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黨羽林彪說過：「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換言之，撒謊和殺人是共產黨和法西斯奪權與弄權的兩件如意法寶。
6、擴張勢力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的第六個共同特點是他們為擴張勢力範圍而樂於輸出革命甚至侵略別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們從來不否認他們的目標是要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共產主義暴力革命。
墨索里尼說：「對於法西斯主義來說，帝國的成長亦即民族的擴張是生命力強大的表現，而其反面則是墮落的象徵。」
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法西斯義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出兵希臘、法蘭西；法西斯德國侵占大半個歐洲，兵臨莫斯科城下；共產俄國先與法西斯德國狼狽為奸瓜分波蘭，繼而吞併波羅的海諸國，輸出共產革命，強占別國領土或在別國培植共產勢力進而將其變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立起一個橫跨歐亞大陸奴役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產帝國。後來從這個帝國中分裂出去的共產中國也是窮兵黷武，好戰成性，出兵朝鮮、出兵越南，全不顧人民生靈塗炭。中共用人民的血汗出錢出槍出顧問，幫助東南亞等地的共產勢力武裝叛亂謀取政權。中共豢養的紅色高棉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不到四年中消滅了六百萬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創下按人口比例殺人的世界紀錄。在以蘇共為首的共產帝國已經覆亡的今天，中共邪惡政權仍然一面對民主台灣虎視眈眈必欲除之而後快，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民主陣營竭盡詆毀謾罵造謠誣衊挑撥離間之能事；一面跟北韓、伊拉克之類的流氓國家暗通款曲沆瀣一氣提供援助輸出武器，並糾集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抗拒文明民主潮流，妄圖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個野蠻專制的中華帝國。
列寧曾經指出帝國主義意味著戰爭。而事實上那些極力擴大自己勢力範圍的法西斯分子和共產主義分子都是真正的帝國主義分子。二十世紀幾次大的戰爭，如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南戰爭等，都是由他們發動的。
7、鉗制輿論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七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嚴厲控制輿論工具，鎮壓言論自由。
一九二一年，一個叫米雅斯尼科夫的俄共幹部給列寧寫了一封信，提議應該允許出版自由，因為「在我們這裡有許多胡作非為和營私舞弊的現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們揭發出來」。列寧讀完此信後大作文章，斥責米雅斯尼科夫「滾進了溫情主義的深淵」、「誤入了迷途」。他強詞奪理地說：「出版自由會助長世界資產階級的力量。這是事實。『出版自由』不會用來祛除俄國共產黨的許多弱點、錯誤、偏差、毛病(毫無疑問，毛病有的是)，因為這是世界資產階級所不願意的。出版自由會成為這個世界資產階級手中的武器。」他進而把出版自由上綱上線成一個「不合乎黨性的、反無產階級的口號」。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用大量篇幅談論宣傳工作和言論管制的重要性。他寫道：「當一種有關世界和人類生存的革命思想已經被灌輸給全體人民或在必要時強加給全體人民、而代表這一運動的中央機構則是掌握在為組成未來國家的神經中樞所不可或缺的少數幾個人手中的時候，這一新的世界觀就必然會取得決定性的成功。」他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起草的二十五條黨綱的第二十三條這樣寫道：「我們要求從法律上向媒體中有意識的政治謊言及其傳播宣戰。為便於創建德意志民族媒體我們要求：（甲）所有德文報紙的編輯及員工必須是德意志民族成員；（乙）非德文報紙付印以前必須得到國家的特別許可；（丙）立法禁止非德意志人資助或影響德文報紙，違禁報紙應予鎮壓，涉案非德意志人應立即驅逐出境。必須禁止出版損害民族利益的報紙。我們要求依法追究藝術文化領域中所有對我們民族的生活起破壞性作用的傾向，並查封違犯上述要求的所有機構。」
師承蘇俄的中國共產黨早在延安時期（按﹕早在江西「蘇區」）就在其統治範圍內鉗制輿論，甚至不惜殺害突破管制批評中共黨內弊端的文人王實味。在他們統治的地方，人們永遠只能聽到一個聲音：國民黨腐敗，共產黨清廉；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壞；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外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去解放，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國人畝產萬斤糧，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二十年前，中共黨內有人醞釀製定出版法，遭到黨棍陳雲阻止。他說：「不要搞什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鬥，就是利用了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來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直到現在，中國大陸的媒體在中共的高壓下仍然是一片「萬馬齊喑實可哀」的肅殺景象。中共對輿論的控制甚至一直延伸到海外，對網際網路的控制更是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害怕言論自由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是靠謊言和暴力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他們害怕人民利用言論自由來揭穿他們的謊言反抗他們的暴力；他們是黑暗中的動物，手中沒有真理，而言論自由正是剝除他們偽裝還其本來面目的燦爛陽光。
8、壟斷經濟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八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反對自由經濟而主張用國家機器來壟斷經濟命脈。
共產主義的精髓就是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由共產黨來組織生產活動。自列寧政權以降的各國共產政權都熱衷於國有企業、計劃經濟，其災難性後果有目共睹，毋庸贅述。有趣的是共產黨的這一套恰恰也是法西斯黨人所贊同的。
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稱為『企業主義』（corporatism，又譯各階級合作主義）更恰當，因為它主張融合國家權力和企業（corporate，指工會、商會與黨組共同體）權力。」由於在墨索里尼看來國家權力是絕對的、高於一切的，因此他所謂的「融合國家權力和企業權力」其實就是黨國控制經濟的另一種說法。
至於德國法西斯則更是共產主義經濟思想的忠實信徒。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提出「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採取」的「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實行強制性的干涉」的十條措施。除了其中要求建立農工會合企業的第九條以外，其餘九條不是在字面上就是在精神上統統包含在納粹黨的二十五條黨綱之中。
蘇俄共黨發明的計劃經濟其實是用奴隸主的思維方法來管理現代的經濟，自然是一敗塗地。中共效法俄共折騰幾十年，直到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才不得不放棄破了產的計劃經濟，改弦更張。過去二十幾年的事實證明中共雖然在策略上有所改變但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改變。他們所謂的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不過是在專制制度下借用境外資本以苟延殘喘，是三十年代德國法西斯實行的獨裁政治加壟斷經濟的蹩腳翻版，是列寧所謂的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或曰法西斯主義經濟的絕妙例證。這種極權控制下的經濟在短期內的確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的短短五年中，法西斯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百分之一百零二，生產資料翻了一翻，失業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五。這就是所謂第三帝國的經濟奇蹟，比中共這些年的所謂一枝獨秀的經濟發展壯麗多了。然而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專制腐朽的政治制度必將扼殺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特點是製造仇恨、抬高自己、迷信專制、崇尚暴力、鎮壓異己、擴張勢力、鉗制輿論、壟斷經濟。而正是在這樣一些實質問題上，它們是同林之鳥一丘之貉。它們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法西斯主義者公然反對民主，因而是明火執仗的強盜；而共產主義者則扯一塊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著羊皮的豺狼。它們都是法西斯分子，都是人類最兇惡的敵人。
四、為什麼社會主義者墮落為法西斯分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是人類的一個雖然美好但是不切實際的夢幻，而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則是由此而演繹出來的一個雖然現實但是極其恐怖的夢魘。如果說天堂和地獄只有一步之遙，那麼夢幻與夢魘應該也是近在咫尺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上文所提到的那些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大亨們從憂國憂民的天使變成殺人無數的魔鬼這一現象就不難理解。其中既有他們個人及其信奉的理論所蘊含的內在原因，也有他們生活於其中的人類社會所固有的外在原因。
公平地說，所有那些為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獨裁者們都不是碌碌無為的平庸之輩，也未必是生性惡劣的奸佞之徒。相反他們在年輕時往往都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敏銳的觀察力。他們對社會的不公充滿義憤，對他人的苦難滿懷同情。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消除社會的弊病以造福於他人。他們通過閱讀文獻、觀察社會而找到自認為正確的濟世良方。然後他們會毅然決然地、鍥而不捨地向別人宣傳他們的見解並鼓動別人追隨他們一起投入他們發起的旨在推翻現有秩序改造人類社會的運動。
然而，如同英國諺語所說，通往地獄之路是用好心鋪成的。
社會運動不同於物理運動，它的軌跡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預測。因此，一個關於社會變革的理論正確與否也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證明。即使由於人們對於某種社會變革理論直覺地認同，在其具體的實施方法上也難免有不同的見解，而這種認識上的分歧也是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的。在這種情況下，就難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要平息這種無休止的爭論，使革命運動不至於中途而廢，只能由獨裁者以理論權威和革命領袖的雙重身份作出決斷。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個人品格的另一面，即他們的好為人師、剛愎自用、固執己見，也就凸顯了出來。
馬克思的朋友巴枯寧談到馬克思時曾經說過：「馬克思是個非常自私、好忌妒、愛動氣和好報復的人，他儼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別的什麼人是上帝」，「他不僅仇恨資產階級，而且仇恨一切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為了打擊不同的思想，他認為使用一切手段都是允許的」。這段評語用在上文提到的每一個獨裁者身上都十分恰當。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領袖們所擁有的絕對的、不容置辯的權威使他們的自我極度膨脹。而當一個人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代表、真理的化身的時候，即使他還沒有著手進行跟自己拯救人類的初衷截然相反的鎮壓人民的勾當，他跟魔鬼撒旦之間也已經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了。
另一方面，獨裁者之所以能夠得逞，除了他們自身的問題以外，他們所處的社會也要負很大的責任。必須承認，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是有許多先天性缺陷的。其中最主要的有兩個。
人類的第一個主要缺陷是輕信和盲從。作為群體的人與人之間是以相互信任作為紐帶而聯結起來的。大多數人，特別是青少年，對於別人的說辭，特別是對他們認為是有學問的人的說辭，總是傾向於相信的。這是因為普通人受教育的程度不高，而青少年的生活經歷不足，無法對別人的說辭進行深入的推敲，看其是否真有道理。如果這種說辭既有誘惑力又有煽動性，說話的人又比較具有個人魅力，那麼它就很容易在人群中引起共鳴，變成一種富於感召性的力量，足以鼓動人們盲目追隨他們的領袖做出任何驚世駭俗的事情來。這就是所謂的群眾運動。蘇維埃政權的誕生、第三帝國的崛起、中共偽政權的建立、文化大革命的推行等等靠的都是這種對革命的理論堅信不移、對革命的領袖忠貞不渝的群眾運動。
人類的第二個主要缺陷是自私和膽怯。作為個體的每一個人都有自我保護的本能。如果質疑獨裁者的謊言意味著失去自由，那麼人們寧可選擇沉默；如果反抗獨裁者的暴政需要以生命為代價，那麼人們寧可選擇順從。殊不知沉默與順從的結果是獨裁者自以為得計的獰笑，是變本加厲的迫害和榨取，是更加可怕的悲劇和災難。等到人們忍無可忍作垂死掙扎的時候，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已經失去的生命永遠地失去了，已經錯過的機會永遠地錯過了。
人們的輕信和盲從使得獨裁者們信心大增，以為自己從事的正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偉大事業；人們的自私和膽怯又縱容了獨裁者，以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地用暴力消滅一切不同的聲音或潛在的威脅而不受懲罰，從而變本加厲，一發而不可收拾。
除了輕信盲從和自私膽怯這兩個人類共同的缺陷以外，獨裁者能夠得逞的另一個外部因素是貪婪無恥的奸佞小人的存在。這種人既不輕信也不盲從但卻工於心計；雖然自私卻不膽怯而且心狠手辣。他們如同蒼蠅逐臭一般地趨炎附勢，如同餓虎撲食一般地陷害忠良。為了在獨裁者的人肉筵席上分得一杯羹，他們既不要良心也不要人格，既可以出賣靈魂也可以出賣親友。他們為獨裁者出謀劃策、歌功頌德、魚肉百姓、殘害無辜。越是在專制主義橫行的國度里，這種人就越是興旺發達、繁衍不息。正是由於這種人的教唆與幫助，獨裁者們才漸漸背離了他們拯救人類的初衷而走向其反面，踩著億萬人民的屍骨爬上專制權力金字塔的頂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禽獸們最後往往還是死在他們所效忠的主子手裡，正所謂飛鳥盡弓箭藏，狡兔死走狗烹。從亞戈達到葉若夫到貝利亞，從劉少奇到林彪和四人幫，這些曾經權傾一時威風八面的共產主義打手們曾經為他們各自的主子殘害無辜生命消滅競爭對手登上權力頂峰立下無比輝煌的功勳，可是他們無一例外全都在他們親手建造的共產主義絞肉機中結束他們可恥的一生。即使能得善終，如康生郭沫若錢學森之流，其生前之醜惡行徑也足以將他們永遠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千秋萬世遭人唾罵。
馬克思早年也曾經痛恨專制制度，崇尚民主自由。他曾經幻想過「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他大概沒有想到所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恰恰是在他所非議的美英法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實現，而並沒有在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實現過。他還說過「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他大概也沒有想到按照他的設想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同樣是一個「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的專制制度，更沒有想到「不成其為人」的既包括被別人專政的人，也包括專別人政的人。是他所宣傳的那種思想和他所主張的那種制度把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人變成了鬼。從利人利己的動機出發，以害人害己的結果告終，這就是馬克思和其他所有從社會主義活動家演變而來的法西斯主義分子的最大悲劇。
五、必須在全世界杜絕專制主義餘毒
經過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血雨腥風，人類進入了科學昌明的二十一世紀。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人權憲政這些普世價值已經漸漸植根於世界人民心中。世界民主陣營自四十年代經過浴血奮戰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之後，又經過數十年的不懈努力於九十年代粉碎了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邪惡帝國。至此，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已經擺脫了專制主義的桎梏而走上民主憲政的康莊大道。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以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某些極端教權主義為代表的現代專制主義勢力並沒有退出歷史舞台。在俄國，在日本，在歐洲，在美洲，到處都有代表這股勢力的人物及其組織在活動。在中國，在北韓，在越南，在古巴，共產黨人仍然控制著那裡的政權，迫害著那裡的人民。他們對內實施國家恐怖主義，控制人民思想，剝奪人民自由；對外奉行國際恐怖主義，鼓吹超限戰，與世界各地的各種恐怖主義勢力相勾結，提供金錢，提供訓練，提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們窮兵黷武，喪盡天良，以核子武器和生化武器為後盾，以億萬人民的身家性命為賭注，要挾恐嚇國際社會，為保住手中權力不惜與國際民主勢力決一死戰。他們是對當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歷史證明，對專制的沉默就是對邪惡的縱容。為了制止正在中國和其他專制國家進行的迫害和虐殺，為了保衛世界人民的和平生活、防止新的世界大戰爆發，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不再遭受我們和我們的父兄親身經歷的苦難，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站在世界民主陣營一邊，堅決果敢、不屈不撓地向以中國共產黨、朝鮮勞動黨和賓拉登的基地組織（Al Qaeda）為代表的國際專制恐怖主義勢力作戰，直到在全世界徹底肅清一切形態的專制主義餘毒。
必須看到，由於共產主義的理論具有嚴重的欺騙性，而共產主義的罪惡又多半是在共產黨國家內部進行，因此世界民主勢力對共產主義邪惡本質的認識遠遠不及對法西斯主義的認識，儘管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禍害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烈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非但如此，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在西方左翼人士和左翼媒體中還有一定的市場。
正因為如此，批判共產主義之荒謬並清算共產主義之罪惡的歷史責任就義不容辭地落在我們這些曾經身受其害的知識分子肩上。只要共產黨一天不放棄專制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俯首認罪，自動解散，我們就要以十倍百倍的勇氣和熱情來揭露它，反對它，打擊它，直到把它永遠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應當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絕不輕信任何理論，絕不盲從任何個人。我們能夠支持和愛戴的只能是像美國國父華盛頓那樣一心創立民主制度而絕不迷戀個人權力或者是像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那樣決意埋葬專制制度而毫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優秀政治家。
我們必須記住戈巴契夫的至理名言：「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
我們必須反過來牢記《國際歌》中的千古絕響：「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必須記住《獨立宣言》中的不朽篇章：「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由造物主賦予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變得會損害這些目的，人民就有權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而新政府奠基於其上的原則和據以組織權力機關的方式必須是就人民看來是最能夠保障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的。」
只有當我們全體人民了解並且珍惜自己的權利，懂得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選擇並且監督政府官員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當家作主而不再期待賢君明主的出現；才能識破貌似合理的專制主義思想，防止專制主義制度把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變成禍國殃民的獨夫民賊，防止任何形式的專制主義勢力死灰復燃；才能保證人類永遠擺脫戰亂災荒與自相殘殺的威脅，讓我們生活於其上的這顆小小星球真正成為全人類共同擁有的充滿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幸福家園。
公元二零零二年於洛杉磯
《黃花崗》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