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插一下毛澤東對北大「六一八事件」的看法。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根本不同：劉認為是反革命事件，毛認為是革命事件。王力回憶說：「北大六一八簡報是劉少奇批的，康生、陳伯達都畫了圈。簡報說對『反革命事件』要鎮壓，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國仿行。……六一八事件經過，大體是：六月十八日上午九點到十一點，北大工作組正在開會，群眾離開工作組，揪鬥了四十多名校領導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動。工作組制止了他們，指出避開工作組亂鬥的作法，有害於革命，已經被壞人利用。工作組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毛主席只知道北大工作組把群眾說成反革命不對，毛主席認為是革命事件。……他當時還不知道有少奇同志批語。直到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北京，十一中全會開會以前，康生發現全國都發生工作組與群眾的衝突，他認為來源於少奇同志批語。可是他查了檔案，看到簡報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劃了圈。他在文革小組裡說：『到處發生這個問題，和中央批語有關。我把批件揣在口袋裡，幾次想告訴毛主席，到現在沒有拿出來。』張春橋一聽，馬上把文件要過來，並馬上送給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大怒，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毛主席當時不但罵劉少奇，還罵了康生。因為張春橋告了康生的狀，說康生把簡報揣在懷裡很久沒有拿出來。毛主席說，要康生這種人什麼用處？……」王力對這件事發表議論說：「總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這裡，毛主席的大字報和換接班人的決心來源於此。其他學校發生的類似事件並不重要。」（參見《王力反思錄》第607—609頁）——王力對「六一八事件」的敘述非常重要，但他的議論並不完全正確，這點只要看看毛澤東對清華工作組「反蒯」鬥爭的看法和處理就清楚了。
7月19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關問題。陳伯達在會上提出要撤銷工作組，劉少奇、鄧小平等多數人反對。會後，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第600頁）
7月24、25日兩天，毛澤東連續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各中央局書記談話，說：「不要搞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工作組「阻礙群眾運動」。「我們提出撤銷工作組，代表廣大群眾的意見」。2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422—1424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第601—603頁）不消說，清華工作組也在「撤銷」之列。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有萬人參加的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宣布撤銷所有的工作組。據參加這次大會的陳小魯後來回憶說：「那天，毛主席本來沒有出席大會。在劉少奇講話中間，毛主席突然從後台走出來了。他走過劉少奇身邊時，劉轉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沒理他，可以說看都沒有看劉一眼，就過去了。」（陳小魯《陳毅之子痛說「革命家史」》）蒯大富也被通知（這是最高指示！）參加這次大會。——從「反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蒯大富參加這個會，興奮無比，歡呼雀躍，回清華後，就神速地貼出大字報，宣布：「我見到了毛主席！」——這在清華是一個驚天動地的霹靂消息。
在毛澤東和清華文革問題上，特別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毛澤東委託周恩來過問清華文革。這是毛澤東非常高超、無與倫比的一招！其作用重大，寓意深刻。
毛澤東為什麼委託周恩來過問清華文革？周恩來作為國務院總理，日理萬機，是全國最忙的人。毛澤東之所以委託周恩來過問清華文革，一定是他發現了清華文革的問題——大問題，亦即劉少奇的大問題。委託其他任何人都壓不住陣腳。而周恩來也是最忠於毛澤東的人之一。清華文革的親歷者、當時動農系六年級學生楊繼繩，在1966年7月30日參加周恩來召集的座談會時，問周：「對毛主席的話要不要一分為二？」周立即回答：「那可不能一分為二！他的講話已經經過一分為二提煉的。」（5—6頁）周恩來還說過：「衡量真理的標準，就是毛澤東思想。」（周總理1966年10月3日接見參加國慶觀禮的全國紅衛兵代表時的講話）這兩句話清楚明白地表明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態度。正如清華文革的親歷者、當時的學生孫怒濤所說：「周恩來是個緊跟毛澤東，按黨性原則辦事的大人物。」（507頁）
因此，在清華文革問題上能代表毛澤東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非周恩來莫屬。
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他如果不得到林彪（軍隊）和周恩來的支持，是不會也不可能採取切實地打倒劉少奇的措施的。1964年底和1965年初，毛澤東一方面尖銳批評劉少奇，一方面高度稱讚周恩來，他為1941年寫的批判「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批語之「三」即「此件送謝富治、李井泉、陶鑄三同志一閱，請提意見，以便修改」的批語中說：「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總理的名字「應該刪掉」（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56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1996年版第49—50頁），有理由認為這是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行動中的一個帶有決定意義的戰略部署。周恩來是政府系統的領頭人——最有威信的領頭人。周恩來所代表的是一個重要方面軍。對此，毛澤東瞭然於胸。他委託周恩來過問清華文革，也就把周恩來推到了劉少奇的直接對立面。通過歷史經驗和現實觀察，毛澤東相信周恩來一定會站在他這一邊。
周恩來接受毛澤東委託過問清華文革，他在「日理萬機」中把這件事情作為最最重要的任務，即首位的任務，進行了認認真真、扎紮實實的調查研究。
7月30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開兩個座談會，一個「臨時籌委會」（工作組臨撤走前扶植的一個組織，其所執行的是「一條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頭頭（3小時），一個是批評工作組的學生（3小時），了解清華文革的情況。
8月1日，周恩來兩次接見蒯大富（一次凌晨，有說這次劉泉、劉才堂參加了；一次在晚上）談話長達6小時。一開始，周就說：「主席和中央派我來，想聽聽你對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從現在開始給我講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證聽你講完最後一句話。」
蒯大富也向周恩來保證：「總理，我向毛主席和中央保證，我下面講的每一句話都是我的真實的想法，親眼看到，親耳聽到。」
周第一次見蒯大富過程中，賀鵬飛兩次進來要求聽聽，但都被周拒絕了。
第一次和蒯大富談話時，周恩來只帶了他的秘書孫岳，第二次卻叫上了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和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第二次談話，周也讓蒯帶了三個人。因為蒯曾失去自由18天，這18天的情況可由他們補充。
談話最後，蒯大富說：「總理，我講完了，我向你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都是真實的想法。」
周恩來說：「我馬上向主席和中央匯報，謝謝你了。我今晚還有個會，沒空陪你吃飯了，我請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的同志做了點夜宵，馬上送來，再見。」
清華文革的親歷者、當時機械系四年級學生胡鵬池，在敘述完周恩來兩次和蒯大富的談話後，無限感慨地說：「一個八億人口的現職總理，竟然在24小時內花了整整6個小時聽一個大學生的獨白，這是多麼不可思議啊！」（279—280頁）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從8月1日到3日，周恩來連續幾天緊張地找王光美、葉林談話，找工作組成員、找學生談話，還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其內容無疑都是談清華文革的問題。當周恩來摸清了清華文革的情況，向毛匯報並得到指示後，於8月4日晚帶著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的100多名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到清華大學開文革現場會，親自宣布為蒯大富平反。（281—285頁）
我們看到，把蒯大富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是最高層領導（劉少奇），為蒯大富平反也是最高層領導（毛澤東）！也正因為毛澤東通過周恩來掌握了清華文革的情況，特別是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蒯大富這個典型——被貫徹執行劉少奇文革反右路線的王光美工作組打擊迫害的典型，即蒯大富是與以王光美、劉少奇直接進行鬥爭的標誌性人物，以及他了解和掌握的其他單位（如北大）的文革情況，還有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與毛澤東也有齟齬：8月1日，劉少奇對派工作組解釋說：「北京各院校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毛澤東即刻插話說：「怎麼會中斷呢？」8月2日，劉少奇說到派工作組問題的責任：「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又說：「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什麼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麼怕？」劉少奇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426—1427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第606頁）毛澤東認為，時機到了，成熟了，下定立即打倒劉少奇的決心並付諸行動。於是，8月5日毛澤東對劉少奇進行「收網」，即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毛澤東在這張大字報中寫道：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可是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實右，豈不是發人深省的嗎？
不難看出，這張大字報是毛澤東按照他文化大革命的觀點對劉少奇1962年以來，特別是文革中思想和行為的畫像，是對劉少奇的政治死刑判決書。
8月6日，接回在大連休養的林彪，毛澤東親到林彪住處探望，囑其接班。8月7日，毛澤東這張大字報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文件印發。正是根據毛澤東這張大字報，改變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原來的議題和議程，增加了改選中央領導機構的議題和議程。通過「全會選舉」，劉少奇從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也就是被拉下馬，而林彪則從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成為新的接班人。
這張大字報已指出，劉少奇「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云云，到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又把劉少奇在文革中派工作組的方針和政策進一步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劉少奇就是提出和推行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頭子。
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究竟是怎麼回事，這是毛澤東在文革中使用的指導文革的基本概念之一。它完全是一個偽命題。劉少奇指導文革的方針和政策，其實就是毛澤東在十年前（即1957年5、6月開始）所提出和執行的「反右派」的一套。1957年毛澤東把「反右派」稱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亦即「反右派」的方針政策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什麼在1966年文革中劉少奇執行這一套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此一時，彼一時」也。毛澤東「與時俱進」，他的政治需要變了，鬥爭的主要對象轉移了，十年前他反的主要是黨外的「敵人」；十年後，他發動文革，反的不僅是黨外更主要地是黨內的「敵人」——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不明就裡（用當時許多領導幹部流行的話說，就是「不理解」），沿襲陳規，非但得不到毛的認可，反招毛澤東更加不滿。十年前，反對黨委，甚至反對某個支部和黨員，中央高層都一致認為是反黨，聲稱黨的領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十年後，毛澤東明確宣布，反對某個黨委（包括省市委）並不就是反黨，他甚至號召「向中央進攻」。「踢開黨委鬧革命」，沒有考證出何人、何時提出，但作為文革初期造反運動中的口號，那是神州大地叫得最響，也是最符合當時毛澤東思想實際的口號！
談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居然有人說，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是一條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路線。它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符合國情民情，行之有效。」（參見《劉少奇和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頁）如果說，建國後，劉少奇和毛澤東的治國理念有別，用路線的話語說，劉少奇的路線也許比毛澤東的路線有更多正確的地方，但就文革的路線來說，就很難做這樣的區分了。三十多年前「撥亂反正」，為了平反冤假錯案，為冤屈者恢復名譽，這樣說——劉少奇的文革路線「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符合國情民情」，也許還情有可原。那時，文獻資料鮮少公布，人們的認知也很有限。到了21世紀，隨著史料的大量公布和挖掘，特別是人們對歷史的研究越來越趨於理性，還置基本史實於不顧，再做這樣的粉飾，實在令人遺憾！
在文革中，毛澤東讓劉少奇「相機處理」，實際上，這是一個「圈套」。面對全國各地高等院校和中等學校風起雲湧的文化大革命，劉少奇按照中國共產黨傳統的工作方式大派工作組，大抓「右派」，恰好陷入了毛澤東為他所設計的「圈套」，走進了死胡同。我們設想劉少奇不派工作組又怎樣？難道毛澤東不會說他「放棄黨的領導」——對黨的領導人來說，這也是非常嚴重的致命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給劉少奇戴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大帽子不就是一個更清楚、明白的證明？！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劉少奇就「靠邊站」了——不僅僅是「靠邊站」，他雖然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但都是名義上的了，他除了不停地檢討和接受批判、鬥爭，一直到1969年悲慘地死去，再沒有做黨和國家的任何實質性的工作，他作為常委沒分工管什麼工作，這點和鄧小平不同，他連會見外賓的禮節性工作都被停止了。其實，1966年8月5日，即毛澤東寫《我的一張大字報》的當天，也就是八屆十一中還在進行的時候，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後，與劉少奇通電話：「建議劉最近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頁；《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48頁）這就是說，劉少奇被毛澤東的一張大字報完全打倒了！這就是一個被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長期奉為第二號開國元勛的命運！
劉少奇作為依照憲法經過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國家主席，被毛澤東僅僅200個字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就打倒了，這是文革中違背憲法破壞法制最嚴重最惡劣的案例。劉少奇是文革中被整，以致被整死的級別最高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並株連妻子、兒女，以及不計其數的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層的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和普通黨員，無疑是文革中天大的冤案。這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刻骨銘心的，也是需要大家來共同反省和反思的。劉少奇這樣一位開國元勛，遭此殘酷迫害，太值得人們同情了，——為劉少奇平反，天公地道，天經地義！但是，如果因為劉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就否認或掩飾他在文革初期（我指的初期，是從1966年5月文革開始到1966年7月底）所實行的方針和政策的錯誤，也是違背實事求是原則的。劉少奇在文革中是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不小的加害者——並且首先是加害者。對由於劉少奇的錯誤造成的冤案涉案者也應該同情和平反，否則，同樣不公道——對此，不論在社會上，還是在文革史研究中，仿佛都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蒯大富反覆說：「劉少奇把我打成反革命，毛澤東把我解放了；她（指王光美）不向我做檢討，我為什麼要向她做檢討？」這是他刻骨銘心的文革情結。文革後，王光美利用權力把本想在首都設籍發展的蒯大富趕出北京，其襟懷和風格實不足道。
清華是毛澤東的文革路線與劉少奇的文革路線一個極為重要的交匯衝突點，再沒有任何一個單位和地方可以淸楚體現出這兩條路線的具體分野和衝突了。
從劉少奇在清華的所作所為來看，他的文革路線根本就是他「四清」思路的重複。他一點沒有從1964年底至1965年初，搞《二十三條》的時候，毛澤東對他的嚴厲批評、甚至聲言很容易地就可以把他「打倒」中省悟出什麼，這是很令人奇怪的；相反，他在文革中放肆地沿用在「四清」中以及中國共產黨1957年「反右派」的方法，矛頭向下，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大抓「右派」和「反革命」。毋庸置疑，按照劉少奇的路線去搞文革，對國家和民族同樣是一場災難和浩劫。對此，劉少奇指導清華文革的情況已經清楚地表明了。
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和劉少奇的文革路線，有一點極為相似，就是他們二人都搞「夫人參政」。劉少奇首開此惡例。本來是他指導夫人王光美在「四清」中所創造的所謂「桃園經驗」，竭力宣傳其普遍意義，大肆向全國推廣。在文革中又想指導王光美創造「清華經驗」——結果不妙，夭折胎中。劉少奇讓夫人參政，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空前的——任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還沒有這麼明目張胆地幹過。在劉少奇之後，毛澤東在文革發動初期搞的「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年4月10日），才是讓夫人江青明目張胆參政的重要一招，和劉少奇指導王光美搞的「桃園經驗」有異曲同工之妙。並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毛澤東比劉少奇走得更遠，他在文革中直接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排名候補中央委員、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前，實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掌權人），並讓江青在「九大」進入中央政治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
歷史已經證明：無論是毛澤東的文革路線，還是劉少奇的文革路線，都是禍國殃民的「左」傾路線。
毛澤東和清華「文革」（下）
到此，劉少奇和清華文革的瓜葛就算完了，而毛澤東和清華文革的關係還在繼續並且一直到他逝世。
1966年8月21日劉少奇的女兒劉濤貼出《誓死跟著毛主席干一輩子革命》的大字報，這無疑是劉濤受她爸爸在清華文革中犯錯誤、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取消接班人資格影響表示拉開距離而寫的一張大字報。
在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的授意下，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領6000多人的隊伍到天安門，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推向社會；沒法考證這件事情事前毛澤東是否知道，但確為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文革大業立了大功。
1966年12月30日，毛澤東夫人、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到清華大學接見劉濤，這是拉攏劉濤，教育她站穩立場，「大義滅親」，揭發劉少奇，劉濤很乖，接著就寫了《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1967年1月2日）的長篇大字報，表示「與自己的反動老子徹底決裂」。——大概就因為這件事（或這個原因），在文革後王光美不讓劉濤參加劉少奇的追悼會。
1967年4月10日，以蒯大富為頭頭的清華造反派召開有30萬人參加的批鬥王光美大會，還有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等許多領導幹部陪鬥。在這次批斗大會上，讓王光美在還十分寒冷的初春身穿旗袍、頭戴洋草帽、頸掛桌球做的項鍊（代替金項鍊），對她進行人身侮辱。讓王光美以這種行頭和面貌出現在批斗大會上，這是誰的主意？直到文革結束幾十年以後才揭開謎底。據知情人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王廣宇在2008年寫的《清華大學造反派侮辱性批鬥王光美內幕》披露，這是江青的「旨意」。江青把她這個主意告訴王力、關鋒，而王力、關鋒又告訴王廣宇，讓他向清華井岡山辦公室主任潘劍虹傳達，並囑小潘一定「保密」，不要說這是誰（指中央文革）的意見。讓小潘就以自己建議的名義向總部提出，小潘照做了，並被總部採納。所以，連蒯大富都屢屢表示不知道這到底是誰的「鬼點子」。若問江青為什麼要這樣做？照我看，作為女人的江青，一則發泄她這個中國第一夫人對王光美這個中國第一夫人名揚世界「風光」的嫉恨；再則，也是反映她在文革中以「整人為樂」的陰暗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