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伊始的幾個星期里，中國武漢市新華醫院的一位放射科醫生看到了麻煩越來越大的跡象。他是土生土長的武漢人，有29年的放射科經驗。他的工作是做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簡稱CT，察看病人的肺部是否有感染跡象。
到處都是感染。「我從沒見過傳染這麼快的病毒，」他告訴調查雜誌《財新》的一位記者。「這個增長速度太快了，太駭人了。」
「醫院的CT機每天超負荷運轉，」他還說。「機器都累癱了，經常當機。」
但是在2020年初，中共當局卻向中國人以及世界隱瞞了這一混亂的景象。在2019年12月31日，當局承認出現了27例「不明原因的肺炎」，2020年1月3日則表示有44例已經確診的病例。1月5日，武漢衛生健康委員會報告了59個病例，然後在1月11日又突然把這個數字降到了41例，並聲稱沒有證據顯示病毒會人傳人，也沒有醫生染病的現象。
這個說法是個謊言。
那時冠狀病毒已在肆虐。前述放射科醫生所在醫院以及其它醫院的醫生正在感染得病。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把社會穩定置於一切之上。他們害怕任何社會恐慌的跡象，害怕承認黨國執政者對局面控制不牢。武漢地方當局以及北京當局對病毒情勢做了隱瞞，尤其是因為1月6日至17日期間武漢市和湖北省相繼在省會武漢召開「兩會」—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及人民代表大會。
隱瞞一貫是共產黨執政的一個主要工具。它壓制獨立媒體，審查網絡新聞和消息，向人民隱藏重要信息。了解真情的武漢醫生害怕說話。中國直到1月22日才披露病毒的人與人傳播，但是到那時，疫情已經蔓延。在接下來的三年半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官方統計，新冠疫情在全球奪去了將近7百萬人的生命。真實的死亡人數估計可能高達這個數字的兩三倍。
Washington Post staff illustration; photos by Getty Images and iStock
這篇社論是《華盛頓郵報》考察專制主義內部運作的系列文章之一。之前，我們探討了獨裁統治如何利用社交媒體，如何製造假信息，以及獨裁者之間如何分享策略。通過一線醫生和其他醫療人員在艱難應對一種前所未見的病毒時的親身經歷，檢視中國的專制體系如何處理一次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在一個必須有信任與透明才能挽救生命的緊要關頭，中共當局卻掩蓋事實並撒謊，直到今天他們仍在這樣做。
在武漢，那位放射科醫生意識到了病毒在人傳人。1月16日，他私下向一個同事表達了對疾病爆發傳染的擔憂。同事含淚回答：「武漢將因此載入史冊。」
醫生被封口
Medical staff members transfer patients to Jin Yintan hospital on Jan.17,2020, in Wuhan, China.(Getty Images)
在任何一場病毒抗擊戰中，信息的快速流動至關重要。中國在2003年非典（SARS）流行時吃到了苦頭，國家的隱瞞阻礙了應對措施，在中國和境外，8,098人染病，774死亡。非典過後，中國建立了國家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NNDRS)，提供網絡實時病例報告。從地方醫院到北京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這個系統可供各級醫療衛生機構查閱。中國官員當時信心滿滿地說，這個新的系統「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可以在數小時內報告監測到的疾病。
國家疫情網絡直報系統的主要目的是報告監測到的疾病，起到預警作用。尤其是，中國一直在監測諸如非典那樣的危險的傳染病毒，並且專門將之列為一類，叫做「不明原因肺炎」（英文縮寫PUE）,或者說來源不明。中國疾控中心每天監測網絡直報系統的動向。如果在一個地點發現五例以上「不明原因肺炎」，疾控中心就應派出一個特別小組進行調查。但是根據有些描述，「不明原因肺炎」報告系統里太多誤報，報的病例到頭來是別的狀況。要在系統內做一個報告，一名醫生或醫院一名指定人員必須填寫一張電子「報告卡」；僅僅打電話或通過其它方式報告是不行的。
內部報告與公眾告知是兩回事。公共披露由共產黨掌控。這個權力掌握在地方、省、中央各級的衛生健康委員會，最終則在中國最高行政機構國務院。中國的主要建制機構，包括醫院，都有黨組織的領導。在衛生領域，中國疾控中心只有就一個事態提供意見的權力，而沒有決定應對措施的權力。
2020年1月，就在病毒大流行的時候，這個系統卻失靈了。這一點可以從相關文件以及中國記者做的採訪中看出來。儘管中國嚴格限制新聞報導並且有審查機制，這些文件和採訪展現了醫生和醫院艱難應對的景象。一個名叫「新冠病毒非中心化完全自治搜索團隊」（簡稱DRASTIC）的研究人員一直在探求病毒起源，這個團隊中的吉勒斯·德曼尼夫（Gilles Demaneuf）將這些文件和採訪彙輯並翻譯成了一份193頁的報告，並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新病原體來源科學諮詢小組做了分享。我們也獲得了這份報告。報告的調查結果得到了多方面的佐證，包括信息公開組織「美國知情權」的披露、美國媒體報導、以及國會調查報告。
我們在去年發表的多篇社論中指出，在2019年11月和12月，病毒早於中國承認的時間便開始傳播；中國如何在2019年12月底便進行了病毒基因排序；我們指出了未向中國和世衛組織聯合專家組報告的病例。我們至今不確切知道疫情是怎麼開始的、從哪裡開始的，是動物傳人還是實驗室泄漏。但是到2019年12月底，病例越來越多，在武漢引起了警覺。基因排序顯示，病毒與近20年前在中國引起恐慌的非典病毒非常相似。
在中國，人們有病恙時常會先去小診所診治。需要進一步診治時，病人再前往一級、二級、或三級醫院求治。武漢市中心醫院是大型市級頂級醫院之一，提供複雜的醫療和先進的醫療培訓和研究。它的主院區在離長江不遠的南京路，它的分支醫院後湖院區在華南海鮮市場附近。華南海鮮市場是個出售海鮮以及飼養野生動物大型市場，活的和冷凍的均有，那裡成了這個新病毒的一個高傳染場所。武漢市中心醫院是中國疾控中心的一個哨點醫院，是監測中國中部傳染病爆發的一個哨點。
到2019年12月30日的時候，這兩個院區都已經開始接診感染了此種新病的病人，其中後湖院區有7例，有幾例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這時其它醫院也開始有咳嗽和其它病毒感染症狀的人前來看病。
那天下午3:10，政府行政部門武漢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了一個「緊急通知」，要求各醫療機構報送「不明原因肺炎」的救治情況。當天下午6:50，武漢衛健委又發了一個通知，要求「未經授權任何單位、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救治信息」。
那天晚上在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看到了一個病人的病歷報告，其病症與非典極其相似。他在微信醫科大學班級群中分享了這個信息，提醒大家讓家人親人注意防範。「確診了7例 SARS，」他寫道。2020年1月1日，李文亮和另外七名醫生被警察傳喚。他被指控「造謠」，「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他因為這一「違法活動」而受到警察的訓誡，並簽名承諾不再這樣做。
另一方面，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對感染越來越憂慮。她提醒醫院管理部門，醫院收治的病人當中有一個病人在華南海鮮市場附近開診所，收治了許多發熱病人。艾芬堅持認為正在發生人傳人現象。她要求她手下的醫護人員開始帶N95口罩。這引發了更多人的警覺。醫護人員意識到，這意味著病毒正在傳染開來，可能會威脅到他們以及任何人。
A mural depicting Ai Fen, painted by artist Amanda Newman, on April22,2020, in Melbourne, Australia.(Robert Cianflone/Getty Images)
1月2日，艾芬受到了醫院黨委書記蔡莉的訓誡，後者指責她造謠生事。這位急診科主任說，她被警告不許通過簡訊或微信談論病毒，與其他醫生只能當面口頭提及。武漢市中心醫院的其他醫生也收到了類似禁令。口罩成了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在醫護人員抗議後，醫院領導層允許三個科室的醫生戴口罩：急診科、呼吸科、重症加護病房，但下令其它科室的人不許戴口罩，包括婦科、泌尿科、心臟科、眼科、以及超聲波。這些科室里的許多醫生在毫無保護的情況下被感染。
同樣在1月2日，中國冠狀病毒主要研究機構武漢病毒研究所向員工發出一份內部郵件，警告員工，「所有與此次疫情相關的檢測、實驗數據以及結果、結論，一律不得在自媒體和社交軟體公布，不得向媒體（包括官方媒體）、合作機構透露。」
新華醫院的那位放射科醫生說，對李文亮和另外7位醫生的查處「真正震懾住了我們。」他接著說，「這件事對醫療界的封口起到很大作用。…【我們】大多不敢公開發聲，怕被警方傳喚。」
但是他在新華醫院看到了真實情況。這家醫院的前身是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他回憶說，1月5日剛開始時，他每天看到2-3個肺部感染影像，然後逐日升高。之後「突然就呈現倍數增長」，到每天30個，而且每隔三、四天就翻一倍。他說，到1月11日，「單位陸續有醫護人員感染。」政府仍然沒有通報人傳人感染，也沒有公開醫護人員感染的情況，但是病毒已經大面積爆發。「醫院裡擠滿了人，局面有點混亂，」這位放射科醫生說。
「我們醫院門診擠滿了大量住不進醫院的疑似患者，」他說。「有病人下跪哀求醫生收治他。」
當局只給公眾提供了一鱗半爪的事實，而且連續數日不更新感染數字，不做防護提醒。在武漢，熙熙攘攘的人群參加了一個社區「萬家宴」，成千上萬人開始了春節旅行。
但是中國政府最高層知道真相。據美聯社獲得的一份通報，1月14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在一次全國各省市區衛健委主要負責人視訊會議上承認，這次疫情嚴峻而複雜，是「自2003年非典以來最嚴峻的挑戰。」
『所有人都在捂蓋子』
People wearing masks to help stop the spread of a virus that began in Wuhan wait for medical attention at Wuhan Red Cross Hospital on Jan.25,2020.(Hector Retamal/AFP/Getty Images)
中國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就在最需要它的時候卻失靈了。部分原因是混亂和行政管理上的無能。在最初幾周，到社區發熱門診看病的人被送回家，或者轉到上一級醫院，這些病例極有可能根本沒有產生「報告卡」，從而未被登記到直報系統里。另一方面，到三甲醫院住院，費用很高，很多病人可能不太想去。此外，許多一線醫生沒有使用直報系統，或者拿不準是否報告一種沒弄明白原因的傳染病。高層衛生官員傳達了矛盾的新病例定義標準—剛開始的時候，只有跟華南海鮮市場有接觸史的病例才符合上報標準，但是在出現了許多沒接觸過華南海鮮市場的病人後，這個上報要求才被停止執行。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2020年1月的頭幾周，高層官員有意拖延報告病例。
衛生官員警告醫生不許書面上報，只能口頭上報，這馬上阻撓了國家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的作用，因為直報系統只接受書面電子「報告卡」，而報告卡只能由醫生或者醫院內指定的工作人員、如公共衛生科人員填寫。正如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一位人員所說，「沒有書面報告，沒法上報，嘴上說的也不算數啊。」
根據新華醫院那位放射科醫生，衛生官員還限制了檢測病毒樣本的數量。病毒檢測數量少，質量差；在那個階段，中國既沒有進行大規模檢測的辦法，也沒有那樣的意願。這使得很多人被診斷為「疑似病例」或送回家康復，而不是被收入醫院治療。如果他們死亡的話，他們不被計入確診病例的統計。1月11日，衛生官員還決定，CT掃描的記錄不許直接交給醫務人員，而只能口頭通知掃描結果。這樣的決定是要向醫務人員掩蓋感染數量，而政府則向公眾聲稱未發生感染。
在各個醫院，醫生反覆被警告在上報新病例時要「慎重」。《財新》和另一家中國媒體《澎湃》獲得了武漢市中心醫院公共衛生科一位醫生撰寫的從12月29日到2月8日每天對疫情處置情況的時間線報告，這兩家媒體都說它們證實了這份文件的真實性。這份文件顯示出在上報傳染病報告卡上所遭遇的拖延和推諉。
武漢市中心醫院對最初的7例患者只做了電話上報，這位公共衛生科的醫生急切希望填寫網絡直報報告卡。但是政治官員和上司要求他等待。根據這份時間線報告，儘管醫院在12月底已經有病例，但是這些病例直到1月8日才上報到直報系統中。
1月11日，武漢市衛健委根據最早的病原核酸檢測把感染病例下調至41例，再次聲稱「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
1月12日，武漢市中心醫院那位公共衛生醫生從上面接到更多指示：傳染病報告卡報告需「慎重」。1月13日，衛生官員又到醫院開會，警告醫生和公共衛生人員，病例信息要經市級和省級衛健委這樣的政府機關同意才能上報。一層一層的批准進一步堵塞了直報系統。「1月16日」，這位公共衛生醫生寫道，「我向周邊醫院詢問近期報卡情況，得知近期也未報卡。」但是他補充道，病毒已經在武漢迅速傳播，並且已經出現了無症狀感染。其他一線醫生估計，到1月21日，疑似感染的病例可能就有上萬人了。
「1月中旬的時候所有人都在捂蓋子」，武漢市中心醫院的一位醫生告訴《財新》。「從省里到市里到院裡，省里不讓市里報，市里不讓院裡報，院裡不讓科里報，就這麼一層層捂下來了，導致黃金防控期一再錯過。」
前述新華醫院放射科醫生看到了政府通報與現實不符合。1月18日，他所在的醫院已經有86例。「之後每天都超過100例。」
他說，他如果知道後來會釀成這麼大的災難，他寧願犧牲公職也要把事情說出來。但是當時，「【我】懦弱了，選擇了沉默。」他私下在微博上發出一個隱晦的消息，敦促武漢的老人們戴口罩，但他只有為數不多的粉絲，「沒有人聽到。」
武漢的醫生們尤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武漢市中心醫院四名醫生死於新冠肺炎，包括受到訓誡的眼科醫生李文亮。
『無窮盡的隱瞞』
A memorial to physician Li Wenliang outside the UCLA campus in Westwood, Calif., on Feb.15,2020.(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負責管理整個國民健康的公共衛生部門對國家治理是一種特殊的檢驗。保護人民，關鍵的一個部分是清楚溝通正在發生的事情，說服人們調整自己的行為，以避免得病和死亡，並在這個過程中建立互信。這幾方面的工作，任何一方面的失敗都可能導致更大的苦難。
在疫情期間，美國和其它開放社會都經歷了政治兩極化、碎片化、和虛假信息。錯誤信息和不實信息常常先於合理的公共衛生建議而快速傳播。這導致了許多本可避免的死亡。
但是就在民主社會陷於真實信息與虛假信息的包圍時，中國的專制制度卻在封存真相、發表謊言。共產黨通過畏懼、威脅、和恐嚇尋求絕對控制，恰恰在病毒傳播有可能被減緩或制止的關鍵時刻阻礙了行動。這些決策使得一點火星燎原為一場野火，一場巨大的災難。當疫情已經傳播開的時候，中國卻保持了一個黑盒子狀態，禁止中國國內進一步調查病毒的來源，也不公布疫情死亡人數的準確數據；允許這樣做也許會令人質疑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力。不久前，浙江省公布了2022年12月中國突然解除「清零」政策後死亡人數陡升的數據，表明實際死亡人數高於中共當局公布的數字，此後這些數據馬上遭到了刪除。
2020年3月，當疫情傳播如火如荼的時候，雪梨大學進化生物學家和病毒學家艾德華·霍爾姆斯(Edward Holmes)在通訊軟體Slack上與其他病毒學家做了交談。霍爾姆斯在中國有深度經歷，他寫道：「這麼多壓制和欺瞞，簡直可笑。」他接著說，真實的感染人數很可能大大高於通報的數字，「我還聽說武漢的一些醫院不再進行檢測，因為他們希望報告較少的病例/無病例。」
霍爾姆斯博士注意到政府關於不存在人傳人的通報，說這是「無窮盡的隱瞞」。
發生在武漢的事並非單獨一次的失誤或誤判。它是這個體系要求忠誠以及強制進行全方位控制的一個結果。戴口罩本可挽救生命，但卻下令醫生不許戴口罩；拖延上報，從而阻礙了預警；關閉與公眾的溝通；在危險的病毒正在傳播之際，卻指示醫生不要書面寫下任何東西。這些都是精心的選擇。這樣做的後果是給中國人以及整個世界帶來了難以想像的大規模死亡和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