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正能量」一詞的興起，網絡上存在著多種說法。它進入輿論視野與2010年的「宋山木強姦事件」有關。該案流出的細節顯示：這位山木培訓的創始人在姦污女學員的時候，常說「你現在身體裡面充滿了負能量，我給你注入一點正能量」。有網友曾將「正能量」一詞「粗鄙翻譯」為「男性精液」，由此可見，此時的「正能量」其實是強姦犯企圖矇騙受害人的流氓話語，語感十分下流。
早期的中國網民並未考慮到這個詞天然帶有的反諷意味，開始頻用「正能量」以代指社會生活中各種積極向上、充滿希望、帶來鼓舞的人和事。2012年末，「正能量」被《咬文嚼字》選為中國2012年度十大網絡流行語，並位居榜首。《咬文嚼字》編輯部在解釋該詞時強行套用了霍金的物理學概念，並曲解了英國心理學家理察·懷斯曼的書名《Rip it Up》（將之翻譯成「正能量」）。於是，「正能量」在用詞與釋義層面被完全的「正能量化」，脫離了本意。
2013年8月，時任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公室主任的魯煒要求各網際網路公司「要傳播網絡正能量」，中國網際網路協會也發出「積極傳播正能量，堅守七條底線」的倡議。
2014年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寄語周小平、花千芳「要創作更多正能量作品」，而這也成為兩位五毛寫手的人生高光時刻。至此，「正能量」開始進入宣傳體系，被政治語境化，成為了一個熱門官方話語。
政治宣傳下的「正能量」幾乎成為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代名詞，人民日報曾稱「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是宣傳思想工作特別是媒體工作的重要任務」。與「正能量」一詞相對的則是「負能量」。很多時候，官方將對自己不利的調侃、批評甚至事實都統稱為「負能量」。求是雜誌更是將「負能量」的定義具體到了災難、事故、貪腐、醜聞、傳謠、對抗、批判中共體制、歷史虛無主義等。可見，掌控社會話語權的權力已支配了對於正負能量的定義。
有網友借段子諷刺道「比如一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牌子，放在公園裡就是正能量，拿起來上街那就是負能量」。
這樣的「正能量」不但模糊了是非善惡標準，並且它朝著合理化壓迫的方向演變。2015年12月，聊城單親五歲女孩照顧殘疾父親的故事被不少媒體打上「#正能量」與「#感動中國」的標籤，然而這位女孩的母親是一位智障女，遭到了其父親的拘禁與強姦。2017年8月，南寧市邕寧區法院拒絕一位被家暴妻子的離婚請求，其給出的理由是——為了「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傳遞正能量」。2020年3月，武漢市尚未結束新冠封城，接任不久的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在某個視頻調度會上號召「要在全市廣大市民中深入開展感恩教育，感恩總書記、感恩共產黨，聽黨話、跟黨走，形成強大正能量。」2022年9月，有網友在微博「伊犁疫情」話題下分享了當地網格員的通知，通知要求在疫情隔離期間上報正能量視頻，包括免費發放物資、百姓居家運動、讚美志願者等內容。
而2020年6月發生的兩起事件還向人們揭示了「正能量」是如何通過思想扼殺和人格閹割，實現教育殺人的，這種靈魂抹殺加劇了民眾對「正能量」的牴觸。2020月6月4日，江蘇常州一位女生繆可馨在學校墜樓身亡，事後家長懷疑墜樓原因與語文老師袁某教學方式不當有關。在孩子《三打白骨精》的讀後感作文里，袁某用紅筆批閱道——傳遞正能量。
同期，黑龍江鶴崗一位男生鍾宇升（鍾美美）因拍攝模仿諷刺老師的視頻網絡大火，被網民稱為影后。隨後有消息稱鍾美美被當地教育部門約談，希望其創作更多「正能量」作品，之後鍾美美下架了舊作，並不再拍攝同類視頻，逐漸消失於公眾視野。
在橫行霸道的價值導向下，「正能量」開始壓迫甚至剝奪了「負能量」，造成了一種非此即彼、勢不兩立二元對立，就連徹頭徹尾的災難也被包裝成為「洪水美學」。最終，有不少網民開始反抗「正能量綜合症」，並刻意解構官方敘事，於是「正能量圈」、「正能量大V」、「正能量寫作」、「正能量嘻哈」、「正能量搖滾」、「正能量電影」等詞開始出現，在使用者口中它們常帶有貶義色彩，指官方色彩濃厚，從這一角度來說能量的正/負已發生了翻轉。這也令「正能量」進入了一詞各表的新階段，同樣的文字組合在「反賊」與「粉紅」群體的解讀中，往往有著截然相反的意思。
以習近平2021年的一句講話為例——「中俄合作為國際社會注入了正能量」，其中「正能量」該如何解讀，網民顯然有各自的答案。也正如一位網友「」的評論：你的精神與感情與我的精神與感情可能截然不同，你所謂的正能量很可能是我眼裡的負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