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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中國中產可能比想像中更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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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看到一個帖子。

大意是,某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從業於投資相關領域,收入頗豐,在上海置有別墅與公寓。但是最近公司出了問題,他的現金持在量低於十萬,如果停發工資,每個月的房貸都成了問題。

這使我想起了此前看到的一個有關中產之困的帖子——一對中年夫妻,在滬二居室,45歲左右,孩子讀高一。男方月入兩萬,女方八千,每月去掉房貨,一家三口剛剛湊合。男方父母在農村,71歲了,姐姐出嫁後離婚,管不了父母。女方是獨生子女,父親沒了,母親一直在小縣城獨居,也70歲。三個老人身體較差。最近,他們先後打電話來,要求到上海投奔子女。夫妻倆面對三個無法自理的老人,精神崩潰,嚇得傻眼了。

顯然,擺在他們面對的困境是,首先,沒多餘的房子。若租了房子,以時下上海的租金而言,吃飯都是問題。其次,由於老人身體不佳,可能還得請保姆,而保姆費用非尋常家庭所能承受。再之,今後老人的大病醫療,也是一大隱形財務壓力。

這樣的帖子之所以引人共鳴,是因為它戳到了人們不願或者不敢輕易面對的痛處,很容易讓人產生代入感。這些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銜枚疾進,大量接受了高等教育、擁有一技之長的年輕人湧入大城市並站穩了腳跟,繼而被貼了新興中產階層的身份標籤。但是,僅僅一個父母養老的問題,就足以讓他們從中產幻覺中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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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只是所謂的城市中產面臨的生存壓力之一。這樣一個看起來還算光鮮的群體,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脆弱。很多年前在一篇文章里看到過一種說法,打扮得精緻入時的上海摩登女子,下班後可能拐進某一個陰暗潮濕的弄堂里的家,兩者形成一種鮮明的對比——我覺得,那樣的場景其實是今日之中產的一種隱喻。

關於中產,人們心中有一些符合他們身份的標配式鏡頭。比如,他們出入於高檔辦公大樓,在電話與電子文件之間忙碌;用熟練的外語與客戶交談;喜歡健身、美食與旅遊,等等。而他們對自身未來的想像可能是,在一個溫暖的午後,在綠樹成蔭的草地上,從家裡的二層小洋房裡出來,看著孩子和狗在自家的後花園裡歡笑打鬧,妻子在一層開放式廚房正在做著美味的甜點,還約好了朋友下午一起喝茶聊天……只不過,堅硬而粗糙的現實,輕易就能將這樣的幻覺撕得粉碎。

我們已經從各種新聞里看到,一場疾病乃至一輪政策的調整,都可能讓一些中產打回原形,跌落到塵埃里。前幾年,一篇名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在網上傳得沸沸揚揚,看似不打緊的小小流感,卻引發了重大的家庭危機。流感事件的主人公在北京有房有車有存款,屬於標準的中產家庭,但面對家人重疾一樣不堪一擊。

放到更長的時間軸下來看,今天以70後、80後為主力的城市中產們,生活在歷史上難得的和平時期,房貸的壓力、孩子補習班的費用,諸如此類,相當於他們父輩、祖輩所經歷的顛沛流離,實在是輕若鴻毛。那麼他們有沒有想過,自己的有生之年也可能經歷這樣的系統性風險,集體性的命運的「黑天鵝」會扑打著翅膀降臨到頭上?若如此,又該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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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據顯示,中國中產人口占總人口19.12%,在這差不多20%的中產階層中,有73%的人處於和下層接近的過渡、邊緣狀態。也就是說,超過七成的中產有隨時滑向下層的可能。

有個詞叫階層固化,其實,它描述的並非事實,因為對所謂中產而言,不存在什麼階層固化,或者說,中產的最高理想就是階層固化,但這樣的理想並非由混凝土澆鑄的,並不堅固,稍不留神,中產就會向下一個階層跌落。

這也是所謂中產焦慮之所以廣泛瀰漫的原因所在。

更進一步說,中產之困不僅僅體現在物質層面,也包括權利層面。大到參與城市公共生活的權利,小到撤換物業的業主權利,對很多中產來說都是懸空的。很多時候,他們和底層人士一樣要受到權力的刁難,在孩子上學、生病住院等具體事務方面,他們無法與權力更近的人競爭。權利匱乏,讓中產更加沒有安全感。

似乎與此相輔相成的是,這樣一個中等收入群體中,目前還並沒有產生與之相匹配的價值觀。他們當中多數屬於歲月靜好派,不關心公共事務,不關心他人命運,認同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觀日益粗鄙化。前不久發生的屁突屁連續爆雷事件中,由於受害者多數為中產,所以,人們在抱以同情的同時也不忘對他們進行嘲諷式敲打。

中產無疑是一個社會巨大的穩定器。一個健康正常的社會,一定是中產占主流的橄欖型社會。但嚴格意義上講,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文化上、價值觀上,我們並沒有形成一個有分量的中產階層。

今後,這個階層是逐步壯大還是停滯不前乃至萎縮,將決定我們這個社會的文明走向。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船夫日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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