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聲」的吳薇老師，過去兩年經常去看望高耀潔醫生。她拍了一些視頻，這些都成為珍貴的記錄。
她發給我兩段視頻，讓我幫忙聽一下裡面的河南話，有幾句含混不清。我聽了十幾遍，也不能確定到底是什麼。
這讓我非常難過。我祖母在2002年去世，那時她80歲。如果活到今年，比高耀潔還要大幾歲。小時候我很喜歡和祖母聊天，她的每一句話我都聽得懂。
那是地道的豫東口音，從民國而來。高耀潔的口音可能略有差別，她小時候從菏澤逃難到開封。但是這並不是我不能「聽懂她」的理由。
這麼多年我一定丟失了很多關於河南的記憶，包括方言。我不敢用河南話讀詩，也無法用河南話寫出一篇文章。
這有外部世界的影響，也有內在原因：我們這一代河南人，都在「逃離」，想把故鄉甩得遠遠的。
高耀潔說，她一生都在「逃難」。其實逃難就是河南人的集體記憶。我奶奶那一輩的老人給我講了很多。
到了我父母這一代（出生於1949前後），最深度的記憶則是飢餓。相當長的時間，她都努力為「明年」攢下口糧。所以，每年收穫新的小麥，都會存起來——到冬天就會缺糧，不要說未來了。
高耀潔醫生最重要的時刻，當然是90年代。她發現一個到鄭州看病的農婦患有愛滋病，而患者和吸毒與性傳播都沒有關係。最終高醫生發現，相當多的人是在賣血的時候感染。
這個發現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包括高醫生本人。
時間大概是1996年，我正在瘋狂做題準備高考。從我老家村子到著名的愛滋村駐馬店文樓村，只有125公里。
實際上，文樓村所在的上蔡縣比我老家要發達和進步很多，所以那裡的農民知道賣血可以掙幾百塊。如果我老家的鄉親們知道，一定也會去——高醫生和其他人的努力，中斷了這個進程。
那幾年的河南農村，是1980年代以來最苦的。我家發生的幾件事，簡要記在這裡:
1998年，學校發不起工資，我爸半年的工資，到現在都還沒有發（也永遠都不會發了）；
農民更苦，公糧和提留款占了農民收成的大部分（一定超過一半）。最終，農民罷交了。
村裡的農民集合起開，乘坐農用車去市里抗議，要求每一家必須出一個人，否則就要「懲罰」（老人去世，大伙兒不幫忙出殯）。我媽媽只好參加了這次小型起義。
結果當然是成功了，農民不交農業稅了（幾年後全國都取消了），這就是學校發不起工資的直接原因。
那年寒假我從青島乘坐火車回家，在商丘火車站被人用刀逼著搶了我5元錢——這幾乎是我最後的五塊錢了，但是那樣的劫匪，也真心不容易。
……
寫下這些小事，是想說明，高耀潔醫生當時的事情有多偉大。她前後為了愛滋病防治和救助愛滋病孤兒，花了一百多萬。
這就是河南這片土地，它從來就不缺苦難。人們能夠忍受一切，只要能卑微地活著。
從這個角度看，高耀潔真的是天使，她似乎不屬於這片土地。家人很難理解她，因為家人是真正的河南人——就像今天沉默的九千多萬一樣。
但是我也想：這種「不屬於」可能恰恰證明，高耀潔醫生真真正正紮根於這片土地上。她在曼哈頓，不但不會英語，連普通話都不會說，她一直講河南話——她到最後一刻，仍然在河南這片土地上。
但是幾千萬河南人，卻看不到這一點。他們忙著要求楊丞琳道歉，要求一切「黑河南」的人道歉，但是卻沒人要求造成90年代災難的人道歉，也根本不知道高耀潔是誰。
所以，我就又寫下了上面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