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遊行的紅衛兵揮舞毛澤東的小紅皮書。
1966年5月16日，給中華民族帶來浩劫大難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
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聲稱中共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同年的8月，北京的大、中學生，在一些高幹子女的帶頭下，積極響應中共「破四舊」的號召，到處打、砸、搶、燒，上演了一場比納粹黨徒更瘋狂、更暴虐、更野蠻的紅色恐怖。
瘋狂的「紅八月」
1966年8月，北京的紅衛兵打死人，始於中學生「鬥黑幫」。之後，是「鬥流氓、鬥黑幫」；再之後，是所謂「階級復仇，鬥「黑五類」，最終引發昌平縣、大興縣的大屠殺。
所謂「鬥黑幫」，就是鬥被打倒的人。所有被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牛鬼蛇神」等，都叫「黑幫」，都必須批倒批臭。
所謂「鬥流氓」，起因於1966年8月初，北京發生流氓用刀刺傷47中紅衛兵及砍傷外交人員等事件。之後，北京出現鎮壓流氓的高潮。
所謂「階級復仇」，就是「鬥黑五類」，即鬥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
1966年的「紅八月」里，「鬥黑幫」、「鬥流氓」、「鬥黑五類」，不是依法行事，沒有嚴格的界限，很多都是亂鬥一氣，鬥的極端就是打死人。
「紅八月」第一個被打死的，是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的副校長卞仲耘，時間是8月5日。
此後不斷有學校領導和教師死於紅衛兵之手。其中包括：北京外國語學校教師張輔仁、職員張福臻，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八中支部書記華錦，景山中學工友李錦坡，白紙坊中學支部書記張冰潔，北師院附中教師喻瑞芬，人大附中老師楊俊，第十五女子中學支部書記梁光琪等。
8月25日，北京崇文區發生「欖杆市事件」。這一天，欖杆市附近廣渠門內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在被紅衛兵抄家、毆打過程中，拿起菜刀抵抗，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8月26日至9月1日，是北京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據文革史專家王友琴統計，26日125人，27日228人，28日184人，29日200人，30日224人，31日145人，9月1日282人。
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興縣殺「黑五類」，是北京「紅八月」恐怖狂潮的巔峰。
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殺害「黑五類」325人。年齡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22戶人家被殺到絕戶。現場的慘狀，令人毛骨悚然。
哪些中央領導支持「紅色恐怖」？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期，依靠的最重要組織是中央文革小組。毛的妻子江青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
1966年8月4日，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學召開萬人大會，批判此前由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派駐北大的「工作組」成員。
當北大附中的學生彭小蒙用皮帶抽打「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時，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無一人出面阻止。
不僅如此，江青還當眾擁抱彭小蒙，稱她是「小太陽」，說中央文革小組和「革命小將」是同一戰壕的戰友。
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是文革中毛所有重大整人行動的支持者。
「紅八月」期間，在北京主持殺戮行動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有關「通令」是由周恩來的親信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許明（國務院副秘書長）、李夢夫等修訂後公布的。
8月25日的「欖杆市事件」發生後，周恩來接見紅衛兵時，將李文波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拿菜刀自衛，說成是「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
為了幫紅衛兵出氣，周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9月12日，以「行兇殺人」的罪名，將李文波的妻子劉文秀判處死刑，於次日槍決。
此後，周恩來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大肆抄家，並派軍人保護紅衛兵的抄家行動。
中共公安部長謝富治，是毛髮動文革整人最重要的政治打手之一。
1966年8月26日，謝富治在北京市警局擴大會議上，要求公安人員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的情報，協助抄家。」謝富治還講：「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在氣憤之下，打死也就算了。」
江青、周恩來、謝富治親自為打人事件站台，使紅衛兵有恃無恐，整個北京市颳起復仇的旋風。
「紅八月」殺人的總後台是誰？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其中第四條講：「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澤東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這句話出自毛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接下來的一句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整個文革期間，所謂「革命小將」和「革命群眾」，都把毛的這段話奉為圭臬。「紅八月」的暴烈行動，更是與此直接相關。
一個紅二代回憶當時參與打人時的心態時寫道：「按照我們的理解，『文革』就是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是偉大領袖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發動的，是為了不讓廣大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否則的話，就會有千百萬人頭落地，而首先受到反攻倒算的就是我們這些『紅二代』。所以，我們要牢記階級仇、民族恨，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父輩拋頭顱灑熱血打下的紅色江山。」
「身為革命接班人，我們一個個豪情萬丈，發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造反誰造反』的誓言。」
「因此，我們不以打人為恥，反以為榮，似乎打人越狠，階級鬥爭覺悟就越高，無產階級立場就越堅定。」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百萬紅衛兵時，北師大女附中學生宋彬彬給毛戴上紅衛兵袖章。
毛問：「你叫什麼名字啊？」這個中學生回答：「我叫宋彬彬。」毛又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回答：「是。」毛又說：「要武嘛。」此後，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毛的「要武嘛」三個字一出口，「革命小將」立即心領神會。第二天，北京紅衛兵就走上街頭，開始「武鬥」，當天就打死了人。
「革命小將」打死了人，公安機關該不該管？
按常理，當然應該管。但是，毛髮動文革從始至終沒有按常理出牌過。
8月22日，毛澤東批轉公安部文件《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
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主要問題是對各地所謂亂的問題採取什麼方針？我的意見，亂它幾個月……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有些問題要快些決定，如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文化大革命。」
8月29日，北京已經發生一系列紅衛兵打死人事件，《人民日報》竟然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其中寫道：
「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
「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紅衛兵的行動，真是好得很！」
社論把被紅衛兵毆打、屠殺的人冠以「寄生蟲」、「吸血蟲」、「人民的仇敵」，強調了紅衛兵行動的正義性質，稱讚紅衛兵的行動好得很，這是為紅衛兵的大屠殺火上澆油。
上述《人民日報》社論就是根據毛的旨意寫的。
8月31日，正值「紅八月」的「紅色恐怖」高潮中，毛澤東第二次檢閱紅衛兵，對紅衛兵「破四舊」大加讚賞和鼓勵。
綜上所述，正是中共最高領導人毛的支持、鼓勵、放縱，才導致了「紅八月」殺人事件的輪番上演。
結語
毛澤東為什麼放任紅衛兵在「紅八月」製造紅色恐怖？原因有三：
第一，毛崇尚暴力。毛當政以來一直以殺人製造恐懼感，以殺人立威，讓人怕他。
第二，毛髮動文革在高層有阻力。毛髮動文革要打倒的最重要對象是劉少奇、鄧小平，劉、鄧卻混然不知。毛髮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劉、鄧主持討論通過的。文革初期，劉、鄧以為毛又要發動一場反右派運動。他們仍按照反右派運動的經驗領導文革。他們向大、中學校派工作組，對大、中學生造反有不少限制，令毛非常反感。
毛要利用青年學生的單純、狂熱、愚忠，為他最終打倒劉、鄧殺出一條路來。
第三，毛時刻憂懼自己在北京的安全。他早就想把那些被視為「敵對階級」的人趕出北京。他放任紅衛兵到處抄家、打人、殺人，正好幫他做成這件事。據中共官方不完整的統計，當時至少有33,6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搶掠，85,196人被趕出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