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最深的是他不幸的童年，原來他無父無母，從小在長沙市的一家孤兒院裡長大，連他這個不男不女的姓名是怎樣誕生的他也不知道，他說他小時候經常做夢撿錢，可一覺醒來仍然是兩手空空，多次失望以後，甚至在夢裡要求自己把撿到的錢捏得緊緊的，可醒來還是兩手空空一無所有。聯想到我錦衣玉食的童年生活，我的內心對他童年的辛酸充滿了同情。他15歲時，被國民黨軍隊的一位營長要去當了勤務兵，不外乎端茶送水掃地抹桌子，挎上菜籃子跟隨營長太太去菜場買買菜。這位太太好幾次故意在床下桌邊放下一些零碎鈔票，看謝邦瓊會不會撿去，他在掃地抹桌子中只要撿到都會從他童年做過多次的「美夢」中驚醒，如數交還給營長太太，他的誠實自然地進一步贏得了營長夫婦的信任。不久，太太見他聰明伶俐，在了解了他不幸的身世之後動了惻隱之心，每天督促他讀書寫字，有時還輔導他一番，加上他也勤奮好學孜孜不倦，進步也的確很大。
三年後，也就是謝邦瓊十八歲時，好心的營長夫婦希望他有個好點的前程，這位營長恰好是通信營長，便推薦他去學了無線電通信，畢業後在國民黨軍隊裡當報務員，1948年他隨部隊起義加入了解放軍，時年20歲。仍然在通信營，因為是起義部隊，他又是技術兵種，營長還是營長，一直到1950年，部隊開始整編，起義部隊中排級以上的軍官一律調走，分別時，營長對謝邦瓊說，共產黨最終是要整我們這些人的，謝邦瓊將信將疑。1952年部隊開展民主運動，出身貧苦的戰士都被動員去訴苦，訴在家當貧僱農受地主壓迫之苦，訴在當兵時受軍官壓迫之苦。連隊黨支部對孤兒出身的謝邦瓊很重視，正培養他入黨，書記動員他揭發營長夫婦對他的剝削壓榨，千方百計的啟發他發言，他非但不控訴他們的罪行，反而說他們教他讀書認字，是他的恩人，就憑這一句話，謝邦瓊從積極份子變成了落後份子，但他卻不在乎地說：「一個人要憑良心做人」。
電台工作像許多技術工作一樣，實踐經驗非常重要，而他是我們十六個人中，唯一真正收發過若干電報的角色，理所當然地成為大家仰慕的對象。到達雷波縣城後，這8部電台也沒有立即配備到第一線，我們輪班在涼山指揮部電台上實習，時間也很充裕。我們16個人在謝邦瓊的鼓動下，竟組織了一個籃球隊，取名為「進軍」，大夥還湊錢做了運動服，儼然一副所向披靡的樣子。這時恰逢雷波縣召開運動會，我們這支籃球隊在謝邦瓊的率領下簡直是戰無不勝。只要謝邦瓊投球命中，觀眾席中掌聲雷動，一片叫好聲。當時的雷波縣城只有一條正街和幾條小巷，居民最多萬把人，他也算是個家喻戶曉的球星。雖然那年頭沒有什麼追星族之類的新新人群，但投給他的驚羨目光，使我們幾個經常在一起的小伙子也感到周身舒暢。
後來前線形勢有了變化，我們八部電台分別奔赴涼山周邊的各地駐軍的前沿陣地，我到了住在上田垻的公安十七團一營二連，謝邦瓊雖然也在同一個團相距二、三十里，況且在緊張激烈的戰鬥環境裡，我們沒有再聯繫過。
1954年4月某日，我突然得到命令，叫我回原單位即第三通信團，我立刻收拾行裝準備出發。我心中暗自盤算，我必須先到涼山指揮部所在地雷波縣城，因為軍人調動必得辦理行政關係和黨、團組織關係的轉移手續，從上田垻到雷波需步行四小時，如果我拐個彎到謝邦瓊所在的連隊可能要增加兩小時，我為什麼不利用點時間去和謝邦瓊說聲再見呢，我一個人的行動不需要請示商量，充其量步伐加快一點就行了。
我們倆對這次的突然調動都很驚訝，但任何軍人在服從命令四個字面前是沒有說三道四的權利的。謝邦瓊皺著眉頭告訴我，前幾天政治處幹部下來找他寫一份關於收養過他的那位營長的材料，我說我那時很小，什麼也不知道，他們似乎不相信，我又問了問小洪的情況，他說沒有消息，叫我回重慶時替他打聽一下，說罷便握手而別。
當年二十歲的我，被「狼奶」餵養得渾渾噩噩，哪裡知道階級鬥爭的陰毒狡詐殘酷無情，絲毫沒有深思過這次調動的深層次意義。現已年近古稀的我，如果用最簡單的詞語來表達這次調動的意義，那便是「打入另冊」，也就是成為了「等閒之輩」，甚至可以說為若干年後當右派份子甚至勞教勞改奠定了基礎。
大概是1955年，當時我已轉業到南充縣政府民政科工作，有一次縣委書記作報告，正式向全體幹部宣讀了一份中共中央五人小組（或者叫十人小組，記憶有些模糊）的文件，這份文件終於從政策高度明確了我的「另冊」身份。如其中規定有直系親屬被殺的即血仇份子不能入黨，不能在要害部門工作的規定，因為我就是血仇份子，所以立即用轉業這個詞彙代替清洗這個詞彙，讓我脫下軍裝遠離要害部門，從此我認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振振有詞不過是文字遊戲罷了，如果不信此說就聽聽「血仇」二字中的咬牙切齒聲吧。
我相信就是在這種政策背景下，謝邦瓊在我調離要害部門的電台不久，他也調離了，我離開涼山的時候有一位空著手的幹部一路談笑「隨同」，而他離開涼山的時候卻派了兩名保衛幹部帶著手槍態度十分嚴肅地近乎「押解」，這個氣氛對聰明的謝邦瓊意味著什麼，對自尊心極強的謝邦瓊又意味著什麼，這些不祥之兆他肯定不會麻木不仁地「無動於衷」；比我年長五、六歲的他也肯定知道，作為在國民黨軍隊裡的要害部門裡的工作人員，等待著他的將不會是陽光大道。還有那困擾著他的初戀……他的矛盾，他的痛苦，將是可想而知的事。
在沒有公路的年代，我們進出涼山都得步行，記得要經過屏山縣城、新市鎮、黃琅、汶水而後雷波，其中黃琅這個小鎮的秀美簡直令人嘆為觀止。別看他在群山包圍之中，卻頗有江南水鄉的風貌，亭台樓榭，小橋流水，把這個小鎮打扮得典雅無比。不知造物主是不是故意把它藏匿在這蠻荒之地，以免那些文人雅士熙來攘往舞文弄墨打擾了它的寧靜與安詳。距黃琅鎮約兩公里，更有一個名叫馬湖的大型湖泊，當地人稱為海子，估計比杭州西湖大一倍，湖中有小山，山上有小廟，進出涼山都必須乘小木船從湖中游過。我是湖北人，謝邦瓊是湖南人，沒有比湖南湖北人更熟悉湖依戀湖嚮往湖了，我們都是在湖邊長大的孩子，1953年我和謝邦瓊一同坐船進涼山時，我倆的興奮快樂還歷歷在目，這個孤兒對著美麗的山水竟然發出豪言壯語：「等革命成功了，我要到這兒來養老！」
當謝邦瓊和兩位「保衛人員」到達黃琅的時候，他們一同住進一家旅店，在旅店裡，謝邦瓊趁「保衛人員」一時疏忽，偷用那支「保衛」著他的白朗寧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勇敢地扣動了扳機……
我沒有褻瀆勇敢這個詞彙，我年輕的時候也曾簡單地認為自殺是一種怯弱的表現，現在我不這樣簡單地看人類的這一異常行為，我認為它同時也是一種勇敢的表現，我佩服他能用果斷的方式，了斷他在未來的苟活中將要領教的那種生不如死的感覺。
更何況這裡有美麗的山水，壯觀的湖泊。雖然革命遠未成功，雖然你還未老，你就長眠在你自己選定的墓地吧！
我永生永世地詛咒將無數善良青年置於死地的魔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