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所以今天我相信，我的行為遵從全能造物主的意志。我對猶太人嚴加防範是為了保衛上帝的傑作（指雅利安人）」他又寫道：「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不應該是民意的奴僕而應該是民意的主人。她必須主宰民眾而不是服侍民眾。」他的「人民啟蒙宣傳部長」戈培爾則說：「我們來自人民，我們是人民一分子，我們把自己看作人民意志的執行者。」他又諄諄告誡道：「在我們為奪取政權而鬥爭時，［納粹］黨就是我們的家園，因此我們必須服從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從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看作是工農利益的總代表。中共黨魁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在欺騙工農群眾跟隨其造反打天下並且殘酷壓榨工農幾十年以後的今天，這個用民脂民膏把自己灌得腦滿腸肥、把中國人民的倫理道德和生活環境毀壞到無以復加地步、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法西斯黨，居然還在厚顏無恥地宣稱它「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無論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還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還是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都不過是這些法西斯分子、共產黨人自說自話而已。事實是從來沒有人委託他們代表任何人的利益，他們從來沒有也從來不敢徵求他們自以為所代表的人民的意見。他們的說辭只不過是為了他們出人頭地、進而奪取政權、或是為了長久霸占他們已經奪得的政權的一種騙術。
3、迷信專制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三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同樣迷信專制獨裁，同樣憎恨議會民主。
馬克思把民主國家的議會斥為「畜圈」，並嘲諷議會民主制度是「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鎮壓人民、壓迫人民」。他要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叫做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他曾經在《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和個人通信中多次談到這個概念。例如他在一八五二年寫給魏德邁的信中說到他證明了「（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列寧在發表於一九一七年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進一步說：「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鎮壓壓迫者，不能僅僅只是擴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規模地擴大，使它第一次成為窮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採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為了使人類從僱傭奴隸制下面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顯然，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在重複了馬克思對議會民主的不屑與嘲諷後，列寧提出必須廢除議會制。為了替他的「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集權尋找依據，列寧不惜把兩個針鋒相對的概念湊在一起，炮製出一個子虛烏有的「民主集中制」來，為後來各共產國家的專制集權打下了理論基礎。
墨索里尼於一九三二年為《義大利百科全書》中的法西斯主義詞條作定義時寫道：「法西斯主義的根基是有關國家的概念，亦即有關國家特質、責任與目標的概念。法西斯主義認為國家是絕對的，而相比之下，所有的個人和團體都是跟國家相對的概念。」他又寫道：「然而帝國要求紀律，亦即對各種勢力及其責任感與獻身精神的協調。這一事實可以闡釋政權實際運作的諸多方面，如國內各種勢力的特徵以及對某些人所必須採取的嚴厲措施。這些人反對二十世紀義大利的這場自發的無可避免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他們所信奉的十九世紀的過時意識形態（指民主主義）在任何勇於從事巨大社會政治變革的地方都已被唾棄。這是因為今天這個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權威、方向與秩序。」在談到民主政治時墨索里尼寫道：「法西斯主義反對並唾棄民主主義的整個複雜體系，包括其理論前提和實際應用。法西斯主義不承認多數人僅僅因為是多數就可以主導人類社會，不承認僅僅通過定期投票表決而產生的數字就可以進行統治，並且確認人與人之間有不可變更且有益無害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決不可能通過普選之類的機械過程得以中和。」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人類的進步和人類的文化不是由多數人創造的。它們僅僅是個人才能和個人效率的產物。根據這一原理，我們的運動必須反對議會制。即使我們加入議會，那也只是為了從內部摧毀議會。換言之，我們要消滅我們必須認為是人類墮落最嚴重症狀之一的議會。」希特勒又說：「新運動（指納粹主義）的性質與內部組織決定了它必須反對議會制。也就是說無論在一般情況下還是在自身結構中都必須擯棄一切民主原理，根據這些原理所有決議需由多數人投票作出，而領導人只是別人意見的執行者。新運動的原則是無論大小問題，只能由一個人享有絕對權威並且承擔全部責任。」
中國共產黨人對專制獨裁也特別偏好。早在一九四零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就寫道：「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夕，他又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寫道：「『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他接著寫道：「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這裡有三個問題。首先，誰是反動派，誰是人民，事實上只能由共產黨決定。既然任何跟共產黨意見相左的人都有可能被歸入反動派的範疇而被剝奪發言權，那麼所謂的對反動派專政其實是對所有的人專政。其次，即使在所謂的人民內部，要「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也必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樣的民主是槍口頂在腦門上的民主，這樣的自由是腳鐐手銬伺候下的自由，只能用來裝裝門面。再次，大半個世紀的歷史表明，就連這樣一點裝門面的自由權和選舉權，中國共產黨也吝嗇到不僅從來沒有給予他們所謂的反動派，甚至從來沒有給予他們所謂的人民。
4、崇尚暴力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第四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對暴力和流血手段的無比尊崇。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號召「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又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談到戰爭，他說：「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墨索里尼寫道：「法西斯主義者認為生命的意義就是責任、鬥爭和征服。」他又寫道：「唯有戰爭才能把人的所有能量推到最高極限，並且在所有勇於面對戰爭的人身上打上高貴的印記。」
希特勒一九三七年在為納粹黨徒的暴行辯解時指出，第三帝國以前的德國政治制度有種種弊端，必須通過革命才能去除，即便這場革命需要以生命和鮮血為代價。
一九一七年列寧策動的俄國十月革命不但把馬克思關於暴力革命的理論付諸實施，而且也極大地豐富了這一理論的內涵。他說：「我們從未放棄過使用恐怖手段。」「專政的科學涵義是不受法律約束的直接以暴力為基礎的政權。」並認為「用槍桿子來討論比寫反對文章討論強得多」。列寧的專政不僅是用來對付資產階級。對於他自認為代表的工人和農民，列寧說過這樣的話：「在每十個犯有怠工罪的人當中就地槍決一個。」「必須在農民中抓一些人質，如果不把積雪清除乾淨，就把他們槍斃掉！」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四日蘇俄內務部長捷爾仁斯基接受《新生活報》採訪時說：「應該坦承，我們支持有組織的恐怖。在革命時期，恐怖是絕對必要的。我們的目標是與蘇維埃政府和新生活秩序的敵人作鬥爭。我們判案是迅速的。有些案件從逮捕到宣判只有一天時間。幾乎在所有案件中只要我們出示證據犯人就會招供。還有什麼樣的辯護比犯人自己的招供更重要呢？」
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布爾什維克報紙《紅色報》這樣寫道：「我們的心腸將變成鋼鐵，並將在苦難的火焰與自由戰士的鮮血之中得到淬鍊。我們的心腸要變得殘忍、堅強、冷漠，從而不再容得憐憫，從而不會在敵人的血海面前戰慄。我們將打開那片血海的閘門。沒有憐憫，沒有寬容，我們將成百上千地殺死我們的敵人。讓他們成千上萬地死去，讓他們淹死在自己的血泊當中。為了列寧和烏里茨基、季諾維也夫和伏羅達爾斯基的鮮血，我們要讓資產階級血流成河泛濫成災，我們要讓他們流更多的血，越多越好。」
除了共產黨和法西斯以及精神變態的殺人狂以外，很少有人在人類的文明時代如此赤裸裸地宣揚暴力和恐怖行為。
5、鎮壓異己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的第五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同樣熱衷於控制社會、鎮壓異己、剝奪人民的自由。
墨索里尼說：「不憚自稱為反動派的法西斯主義者毫不遲疑地宣稱自己是非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他又說：「法西斯國家將一個民族組織起來，但也給個人留有足夠的自由空間；個人可以保留基本的自由，但所有無用的和可能有害的自由都將［由國家］予以剝奪；而什麼自由可以保留、什麼自由必須剝奪則不能由個人而必須由國家來決定。」
德國法西斯為建立一個純種的雅利安人國家用暴力鎮壓自由派知識分子、消滅殘疾人，並製造了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人間慘劇。
俄國共黨領袖列寧用暴力奪取政權後，不僅殘忍地殺害了已經淪為平民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婦及其子女，還消滅了幾十萬反對派人士、資產階級出身人士以及「懶惰的」工人和農民。接踵而至的內戰和新經濟政策造成的饑荒又奪走幾百萬俄國人的性命。他的繼承人史達林更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殺人魔王，僅僅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的肅反運動中就殺害了七十萬俄國人，甚至連他們未成年的子女也不放過。
由俄共豢養起家的中國共產黨對暴力與殺戮的痴迷更不在其馬列主義、法西斯主義兄弟黨之下。根據各方面估計，被中共害死的中國人在三千五百萬到八千萬之間。從一開始的殺「土豪劣紳」、殺「AB團」，到抗戰期間在敵占區用恐怖手段對付效忠國民政府的抗戰人士，再到抗戰勝利後發動內戰，把未曾得到片刻休養生息的全國軍民重新投入水深火熱之中，僅長春包圍戰一役就活活餓死平民二十萬。一九四九年中共篡奪大陸政權後，暴力殺人更加肆無忌憚。在一九五零年的一個電報中毛澤東說：「頃接中南局轉來湘西四十七軍關於鎮壓反革命情況的報告，在湘西一個縣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有必要的。」一九五一年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毛澤東在談到鎮壓反革命的數字時寫道：「北京兩百萬人口，已殺六百多人，準備再殺三百多，共殺一千人左右也就夠了。……有些城市鎮壓得還很不夠，群眾要求繼續鎮壓，因此仍需大殺幾批，並爭取在七月底以前，殺掉預計數字的三分之二。」這股嗜血濫殺的暴戾之氣到文革時便發展為全國各地的殺人狂潮和廣西等地的吃人慘劇，到現在便有了中共頭子江澤民「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抓一批，關一批，殺一批」的說法，便有了中國大陸每年處死人數超過世界其他各國處死人數總和幾倍甚至幾十倍、人體器官連年「豐收」的光輝業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