪對會真記的研究，也應該是出於同樣的目的。
話一旦上升到階級分析的層面，將單純的研究者視為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教授文人，這學術文章就沒法繼續往下寫了。
但陳寅恪畢竟在史學界名氣很大，康生想要取而代之成為新權威，也不是僅僅靠棒子、棍子就能做到的。出於一種居高臨下的心態，他想見見陳寅恪的真面目。
1962年康生路過廣州，提出來想見陳寅恪一面，校長辦公室與陳宅聯繫。陳寅恪心知康的來意，又適逢此時病了，正在臥床休息，遂婉言謝絕了。辦公室人員試圖說服陳家人動員陳寅恪接待一下，沒有成功。康生只能悻悻作罷。
後來，有人將這件事同陳寅恪《論再生緣》的出版受阻聯繫起來，認為與康生的報復作梗有關。
《再生緣》是清朝中葉的一部「彈詞」作品，作者是杭州女詩人陳端生，全書講述了元代成宗時期，尚書之女孟麗君與都督之子皇甫少華兩人悲歡離合的故事。
《再生緣》約60萬字，藝術成就十分出色，文辭優美，敘事生動，描寫細膩；藝術結構上獨具匠心，故事情節波瀾起伏，引人入勝。尤其在人物的心理描寫方面，以細緻深刻見長，這在中國文學史中是很少見的。
陳寅恪稱此書為彈詞篇中最優秀的作品，是可以和印度、希臘有名的大史詩比肩的篇章。陳寅恪深受此書震動，特地在晚年時期創作《論再生緣》加以肯定。以往的中國古代小說都是分篇講述故事，長篇小說往往如同多個短篇的彙編，各篇相對獨立，連《紅樓夢》、《儒林外史》等經典都存在這個現象。而《再生緣》卻不同，整篇就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環環相扣，讓人愛不釋手，恨不得一口氣看完。這種布局結構，顯露出陳端生的絕代天才，理應獲得足夠重視，肯定她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的獨特地位。
郭沫若對《再生緣》一書也持高度評價，將其與《紅樓夢》一書並稱為「南緣北夢」。他在1961年8月7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序〈再生緣〉前十七卷校訂本》一文，喟嘆《再生緣》值得重視卻長久地被遺忘時說：
不僅《再生緣》被人看成廢紙，就連陳端生的存在也好像石沉大海一樣，跡近湮滅者已經一百多年。無怪乎陳寅恪先生要那樣地感傷而至於流淚了：「彤管聲名終寂寂，……悵望千秋淚濕巾。」這是很令人扼腕痛惜的事。
即便有兩位學術大家如此不遺餘力的推薦和高度評價，郭沫若的《再生緣》校訂本和陳寅恪的《論再生緣》一樣，都遭遇了不能出版的變故。
這不能出版的背景，源於當時的對外政策。1963年7月13日中宣部《關於出版工作座談會情況和改進出版工作問題的報告》裡有這樣的話：「在我國古籍和近代人的著作中，凡是以描寫征服鄰邦的歷史事件為主要內容的，如《再生緣》《薛仁貴東征》等書籍，不得重印公開發行」。
在今天看來，將《再生緣》這類古籍列為禁書，很難讓人理解，但當時的決策者就是這樣認定的。
1961年3月29日，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組組長齊燕銘，曾在金燦然請示向陳寅恪約稿的信後批示道：
可由中華書局提出向陳約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因中國古代史常有把這些國家作為藩屬和文中帶有污辱話的情形，今天發表容易引起對方不快），請其慎重處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此外問題隨其任何論點均不必干涉。
齊燕銘的這個批示總體還是比較溫和的。但康生對待陳寅恪《論再生緣》的態度，就不是這般客氣了。
據中宣部幹部黎之回憶：有一次，周揚正在教育樓主持部分文藝領導人會議，康生突然闖了進來，站著說：那個「孟麗君」可不能再宣傳了，那裡面講打朝鮮，朝鮮方面有意見。他講完就走了。
當時，康生是主管文教工作的高層領導，周揚等人都得聽命於他。他走進來居高臨下一說，等於是宣布聖諭，直接就將陳寅恪的新著《論再生緣》給槍斃了。
有學者後來據此分析說，因為他要見陳寅恪，陳寅恪不見他，康生為此心懷恨意，趁研討出書的機會，給了陳寅恪一個報復。
總之，處在當時的社會背景，像郭沫若、陳寅恪這樣的學術大家，想要出版書籍也要經過層層關卡。1966年3月，中華書局總編輯室編印的《情況反映》第3期中，有一篇文章談到陳寅恪書稿的出版問題。
文章說：經多次審讀後，對該稿能否接受出版，感到困難，現已向上海市出版局提出初步處理意見，即：對一般屬於學術性質的問題可不予刪改。凡作者以自己的敘述文句論及有關涉外、誣衊農民起義、大漢族主義和大國主義、崇外思想等處，酌加刪改，或用引號以資識別；對作者所引史料，除特別嚴重的如征東條等須處理外，一般不予改動，但需在《出版說明》中作適當說明。
一部書稿，在數年時間，一直就在這樣的「審讀」中滑過去了，書稿卻始終未能付印出版。適逢文革，就更是遙遙無期了。
如果要追本溯源，《論再生緣》其實早在1954年就完成了。論文定稿後，陳寅恪就油印了若干冊，其中數冊交中山大學存檔。
1959年，在陳寅恪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論再生緣》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一經發行，即轟傳海外，引起各方議論。1960年，此消息傳回大陸，廣東和北京方面這才知道，有《論再生緣》這本公開出版的書籍。
中山大學在得到了一本香港出版的《論再生緣》後，開始追查書稿是如何流出境外的，凡接觸過書稿的人都在排查之列。查來查去，查到了章士釗頭上。1958年8月，章士釗去香港途中，路過廣州，專程來中山大學拜訪過陳寅恪。陳寅恪以油印本《論再生緣》相贈。據此分析，很可能是章士釗帶到香港的。章士釗和高層私交不錯，鑑於他的地位和聲望，不便追究，事情便不了了之。
大約在1960年11月至12月初，北京方面也得到了港版的《論再生緣》。很快，郭沫若就看到了陳寅恪的這篇文章，由此引發了他對《再生緣》的濃厚興趣。
從1961年1月至1962年1月，郭沫若將《再生緣》反覆通讀了4遍，查閱了三種版本，發表了九篇文章，兩次拜訪陳寅恪，進行了交流切磋。
這在當時掀起了一股熱潮，《再生緣》中的女主人公孟麗君，開始密集地出現在很多劇種的戲曲舞台上。就連我居住的四川內地小城樂山，京劇團也在上演連本的《孟麗君》。那時我正讀小學。
這期間，陳寅恪的《論再生緣》也列入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計劃。與此同時，郭沫若應中華書局之約，開始編輯《再生緣》前十七卷校訂本的校樣，以便同陳寅恪的書同時付印。
然而最終，兩人的書都沒有能夠出版。原因是上面發話說，《再生緣》宣揚元朝皇帝「征討朝鮮」，會傷害中朝友誼。
再後來遭遇文革，這一切就都被紅歌和樣板戲所替代了。
1969年10月，陳寅恪在批判他的大喇叭聲中病逝，臨終都不得安寧。
1978年，《論再生緣》首次在中國大陸公開出版，並沒有出現所謂「傷害」的聲音。
2023-0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