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爾瑪在中國文革中受迫害的經驗，非常珍貴，屬於私人角度，假如轉向宏觀角度，作中德比較，比如從德國經驗看中國文革，就會產生同謀者與受害者、希特勒與毛澤東之類的思想史問題，展現社會、歷史、文化的大視野。
中國民間導演胡杰製作的卞仲雲死難紀錄片《我雖死去》，被譯成德語上了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由一個小出版社譯製，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Schwiedrzik），據說曾經是個"毛分子"，他的妻子則是大名鼎鼎的維也納大學漢學家蘇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間留學北京，學的是中共黨史。據說他們夫婦看了這個紀錄片，很震動，找到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聯絡上胡杰。
魏格林教授寫過一篇《如何面對文化革命的歷史》，拿德國經驗（納粹）跟中國的文革經驗作對比，極有價值，尤其她作的是關於罪與責的對比。我想，沒有哪個民族比德國人更有資格談這個問題。她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希特勒曾使每一個崇拜者獲得滿足，由此也導致所有德國人都自覺是受害者，而拒絕面對真正的受害者；這種同謀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身份"或"兩面性"，曾是一個重大障礙。
這種"雙重身份"的德國式尷尬，當然也發生到中國共產黨身上——"存活下來"的鄧小平為首的整個中共體制，它的全部官員（走資派），當然也包括"保爹保媽"的高幹子弟們，既是毛澤東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幫凶；更典型的，還要算是"副統帥"林彪集團、"小爬蟲"王關戚等，但沒能存活下來；不知道"四人幫"和陳伯達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實在一定意義上，他們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國人怎麼界定戈林元帥和黨衛軍首領希姆萊。
但是，中德之間總還隔了一層，由於歷史、文化的不同，首先，主席與元首的區別——德國人跟希特勒的關係，與中國人跟毛澤東的關係，最不一樣的地方，是毛澤東從來沒有讓所有中國人都"自我滿足"、自豪過，恰好相反，這位梟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運動中，依次讓不同的社會階層跌入地獄，飽嘗挫折感、罪惡感、"另冊"感，他用"運動"群眾的這個法寶，變著花樣挑動中國老百姓互相批鬥，把中國變成一座"古羅馬鬥獸場"；"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是希特勒絕對沒有的一種興趣，西方漢學家不太容易看懂現代中國和中國革命，有些人不是也曾經霧裡看花地崇拜過毛澤東嗎？
還有一層不同。納粹歧視非日耳曼人，專殺猶太人，也有個專用名詞，叫著"種族滅絕"（genocide）；可是史達林、毛澤東殺的大多是自己黨內的競爭者、自己民族和國家的老百姓，這該叫個啥，好像還沒人發明個詞出來。
這個區別，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使"同謀加受害者"的雙重身份，更加曖昧，直接影響魏格林說的整個民族的"道德記憶重建"。
至於民間，魏格林認為處於一種"記憶群體"分散、割裂狀態，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訐，因為"每一個人、每一個曾經參加過運動的階層、每一個政治團體都要從歷史經驗中尋找出能夠支撐重建其自尊的東西，同時又要設法忘卻與此目的不相關的東西"。這個觀察很準確，但是我不知道她會不會看清楚，這恰好是官方所樂見的一個局面。
中國與德國最大的不同，在現實體制層面，第三帝國徹底崩潰，希特勒沒有任何繼承者存活下來，這使得德國人的反省沒有任何制度的阻力。
這在中國恰好是一個相反的情形。魏格林問道："年輕一代為何不起來強烈要求公開討論文革的問題，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現象"。可是，為什麼她沒有問：" 中共當局為什麼至今不允許公開討論文革？"
而且， 中共當局在"六四"以後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遺忘運動"，難道是國際社會和西方漢學界視而不見的嗎？今天中國的年輕人，除了還知道毛澤東是誰，對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等一概聞所未聞，連二十年前的趙紫陽都很少有人知道了。這麼一個民族，你還指望她有道德記憶，不是異想天開嗎？
毛澤東的畫像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還躺在對面的紀念堂里——請一個德國知識分子設想一下，假如二戰之後希特勒在德國還仍然享有這樣的待遇，德國民族還能反省第三帝國對猶太人的罪行嗎？他們還有能力認識"為什麼大多數人違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則，而跟著偉大領袖走"嗎？
中共官方在最權威的公共空間保護著這個"象徵"，就保護了每一個文革參與者心裡的"小毛澤東"——"同謀與受害者"這個雙重身份就不會瓦解；毛澤東就依然俯視著中國，而在他的注視之下，人們就不必理會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後的一幕幕歷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須保住"毛澤東"這塊神牌的思路，因為他就是這個政權的來源。其實問題沒有那麼深奧：德國民族跟著希特勒毀滅過一次，中國則沒有。
色爾瑪提供的視角，在今天的最大意義，乃是中國已經出現政治制度上的倒退與復辟，毛澤東也「找到」了他的接班人，習近平與毛澤東沒有血緣關係，其嗜血的遺傳清晰可辯，那上承兩千年前的商鞅秦制，從古至今的歷史脈絡從未斷過，所以至今中國還不是一個現代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