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智本社寫了一篇文章叫《歷史的垃圾時間》，文中將垃圾時間定義為：一是確定的倒數計時；二是失敗的結局是大概率事件。這個定義很好，能幫助我們看清很多問題。
今天我就借用這個概念，講講「大清的垃圾時間」，希望能增進讀者的認知。這段歷史能告訴我們，一個王朝名存實亡的標誌，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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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垃圾時間何時開始，我認為，不是1840年，不是1860年，甚至不是1895年，而是1901年。
大家知道這一年發生了庚子國變，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倉皇西逃，大清的虛弱完全暴露在天下黎民面前。我認為直到這一年，大清的國祚才真正進入了倒數計時。
此前，大清也遭遇了種種失敗，但知識分子和老百姓，對這些失敗沒有充分感知，老百姓不清楚，不認為那是「失敗」，就對朝廷就沒有損害。
國家、政府、民族，都是想像的共同體，只要人們願意相信，這些共同體就能一直存在。1901年前，清廷將自己高深莫測的權威維持地很好，這要歸功於幾百年的愚民政策和落後的通訊條件。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但並沒有在知識分子中掀起多大波瀾，士紳們普遍認為，英國人只是僥倖取勝，戰爭的失敗主要是因為皇帝用人不賢，如果能堅持啟用林則徐，一定能制服英夷。
當時的知識界，最多能接受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客觀介紹西方情況的徐繼畲已經超出了他們的認知。
因為老百姓不覺得是問題，所以1840-1850的10年間，大清幾乎沒有進行任何有效的改革。直到1850年代，兩場危機逼迫大清改革。分別是太平天國之亂和第二次鴉片戰爭。
兩場危機都反映出大清的軍隊和官僚隊伍都出了很大問題。大清的舊軍隊腐朽不堪，完全沒有戰鬥力，英法聯軍和太平天國都殺得節節敗退。官員們腐敗嚴重，效率低下，朝廷總是沒錢，無法支持大規模的平叛。
軍隊和官僚是朝廷的兩個支柱，前者負責消滅反對者，後者負責汲取資源。這兩個出問題，會直接威脅統治。在重壓下，大清開啟了改革。
對軍隊，是引入西方軍械，並嘗試興辦工廠。對官僚隊伍，是僱傭英國人羅伯特·赫德幫助建立現代海關制度。
這兩項改革，效果似乎不錯，1885年，大清和法國在越南打成平手，沒有喪權辱國。在赫德的管理下，大清的財政收入也是迅速上漲，1849年關稅收入才221萬兩白銀，1864年已經上升到787萬兩白銀，1901年已經達到2380萬兩白銀，占到財政收入的27%。連1901年庚子賠款的徵收，都要仰賴赫德。
我們今人看來，大清的改革只是皮毛，不解決根本問題，但在當時人看來，改革可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到慈禧，下到一般的知識分子，都認為大清今後不需要再看洋人的臉色行事。這也是慈禧停止改革的原因。
畢竟改革是為保大清的統治，既然統治已經穩固了，大清已經開始振興了，何須繼續呢？
「同治中興」並非是統治者的自誇，而是當時人的普遍認知，大家都預期大清會變得更好，這個認知下，不管大清有多少問題，其實大清的統治都是穩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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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後大清遭遇的第一個挫折是甲午戰爭，在我們傳統的認知中，會認為甲午戰爭後，朝野開始對清廷失去信心，因為輸給西方列強還能忍受，輸給倭寇則是一種侮辱，但綜合更多史料看，這一情況似乎並未在歷史上發生。
沒有發生的原因也很烏龍，因為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大清戰敗了，因為通訊不發達加上朝廷有意掩蓋事實，不少人都以為是大清戰勝了日本。
比如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蔣夢麟就回憶，他小時候一直以為甲午是大清戰勝了日本，因為村裡的版畫畫的都是大清軍隊俘虜了日本人。
（民間版畫看，老百姓認為是大清戰勝了日本）
2014年，日本和英國聯合舉辦的「甲午戰爭網絡特別展」展出了235件版畫，其中56件出自中國畫師之手，大部分也是展示清軍如何擊敗了日軍。
當時清朝對電報進行了嚴厲管制，而且拒絕任何記者和武官隨軍觀戰，對於戰爭的實際情況，民間一無所知。
在無法獲得信源的情況下，民間報紙和文人只能按照輿論的喜好去編造故事，而大清百姓最喜歡的橋段就是「大清戰勝洋人」，這才編出了很多完全與事實相反的文藝作品。
甲午戰爭後，除了極少數的上層精英和個別關心時事的知識分子，大部分大清子民並不清楚戰敗的事實，既然沒有戰敗，那也不需要進行刮骨療毒的改革。
這種依舊「自信「、「麻木」的社會氛圍也是戊戌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上到地方督撫，中到廣大士子，下到黎民百姓，都不認同康梁的觀點，他們並不認為大清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其實，1895年的公車上書，大部分內容都是平和的，是真心希望朝廷改革，並沒有什麼出格言論。康梁的那些改革舉措，程度也不如1901年後的清末新政，但同樣的內容，在庚子國變前就是大逆不道，過於激進，1901年後就是過於保守，這其實反映了輿論天翻地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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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讓部分高層意識到了問題，但這種問題意識遠沒有變成對清廷統治的壓力，李鴻章、張之洞等地方督撫還是堅決的支持慈禧，練就的新軍也對朝廷服服帖帖，稍微對現狀有點意見康梁被朝野人人得而誅之。這時候的大清仍然是無比強大的，真正改變局面的，還是庚子國變。
慈禧慫恿義和團得罪洋人的動機很簡單，就是覺得洋人喜歡光緒，擔憂洋人扶持光緒和康梁，剝奪自己的權力。
其實慈禧這個擔憂現在看真是多慮了，洋人確實更喜歡光緒，認為慈禧是保守派，但洋人犯不著為了一個傀儡皇帝出兵，而且洋人也不希望中國強大起來，他們只希望有個聽話的奴才，只要慈禧滿足洋人的利益，洋人並不在乎當政的是誰。
慈禧一時昏了頭，做出這種毀滅性決策，可以說是她人生中最大的失誤。
八國聯軍進北京，慈禧西逃，還在洋人的逼迫下處死了所有主戰派大臣，鎮壓了義和團，說出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鬼話，還和洋人簽下了10萬萬兩白銀的賠款，這下子，大清是徹底名聲掃地了。
這次事件導致了兩個致命的後果。
一是人們開始質疑慈禧的執政能力，開始思考跟隨朝廷是否還有前途，那些最忠於慈禧的大臣都被處死了，「扶清滅洋」的義和團也被清廷自己剿滅了，說明大清已經虛弱到保護自己基本盤的能力都沒有了。自己人都保不住，憑什麼還跟你。
二是對洋人的賠款開始真正落到每一個人，因為這次失敗，大清喪失了關稅自主權，進出口稅率被強制壓低，大清只能將壓力傳導到各省，讓他們盤剝百姓，這讓每一個大清子民都感受到了失敗的代價。
庚子國變後，大清徹底喪失了威望，各個群體都開始造反。
張之洞等地方督撫要求朝廷開設議會，進行分權，並賦予地方更多權限，否則「中國就會毀滅」。
京師大學堂、廣學會等民間組織向列強提出「廢黜慈禧，與南方督撫合作，洋人入主中央」的方案。這是多麼憤怒才能提出這樣的建議。
海外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更是感嘆自己第一次揚眉吐氣，以前世人聽到革命黨都是唾棄，現在反而恨革命黨還不夠激進。
也正是庚子國變後，大清民間開始熱衷辦報，積極的討論政治，清廷對輿論的管制也不再奏效，1903年《蘇報》案，清廷逮捕章炳麟、鄒容，處死了沈藎，但這次輿論沒有像往常一樣保持沉默，反而對清廷口誅筆伐，清廷幾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對。
庚子國變後，終於可以宣告大清進入了垃圾時間，從這一刻起，無論大清怎麼掙扎，都無濟於事了。
這之後的革命和改良之爭，在我看來爭論的核心不是保不保大清，而是怎麼變革能讓損失最小。立憲派不是對大清有感情，而是認為這樣轉型代價最小，梁啓超就說他不是反對革命，而是希望和平的革命，他支持開明專制也是站在中國的角度，不是對清廷有感情。
實際上，清末革命派和改良派是互相促進，改良派利用革命派造成的聲勢逼迫清廷改革。而改良派的目的，恐怕最終也是廢黜清廷，只是他們希望這個過程儘量不要有動盪，代價儘量小。
當時改良派的主張，無論是開設議會，反對皇族內閣，還是開設地方咨議局，其實都是奪清廷和滿人的權，除了反對使用暴力，和革命黨的目標並無區別。
即使清廷真的按照改良派的要求實行了改革，恐怕最後也逃不過退位的結局，改革後皇帝和滿洲貴族都不再有實權，大權掌握在漢族督撫和士紳手裡，加上民族主義思潮早就在廣大精英群體中傳播，沒理由相信，一群有權力的漢人會繼續容忍一個異族統治者，大清的結局早就註定了，所謂改良和革命，只是在爭論「大清該怎麼死」。
講到這裡，我們可以對垃圾時間開始的標誌進行總結了，一個王朝爆發危機並不意味著進入了垃圾時間，關鍵是這個危機是否被整個社會充分感知，是不是真正動搖了大多數人的信心，是不是最基層的社會精英，甚至街邊的老大爺，都開始產生懷疑了。
就歷史來看，很難判斷客觀情況要怎樣變化才能影響人心，但人心思變情況的出現一定代表垃圾時間的開始，剩下需要討論的，將只是如何度過這段無用的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