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五胡亂華」，泛指在公元4世紀初，以匈奴、鮮卑、羯、羌、氐為代表的多個北方遊牧部落趁西晉「八王之亂」之際，一舉滅亡西晉並建立地方割據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處於長期對峙的時期。
在我國學界，「五胡亂華」的時間，通常從成漢與前趙政權建立的公元304年開始算起，截至鮮卑北魏統一北方的公元439年止（拓展閱讀：什麼是「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政權的「中國觀」（修訂版））。
那麼問題來了，晚清與民國的歷史教科書，都是如何敘述這段史實的？我查閱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衣冠南渡」主題繪作
1日本教科書中的「五胡亂華」
晚清推行教育改革後，歷史教科書成為了歷史教育的主要工具。遺憾的是，當時的國內尚無可用的規範化歷史教科書。不得已，各級學校只能搬用或改編日本學者編撰的歷史教科書供學生使用。其中，由市村瓚次郎（1864—1947）、桑原騭藏（1871—1931）二人修撰的中國史著作，被作為歷史教科書廣泛使用。
晚清廣州新學堂的學生們
1）日本學者的「中國觀」
進入19世紀末，日本湧現了一系列「東洋史」著作，比如由坪井九馬三與宮本正貫合著，發行於1895年的兩卷本《東洋歷史》；由藤田豐八主編，發行於1896年的《中等教科東洋史》等等。
1897年，市村瓚次郎將出版於1893年與1894年的《中國史》上下卷，在進行了一定的改寫縮減後，以兩卷本《東洋史要》的名義再版發行。1902年，上海廣智書局翻譯出版了該書的中文譯本，譯名《中國史要》。
《中國史要》內頁
《中國史要》將中國歷史合計分為五期，分別是「古代史：開闢到秦併吞六國」、「上世史：秦到隋統一」、「中世史：隋到宋亡」、「近世史：元統一到清道光年間」、「今代史：自道光（1821）後至19世紀末」。
對於19世紀末的中國現狀，市村在書中如是寫到：「抑中國之勢，自仁宗時漸衰，士氣不振，上下苟且，其不能敵英人之鋒，固不足怪。自取屈辱，於人何尤。自鴉片之戰，知西人之伎倆，頗挫其虛傲尊大之氣。他日設炮台造軍艦改銃炮之機，亦由於此。故此一戰爭，關於中國之形勢甚大矣」。
在他看來，「在外來的白人統治之下，清代中國與漢族都處於衰落之中，中國的未來難以確定。」
市村瓚次郎（1864—1947）
1898年，桑原騭藏推出了中等學校的教學用書《中等東洋史》。1899年，上海東文學社翻譯出版了該書的中文譯本，譯名《東洋史要》，王國維親自為其作序。
本著闡明「東亞民族盛衰、邦國興亡」的原則，桑原騭藏在《中等東洋史》中將東洋史分為四個時期，即「漢族膨脹的上古期（公元前221年之前）」、「漢族處於優勢的中古期（公元前221年至907年）」、「蒙古最盛的近古期（907年至1644年）」以及「歐人東漸後的近世期（1644年以後）」。
桑原騭藏認為，唐朝的滅亡預示著「漢民族開始走向了衰落」，「東洋史」的主角先後被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人與入主中原的滿洲人取而代之。進入19世紀後半葉，滿蒙兩大民族以及「中國」都趨於衰敗；作為對比，原本處於東亞最東端的日本，逐漸從東洋史邊緣走向了東洋史中心。
桑原騭藏與《中等東洋史》內頁
2）日本學者眼中的「五胡亂華」
對於「五胡之亂」的歷史事實，《中國史要》中如是寫道：「漢入寇，入洛陽。晉之宗室，皆為所擒。弒懷帝，殺愍帝，滅西晉。」對於「五胡亂華」的成因，桑原騭藏認為，主要是西晉「八王之亂」造成的：「（晉）國勢如此，戎狄乘機內犯，陷晉洛都，晉乃南渡，僅延祖息於江南一隅。」
西晉「八王之亂」
對於「五胡亂華」這段歷史，二人都是從胡漢民族對等的角度來敘述的。因此，「由漢人建立的東晉與五胡建立的北方政權，本質上是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和對立」。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二人對「五胡亂華」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著墨不多，但都對「五胡」中的一些主要政治人物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比如市村認為，建立後漢的劉淵「博通經史，嫻習武藝，以匈奴勇武之質，受中國文物之教，五部之豪傑，及北方之名儒，頗有歸之者」，是「匈奴一大俊傑」。另外，滅亡西晉的劉淵之子劉聰是「曉勇通經史的一世英物」，劉淵從子劉曜是「有文武之才的一世英物」，建立後趙的石勒「天資磊落，有勇略」。
「十六國」時期的成、前趙、前涼、後趙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二人不僅強調「五胡之亂」是「國與國之間對立」，而且還對「五胡」中的知名政治人物給予了充分肯定？在今天看來，這是一個不易察覺但充滿了惡意的「陽謀」。
甲午戰爭勝利後，日本各界的民族自信心有了顯著提升。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東洋史學家們認為，「作為亞洲民族的日本，是與西洋文明相對的東洋文明的代表，理應比歐洲人更應當掌握解釋中國歷史的主導權」。
《馬關條約》簽訂現場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日本學者們對我國的蒙、疆、藏以及東北等地的人文史地情況給予了重點關注。
伴隨著研究的持續深入，他們先後炮製出了諸如「中國文明停滯論」、「外來文明輸血論」等帶有「蔑華」色彩的「中國學說」，企圖將中原王朝與邊疆徹底割裂開來，最終達成「肢解中國」的險惡目的（拓展閱讀：近代日本人的「中國印象」：良知泯滅、文明停滯和「亡國結局」）。
一言概之，前面提到的北方遊牧民族首領們，固然富於軍事才能，乃至在政治領域也頗有見識，但本質上都是日本學者們「分裂中國」的工具人而已。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皇室
2晚清教科書中的「五胡亂華」
翻譯並引用日本學者編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的舉措，受到了我國知識界的廣泛批評。比如梁啓超認為，「本國人於本國歷史，則所以養國民精神，發揚其愛國心者，皆於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觀火之言充數也。」
因此，從1903年以後，中國學生使用的歷史教科書，基本都以國內學者自編為主。但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國產教科書雖未指明改編自日本教科書，但明顯受到了對方的影響。
比如由夏曾佑主編，發行於1904年、素有「中國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美譽的《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在形式或體裁方面，實受日本東洋史編著者的影響。」
《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封面
1）晚清學者的「民族觀」
在日本歷史教科書中，編者一般會列舉中國境內的漢、滿、蒙、回、藏等多個民族（人種），進行簡明扼要的介紹。比如《中國史要》列舉了中國境內的五種人種，即苗、漢、蒙古、滿洲和回回人種。
在談及清朝的統一時，書中如是寫道：「滿洲一統中原，成為一大帝國，中間有與漢人之爭，又西北則受俄國蠶食，東南則蒙英佛之侵寇，故自今以往，中國境內之人種競爭不止，當至於世界各人種之競爭也。」
一言概之，在日本學者編寫的教科書中，判斷一個民族或人種強大與否的重要標準，就是「看其是否入主中原並建立了強大的大一統政權」。
制定侵華作戰方案的日本海軍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撰寫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漢民族的主體完整性，「中國沒有任何線索可以追尋到本民族的主體——那不是一個連續的民族主體，而是被世界不同的列強所瓜分的領土。」
因此，國產教科書徹底推翻了日本學者的「民族觀」，選擇了「以漢族為中心」的論述方式。比如由陳慶年主編，改編自《東洋史要》，發行於1909年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不僅全面剔除了滿、蒙、回、藏等民族的介紹，還將之盡數納入到了「苗、夷、狄、戎」的範疇（拓展閱讀：讀書筆記：「中華民族」內涵的滄桑巨變）。
對此，他在書中如是解釋道：「漢族於上古最遠之時，次第自西北移入中國內地。是等之民，約在五千餘年前，已繁殖於黃河沿岸，分無數部落」（拓展閱讀：一文概述：什麼是「漢族西來說」？）。
一言概之，國產教科書的編者們，全盤否定了日本教科書「關於漢民族缺乏主體性與連續性」的觀點。換言之，「漢族儘管在歷史上曾經被其他民族統治過，但自始至終都是中國的主體民族。」
《中國歷史教科書》內頁
2）晚清教科書中的「五胡亂華」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圍繞「五胡亂華」的論述，國產教科書與日本教科書的敘事語言出現了非常大的差異。
簡單地說，各版教科書一致認為，「五胡之亂是居住於中國內地，長期與漢族雜居的胡人所為。它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而是晉室內部的人民起義。」
《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中如是寫道：「晉、南北朝時，胡族與中國交涉者不止此，此則皆寄居內地諸降胡所為，其事與黃巾群盜相同，而與敵國外患有別，故附記於八王之亂之後，所以見中國之亂，當時有如此也。」
晉陵位置示意圖
與此同時，各版教科書均對後漢滅亡西晉與擄殺西晉二帝的史實，給予了很大的關注。比如《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中如是寫道：
（劉聰）既即偽位，命其黨呼延晏、王彌、劉曜南寇，晉師前後十二敗，長驅圍洛陽，陷之，縱兵大掠，虜天子，殺太子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
遷帝於平陽，聰謂帝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使為陛下相驅除耳！」聰又使帝行酒，瘐珉、王雋起而大哭，聰遂弒帝，並害珉等。
愍帝即位於長安，聰復使劉曜陷長安，執帝歸平陽。聰欲觀晉人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或失聲者。辛賓起而抱帝大哭，聰又弒帝，並害賓等。
「五胡」南下，西晉滅亡
我們可以看到，夏曾佑對匈奴騎兵進入中原地區的殘暴掠殺，尤其是對西晉末代二帝的被俘與受辱情況進行了詳細描述。與此同時，論述的字裡行間都充滿了強烈的亡國之痛和屈辱感。
另外，「胡人」領袖們不再是英明神武的人物，而是滅亡西晉，擄殺中原人民、破壞中國文化的篡位者——這也是夏曾佑刻意將劉聰稱帝視為「即偽位」的原因所在。
古畫中的劉聰形象
3民國教科書中的「五胡亂華」
民國成立後，「維護民族團結」與「保證國家領土完整」等問題，成為了新生政府亟需解決的棘手難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以漢族為敘事中心」的歷史讀物受到了一些學者的廣泛批評（拓展閱讀：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內涵的滄桑演變（修訂版））。
比如學者鍾毓龍認為，「吾國歷史向以漢族為主，於他族多有貶辭」。因此，他建議新版教科書「應以五族共和為綱，故於滿、蒙、回、藏四族之肇興與進化及其勢力分合等，皆搜求靡遺，以符現世；其與漢族接觸衝突之處，亦一律平等，絕無軒輊，借聯五族之感情，而融洽一氣。」
「南北和談」老照片
1）民國初期教科書中的「五胡亂華」
在倡導「五族共和」的大背景下，教科書對「五胡亂華」的評價，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比如由趙玉森主編，發行於1913年的《共和國教科書·本國史》認為，「上古期是形成中國民族的最重要時期，也是漢族融化各族的時代」。該書還指出，這個時代「從黃帝以來，共有四個時期」，其中，「五胡云擾」為第四期：
第四期以五胡之雲擾為桔槔，匈奴雖服，終有玄黃必戰之思，且款塞處邊，於吾族中原之文化，究多隔膜。自五胡云擾，於是黃河南北，吾炎黃列代所經營之區域，吾千賢百聖所製造之社會禮俗，舉為此諸族所親炙。
《共和國教科書·本國史》封面 via孔夫子舊書網
就形式上言之，小部分良不免破壞；而就精神上言之，則大部分皆大受刺激大受感觸而相為摶捖相為化合。於是五族之發達，又增進一步。凡吾國民，對前歷史當感先民鑄成偉大民族之勞，而思所以光大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五胡之亂」被調整為「五胡云擾」，而且編者還認為，「五胡云擾」固然對中國文化產生了一定的破壞，但不僅對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還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融合。
《共和國教科書·本國史》內頁 via孔夫子舊書網
與前者類似，由鍾毓龍主編，發行於1914年的《新制本國史教本》，以「五族同化和漢化」為題，詳細地論述了這段史實：
「魏晉而後，文字愈華，喪亂愈甚，滿、蒙、回、藏諸族，迭起交乘。漢族失敗始於此。五胡之混合，亦始於此。惟滿、漢、回、蒙諸族，本無文化，一入中原，輒慕漢族之文化而效之，舍其尚武崇欣之俗以尚文崇虛，其根據勢力又本不如漢族之厚。故不久仍為漢族所並，而受其同化。此則其得失之林也。」
編者認為，五胡入侵中原，固然給漢族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開啟了漢族與北方五胡的融合進程。畢竟，「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無一例外都被漢族同化了」。
《新制本國史教本》via孔夫子舊書網
進入20年代以後，各版教科書都開始圍繞「北方少數民族對中國文化所做出的貢獻」這一問題，展開了較為系統的論述。對此，由朱翊新主編，發行於1929年的《初中本國史》中如是寫道：
南方自經漢代開闢後，中原的文化漸漸南下。三國的吳，建都江東，愈見開明。一入晉代，經五胡之亂，北方文化遭異族蹂躪，北方人遂相率南遷。他們到了南方，雖有輕視南方人之意，不肯棄其郡望，僑立州郡，但江南文化卻因此大盛。
《蘭亭序》馮承素摹本（也稱為神龍本）
因異族居中原既久，漸染華風；而北方人士，留仕異族的也非少數，這樣，異族便大受華族的同化，到拓跋魏時，一切模仿南朝；北齊、北周的治制，又多為後世取法。這都是同化之明證。
一言概之，民國時期的各版教科書對「五胡之亂」的論述，都是從正反兩個層面進行展開的。
簡單地說，編者們即看到了五胡入侵中原後對中原地區的騷擾和破壞，也同時注意到了這段史實對中國民族形成的重要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五胡之亂促進了中國民族的形成」的觀點，逐漸成為了學界主流。
《初中本國史》內頁
2）外敵入侵背景下的「五胡之亂」
用發展的眼光看，「五族共和」的理念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建立漢族十八省獨立國家」的局限和狹隘，也對其他民族的「中國認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不可否認的是，「五族共和」的本質是「使藏蒙回滿同化於我漢族，建設一個最大之民族」，一直難以超越隱含於「合」與「冶」之中的「漢族本位」觀念。
因此，用「民族同化」的角度來評價「五胡之亂」的史實，一直都是民國初期的主要立場。具體而言，「民族同化」是單方向的，北方少數民族一直都是接受先進文明浸潤的「被同化對象」；至於漢族接受到的外族影響，幾乎都是南下的少數民族帶來的破壞（拓展閱讀：白鳥庫吉的中國觀：「南北對立」招致的「戎狄病」和「文明停滯」）。
東晉十六國時期全圖
伴隨著國際局勢的激盪變化，在進入30年代後，各版教科書對於「五胡亂華」的評價再度發生了變化。比如在發行於1933年的《新生活初中教科書·本國史》中，作者梁園東認為：
「中國的民族經過長期的同化與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如今已互相趨同，混成為一個民族而不可分割。因此，五胡的遷徙，儘管直接釀成二百多年的擾亂，但在此擾亂中，北方民族幾乎全部同化於中國。新民族的增添，在文化上至有關係，五胡的擾亂，不應當只以他們摧殘文化看待。」
在他看來，其他北方民族不僅同化於漢族，漢族也同化於其他民族，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響。換言之，「中國人」乃至「中華民族」，是由許多個不同民族混合組成的。
《新生活初中教科書·本國史》內頁
實際上，這種帶有「民族融合」的民族觀，已經成為了很多學者的一致共識。比如在發行於1932年的《本國史》中，主編孟世傑專門開闢了「民族的融合」一節，對「民族融合」的進程，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討論：
「五胡都曾建立自己的國家，但是文化劣於漢民族，所以國滅後皆被同化。又因為胡族羨慕中原風尚，君主提倡於上，臣民相效於下，結果自然促成民族的融合。民國成立後，所有域內人民，無種族、階級、宗教的區別，一律平等，當更易鑄成偉大的民族團體。」
《本國史》內頁
另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五胡亂華」的歷史進程，不僅促進了民族融合，也間接影響到了江南地區的開發，最終顯著促進了「中國民族」的形成。比如由羅香林主編，發行於1935年的《高中本國史》中如是寫道：
「及八王之亂作，五胡遂分割中國。當時中原擾攘，大多人民南遷，其結果遂使南服之地為漢族開發，而江南的土著居民亦最終同化於漢族；而五胡占領中原地區後，與留下來的漢族，相互混化融合。五胡因為文化不如漢族，雖獲漢族居地，而種族反為漢族所同化，漢族血緣以是日雜，而範圍也以日廣。」
一言概之，伴隨著國內外局勢的激盪變化，進入30年代以後，中國學者們在論述「五胡亂華」時，幾乎不再特意提及北方少數民族對中國文化的破壞情況，反而更多強調「五胡」對民族融合的意義以及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
《高中本國史》內頁 via孔夫子舊書網
4尾聲
從「五胡亂華」在清末民國時期不同時間節點的不同表述，可以啟發我們對民族主義一些認識的重新思考。
就近代中國而言，由於現實環境的激盪變化，往往一個認同剛剛建立就要接受被動調整。換言之，圍繞同一個特殊、敏感話題的討論，其結果都會隨著時代背景的改變而改變。於是，「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似乎缺乏一個穩定的又有具體內容的認同對象，處於一種空洞的狀態。」
當然，隨著時勢的變化而不斷賦予事件以意義而調整認同，也可以視為民族主義自身的特質之一。用發展的眼光看，正應了那句耳熟能詳的名言——「我們能看到的歷史，本質上都是當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