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5日晚，青島李滄發生一起保全持刀殺害外賣員的案件。日前，《三聯生活周刊》的報導，再次把這個案件推向輿論場中央，引發廣泛討論。
此前幾天，輿論場對這一事件的討論，不少都基於一個基本邏輯，即這一事件是「底層互害」。簡而言之，外賣員和保全都是「社會底層」，外賣員受限於「算法」要趕時間，保全宥於「規定」要嚴格執法，外賣員和保全產生衝突，都是被「資本」和「機制」所驅使，所以這是「大環境導致的悲劇」。
輿論場上，還有一部分人聚焦到了外賣員本身的背景。他們的邏輯是，之所以產生和保全的衝突，那是因為「送外賣」這個行為，不送外賣就不會遇到這個事情。三聯報導說這個外賣員是留學澳大利亞的心理學專業「海歸」，不少輿論就轉向討論「海歸為何淪為外賣員」（留學的「性價比」問題），這樣的討論當然不乏流量，但和案件本身實在是離題萬里。
在這些討論中，有三個最主要的邏輯謬誤：
1**、以利害判斷代替是非判斷**
當下許多公共討論，往往以利害判斷代替是非判斷。
雖然青島案件的事實信息還遠不夠清晰，已經有很多人開始腦補說「外賣員比較軸」，外賣員一根筋，要是外賣員懂得「變通」，能給保全點支煙，就如何如何。
我們姑且不論這些「腦補」是否成立，在這個案件中最為關鍵的事實只有一點：保全為何帶刀，為何砍人？
就這一事件來說，外賣員遭遇天降橫禍，保全一方毫無疑問負有100%的責任。因為外賣員不掌握暴力，而保全掌握暴力並且使用了暴力。
當然，「不要招惹情緒不穩的人」，「不要和保全過不去」，都是生存智慧。這些生存智慧可能是實用的，可能是能夠讓人「趨利避害」的，但利害判斷不能代替是非判斷。
即使外賣員缺少某種變通的「生活智慧」，那說破天了，也只是一種個人的「過失」而已，甚至連「過失」都談不上。這可以被視為「不明智」，但沒有錯，更沒有罪。而殺人的保全，卻是實實在在的行兇者，法律意義上的犯罪嫌疑人。這很明顯是保全對外賣員的單方面侵害，何來「互害」一說，何來「都不容易，都有難處」的和稀泥？
當代輿論場上，流行一種非常庸俗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最喜歡說的就是，「一個巴掌拍不響」，「XX一方也有問題」。雙方發生衝突，那一定其來有自，再弱勢的受害方，也「有自己的原因」。
然而，世界上哪有那麼多「完美受害者」？如果受害者不是毫無瑕疵，施害者和受害者，就成了「雙方都有原因、雙方都有責任」？這顯然是荒謬的。
有無生存智慧，這是利害判斷；釐清雙方責任，這是是非判斷。在公共討論里，大是大非不容模糊。對一件事是非的討論，不應該和當事人的策略是否最優攪和到一起，無責任的一方因為自己的「策略不夠好」就變成「也有責任」，這種邏輯顯然是不成立的。
2**、以階層話語代替權利話語**
在青島案件中，大部分討論都在使用階層話語。
但這件事和階層真沒什麼關係。在這一案件中，保全是擁有暴力並且使用暴力的人，外賣員是不擁有暴力、被施暴的人。這個問題是外賣員作為保全的相對方其人身權利的保護問題，保全和外賣員的經濟收入高低、社會階層高低，和這一案件本身是沒有關係的。
君不見，2022年在廣州還出現過保全刺死私家車車主的事情呢。你說外賣員是「社會底層」，私家車車主那相比保全肯定不是「社會底層」了吧？
在擁有暴力的保全面前，任何其他不掌握暴力的人都是弱者。今天保全可以因為阻止外賣員騎電動車進小區和外賣員起衝突，明天也可以為了外來訪客登記、外來車輛入內等事項和其他訪客起衝突。在這一案件中，所有圍觀者應該代入的身份，都應該是自己可能成為被保全侵害的對象。但很多討論者把事情當成所謂的「底層互害」，成了看保全和外賣員兩類「體力勞動者」之間的衝突，這是很奇怪的。
現代社會的核心特徵，就是要講「權利」。我們是個什麼樣的社會，這一篇小文不展開討論了，但等級觀念在我們的社會仍然根深蒂固，的確是不爭的事實。很多人總有各種不同的鄙視鏈，用權力、財富來區分階層，然後用庸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解釋一切，你強就不會受人欺負，你弱你就要被人欺負。當然，我不能斷言這套邏輯在今天的社會完全不成立，但至少這一套邏輯不能用來解釋一切吧。
在當今社會，所有權利受到侵害的人，都一定是社會的最底層嗎？顯然不是吧。一個人是不是努力往上爬，就能免於權利受損，這也不是吧？那既然如此，我們難道不應該更堅定地站在「權利視角」來進行公共討論嗎？不同的人當然面臨不同的經濟社會處境，但所有人都應該受到平等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享受普遍的法治和安全公共產品，不是嗎？在青島案件中引入階層邏輯，這完全是不成立的。
3**、對社會階層的錯誤認知**
退一萬步說，回到保全和外賣員本身的社會階層，上來斷言一個「底層互害」，也是對中國社會缺乏起碼認知。
有一些數字經常引起人們的討論，比如6億人平均月收入不超過1000元，9億多人平均月收入不超過2000元，很多人覺得中國人收入真的這麼低嗎？我們來看看這種數字的算法。這些數字實際上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是一家人掙錢的掙的錢是分子，一家有多少人口是分母。
根據人社部2022年的數據，全國就業人口7.3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離退休人員1.3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養老金標準太低，在此忽略）。也就是說，全中國能夠獲得收入的人8.6億，占總人口的60%。
所以，家庭成員的人均收入數字乘以1.67，大致就是這個家庭中有收入的人的平均收入。
6億居民對應的就業人口是3.6億，3.6億就業人口每月月收入不超過1700元，考慮到中國有兩億多農民，而大部分地區農民的生產效率並不高，這個數字就顯然不算離譜。同理，9億多人月入不到2000，也可以換算成，有5億多就業人口月入不超過3400元，這個數字也很實在。
這就是中國，而且就是官方統計數字裡的中國。2022年，青島的城鎮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64349元（稅前），平均每個月5362元，扣掉五險一金和個稅，就是低於5000。外賣員在青島，月收入整體顯然是高於此數的，在統計意義上，無論如何與「社會底層」沾不上邊。
關於外賣員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各種討論已經太多。但我想說的是，不要輕易去下斷言說外賣員是「社會底層」，更不要對外賣員釋放居高臨下的廉價同情。很多人都說，外賣員不交「五險一金」，（這裡不討論「五險一金」的正當性和可持續性問題，那是另一個問題）平台剝削如何如何。我就想問，今天中國的體力勞動者，如果不是在外賣平台「靈活就業」，有一個固定工作，是不是就一定交「五險一金」呢？難道所有流水線上的農民工就一定比外賣騎手更有保障？說得難聽點，不過是很多人天天日常打交道的體力勞動者就是外賣員，對更多從事體力勞動的人毫無體感罷了。
外賣員當然風裡來雨里去，當然也是被「算法」驅使，但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送外賣？原因很簡單，因為即使到現在，外賣員的收入在體力勞動者里都算高的，考慮到外賣員工作的峰谷效應，他們的實際時薪比起流水線工人就更高了。而且，即使外賣員所在平台沒給他交五險一金，他自己按某種標準去交，交完了之後的稅後收入，仍然顯著高於一般的流水線工人。
事實就是如此，數以百萬計的外賣員，就是用腳投票選擇了這個職業。
中國不是個富裕國家，中國的普通勞動者的收入仍然比較低，這是個客觀現實。但輿論場上對外賣員待遇的討論有些過度了，也歪樓了。因為一旦談起外賣員，人們就可以找到平台、資本、算法等各種參照物，來論證外賣員可能受到的種種「壓迫」，但其他產業工人，比如流水線工人背後沒有「資本」，沒有「制度」嗎？外賣員，只是中國體力勞動者的一種而已，他們的收入狀況和勞動強度，是整個勞動力市場中各個參與方形成的均衡。這個均衡狀態很不完美，但這歸根結底主要是因為中國不是個富國。一味地對平台、資本或者算法開展道德譴責，同樣偏離了問題的實質。
要之，公共討論要講是非，而不是只講利害；要講普遍權利，而不是放大階層對立。別再輕言「底層互害」了，把公共事件和共同討論轉化為群體對立衝突，這是許多人最慣常的邏輯，但我們要時時提醒自己，這種邏輯，往往和事實本身相去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