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被稱作「最牛歷史老師」的夥計說過一句話：某教科書連5%的真實都沒有。
他說的也許有許誇張，但至少在某些歷史事件上，我們的教科書沒有忠實於歷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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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40年4月10日，英國，倫敦、下議院。
一場有關大清國的辯論正在進行中。
據說，這場辯論是從三天前的4月7日開始的，到此時，已經辯論了整整三天了。
此時，執政的自由黨議員托馬斯·馬科維列正揮舞著雙手慷慨陳詞：「……義律先生命令在受包圍的商館的陽台上高高地掛起英國國旗……看到這面國旗，瀕死的人們的心，也會立即甦醒過來。因為這使他們想起了自己是屬於從不知道失敗、投降和屈辱的國家……在普拉希原野上為布拉克大廳的犧牲者復仇的國家，自從偉大的攝政宣誓要使英國人的名字比以前的羅馬市民更受人尊重以來，從不知道後退的國家!……」
馬科維列的講演之後，便是關於一項議案的投票，這個議案就是由內閣提交的「軍費協助案」，下議院要投票通過的這個議案是幹嘛用的呢？對大清國動武用的。
投票結束，片刻，公布投票結果：贊成271票，反對262票，議案以微弱多數得到了通過。
一個月後的5月10日，英國上議院也通過了這一議案。
對此，英女王維多利亞宣布：我們為自由貿易的原則開戰，不是為鴉片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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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上的一個初中歷史的題庫中有這一道題：
這道題想都不用想，答案肯定是C，也必須是C，但問題是這件事真的發生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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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有許多子虛烏有的「史實」，我們的媒體上也有許多替外國人編的瞎話，這個被歷史書鄭重其事地講給學生的「對華戰爭的提案」恰好也是其中之一。
2018年5月22日，《參考消息》刊載了駐倫敦記者杜濤撰寫的一篇文章——《英國議會通過「鴉片戰爭議案」為誤傳》。
文中講述，記者杜濤到英國議會檔案館，想尋找當年那份「鴉片戰爭議案」，一份決定近代中國命運的投票文獻。檔案管理員將一本1840年4月議會下院辯論記錄集放在杜濤面前，杜濤翻閱了每一份檔案，也沒有找到這份傳說中的「軍費協助案」，更沒有找到「271票對262票的微弱多數得以通過對大清開戰」的投票記錄。
杜濤找到的「271票反對對262票支持」的是一個與大清不大相干輝格黨人詹姆斯提出的「對政府的不信任案」。此提案抨擊當時的首相巴麥尊在對華政策上缺乏遠見、考慮不周。辯論記錄顯示，這份不信任案最終以「271票反對、262票支持、反對多於支持9票」的結果「沒有獲得通過」。
很顯然，這個誤傳大概率是張冠李戴了，如果是通過了，勉強還能扯到一塊去，可問題是沒有通過。
當然，從邏輯上來講，我們只能證明有，不能證明無。比如我們就說「拿破崙說過中國是一頭睡獅」了，法國人不承認也拿不出證據來，可問題是我們也同樣拿不出證據來，我們所謂的證據就是某傳記文學（《拿破崙傳》）中的一個未必存在的人物（花匠）的沒頭沒尾一句轉述，而不是確鑿的檔案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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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國當時的法律來看，「鴉片戰爭議案」是由內閣就可以決定的，根本不需要下院的議員們說三道四。
而事實上，就是在1840年4月10日之前的一個月，英國的艦船就已經駛向了大清國。
那時的內閣如果想向議會通報，也只是打個招呼，這事我已經幹了，你們就別瞎BB了。因為在英國政治體制的設計中，內閣享有一定對外軍事特權，可以不經過議會的批准，直接調動軍隊對外作戰。
2018年4月，英國首相特蕾莎在未經議會投票批准的情況下，下令對敘利亞進行空襲行動，這和1840年英國政府下令派軍艦到中國發動鴉片戰爭如出一轍。
當然，內閣與議會關係融洽時一般也會將法案提交議會決議：1982年4月，柴契爾夫人對阿宣戰，議會全票通過；2003年布萊爾派兵參加伊拉克軍事行動，也是經過了議會辯論投票表決通過後實施的，但這些不足以證明那個「271票對262票的微弱多數得以通過」的「鴉片戰爭議案」的真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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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1840年4月10日的那個英國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議案」大體上就是一個只要讀過初中的中國人就應該都知道的，而除了讀過中國的歷史教科的英國人都未必知道的議案，但鴉片戰爭卻是千真萬確地發生在了歷史的長河中，其痕跡之深，儘管經歷的一百八十多年歲月的沖刷，仍然是我們中國人心頭的一道深深的傷痕。
回首歷史，我們不應該如同怨婦一樣只是強調別人的不對，而把那個更為落後，更為腐朽，更為失信於人的清政府美化成無辜的赤子。
我們應該知道，當時的鴉片是合法的貿易商品，魯迅都說他小時候的藥店裡就將鴉片當作治病用的藥品售賣。雖然英國政府是禁止英國人吸食鴉片的，但當商人從中國的中間商「十三行」手中花十萬大洋買到一張進口許可證時，他除了販賣鴉片，無論販賣什麼都賠掉血本，如果你是西洋商人，你怎麼辦？
而林則徐所禁的煙，也只是從海上運來的鴉片，對於國內生產的鴉片並不禁止，因為那也是清政府的一項重要的經濟來源。
林則徐的虎門銷煙令英國人很惱火，英駐華商務代表義律說：「對於中國人之侵害行為，必須得到滿足與賠償，以此目的，捕獲中國船舶及貨物，自屬正當。如中國政府承認賠償，並行讓步，則英政府亦不為復仇而戰爭。」
然而，英內閣卻認為義律的表現太軟弱了，他們直接讓大炮來說話。
1840年6月，一支龐大的英國艦隊出現在了澳門的海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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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林則徐還沒有意識到他捅了一個大簍子，在他看來，英國人不敢對他的銷煙有過激的反映，因為大清國有卡英國人脖子的「大黃和茶葉」，如果這兩樣東西中國不給英國，就像一百八十多年以後美國不給中國5G晶片一樣，甚至更為嚴重，英國人會通通地大便乾燥而死。
既使是英國人打了過來，林督也是不害怕的，因為他知道，英國人的腿打不了彎，在船上打炮還可以，一旦上了岸，隨便一個清兵就可以干翻他十幾二十來個，就是婦女兒童也輕鬆地抓幾個洋鬼子。
當定海失守的消息傳來時，林則徐正在翻閱一本他剛剛弄到手的英文書《外國關稅策略和習俗文摘》，正為裡面所談到的難以理解的名詞和拗口的外國人名而頭疼不已。儘管如此，他還是硬著頭皮讀下去。由此可見，林督比我們今天的許多人還要開化的是他從不固步自封，當他意識到自己從前認知的錯誤時，他肯改變自己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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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雖然有著時代帶給他的局限性，但仍是中國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鴉片戰爭之後，他成了替罪羊，但也正這個讓他對自己和自己的國家以及國家的對手都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裡，他呼籲國家加大開放的力度，他認為如果再不向西方學習，這個國家就真的沒有了希望了。
不過在他碰了一串釘子之後，他再寫信給朋友說這些話時，信末還特意加了一句，我跟你說的這些話，「你不要給別人看」。
林總督是值得人們尊敬的，只他的一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就足以受我一拜。
我前些日子去新疆，在天山南北尋找他的足跡，向他表示我的敬意。
但我們還是不能複製他，因為他再偉大也不足以以擺脫時代加給他的思想和精神上的桎梏。1840年4月10日的那一場英國下院的辯論無論是有還是沒有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都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要吸取的教訓不僅僅是自己要更強大，還要更文明，而最高級的文明就是信守契約。
剛剛在網上看到了一個小視頻，那視頻中一個女子在盛讚一個毒販子，因為那毒販子說他只把毒品賣給外國人，他是在為先人們報仇。
令人驚訝的是評論區里一片讚揚聲，稱他是民族英雄。
我想說的是，如果你的祖先與魯迅的先人一樣從中藥鋪里買「福壽膏」回家吸食，你還有什麼理由要去報復那藥品的供應商呢？今天的許多藥品里仍然有罌粟的提取物，莫非那藥店你也要一把火燒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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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從歷史事件中汲取教訓，而不是培養仇恨。這世界有幾個國家能像俄外長老拉頭那樣能自信地說我們大俄歷史上從來沒有侵略過外族呢？你說你八十年前的屈辱不能忘，那人家憑什麼就要忘掉八百年前的屈辱呢？國家與民族之間冤冤相報，那還有個完麼？
那些今天要滅了這個，明天要滅了那個的蔡洋們，正常人誰還敢和你交朋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