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芬克利夫墓園，距離曼哈頓有幾十公里。乘坐公共運輸轉車，要花上2個多小時，但是在風雨中依然有兩三百人趕到這裡，送高醫生最後一程。
禮堂坐不下，儀式結束後外面很多人排隊，等著進去送花、鞠躬，對高醫生表達感謝。
這個墓園是不少中國名人最後的靈魂歸宿，包括宋美齡和顧維鈞。高耀潔1945年曾給自己的妹妹指著天上的飛機，「快看，那是中華民國飛機」。
從今天開始，高醫生也進入了中國文化的某種傳統之中。她將被人們銘記，而她所做的事情，將成為一些中國人的思想資源。
人們必須在這個基礎上不斷反思：那些苦難是如何造成的？如何避免類似的苦難再次發生？
妹妹回憶了高醫生82歲逃亡時的細節。她們從鄭州買火車票，先是跑到了成都。那時她們一定不知道後面是怎樣的旅程。
家人的發言，使用了逃亡、流亡和遠離故土這些詞，面對前來弔唁的人，家人或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能理解高醫生，而高醫生在天之靈或許也會感到欣慰。
一個流亡者最悲哀的，就是家人的不理解。高耀潔獲得美國的獎項後，河南有關部門曾讓她兒子下跪求母親不要到美國領獎，而高醫生也不得不發布聲明，自己的事和家人無關。
家人感謝了黎安友教授這麼多年的關愛。14年來，黎教授是高醫生在美國的監護人。
小到帶她買麵包，大到幫她辦理廉租房、保險和醫院事物，都是黎教授在做。高醫生在紐約第一次生病急診，黎教授在一小時後就感到了病房。
在美國做這些事非常繁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黎教授很討厭和政府打交道的那些麻煩事，他見到我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哥大的官僚主義有沒有給你帶來麻煩」，但是，為了高醫生，他在過去14年不得不和各種部門打交道。
黎教授說，在幫助高醫生做這些事的時候，他也接觸到很多去看望高醫生的中國人。他說，在高醫生和那些照顧她、看望她的人身上，看到了中國人真正的價值觀。
這是一個特別的觀察。過去14年，有不少人來探望高醫生。他們和她聊天，幫她做事，也從她那裡學習——這讓高醫生在曼哈頓的歲月，成為一種有創造性的生活。
這種創造是合力完成的。高醫生專注於自己的寫作和對抗艾資料的梳理，而那些去看她的人則幫忙傳播。這不是「項目」也不是安排，而是一種自然的、自願的協作。
這是包括醫生、護士和很多哥大學生在內的一個特別的社群。高醫生的醫生和護士代表也到了葬禮現場。
尤其讓人感佩的是這麼多年來哥大的學生小組，一波又一波，傳遞的不僅是責任，也有黎教授所說的「中國人真正的價值觀」——這是能給人希望的東西，可能也是這種精神在鼓舞著黎教授。
作為漢學家，他研究中國已經超過六十年，他熱愛的東西，應該是有價值的、值得的。他內心中也會感謝高醫生，這讓他的研究對象不再是一片荒原。
這讓紐約曼哈頓有一個「更好的中國」，比我老家河南要好得多——對這一切，我深深感謝，在此後的日子也應該牢記。
高醫生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