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時的陶孟和（後排右二）與傅斯年（後排右三）
1948年，國民黨敗局已定，國民政府決定把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儘量搬遷到台灣。第一批最重要的古物、標本、儀器、歷史檔案、外交文書等772箱，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主任李濟擔任押運官，全程負責運輸、裝卸事宜。
中共方面聽說了這個消息，為阻止搬遷，特地找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所長陶孟和，請他出面勸說李濟不要擔任押運官。李濟問陶孟和：「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證這批古物不在戰爭中被毀，並有科學證據說服眾人，同時能擔當起這個責任，那我就放棄。」
陶孟和既拿不出科學證據，也擔負不起這份責任，只好作罷。
但陶孟和領導的社會研究所全套人馬卻完整地留了下來，無一人去台灣，全部轉入了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他的這份功勞被有關方面認可，待新政權建立後，改換門庭，成立中國科學院，陶孟和便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同時兼任社會研究所所長。
開展社會調查研究，尋求改良社會的方法，是陶孟和幾十年來一直堅持不懈的宏願。最初，因為在學校教書，不能分出更多的精力從事社會調查，直到1926年，事情才出現轉機。
此前的1924年5月，美國決定將庚子賠款多收的部分及其利息總共1200萬美元退還中國。為確保這筆資金不被挪用，美方要求成立一個董事會，由中美兩國民間知名人士來管理這筆資金。董事會的名稱叫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中基會的最高決策權歸屬於董事會。
根據協議，美國退還的這筆錢只有中基會才有權力支配，將其用於「促進中國教育及文化之事業」。由於教育文化這個概念比較寬泛，所以，中基會把教育文化的範圍規定為自然科學及其應用。
1926年2月，美國的一個社會宗教團體聯繫中基會，願意捐贈專款三年，委託中基會辦理社會調查事業。中基會經討論後決定接受此項贈款，增設一個社會調查部，專門從事社會調查，聘請陶孟和負責管理調查研究事務。陶孟和到任後，提出了三項研究課題：一是關於社會調查方法的研究，二是對北平生活費的調查研究，三是對北平郊區農民生活費的調查研究。
因為此前中基會的研究範圍為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所以社會調查部的位置就顯得有點尷尬。陶孟和認為，要開展社會調查研究，社會調查部就必須獨立。
於是陶孟和給時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寫信，希望獲得胡適的支持。胡適是中基會的董事之一，和陶孟和曾經都是北大教授。最終，在胡適的幫助下，陶孟和的社會調查部順利升級為獨立的研究機構——社會調查所，並得到了四萬元經費的預算。
陶孟和對此很是感激。
社會調查所成立後，陶孟和帶領他的團隊在農業經濟、工業經濟、貿易、金融、勞動問題、人口問題等多方面展開了廣泛調查，並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1931年底，吳晗給胡適寫信，請老師幫助自己的北大同學千家駒找份工作。胡適約見千家駒後，認為千是可造之材，於是給陶孟和寫信請他幫助安排工作。
陶孟和想也沒想就同意了。可等他回頭一打聽，才知道千家駒是北大學生會會長，是有名的搗亂分子，懷疑他和地下黨有關係，不免擔心不好管理。
胡適聽說後回覆說：「搗亂分子和研究工作並不矛盾，會搗亂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進研究機關，你怕他搗什麼亂呢？至於共產黨，我看不會吧！這樣的人才你不用，還用什麼人呢？」經胡適如此一說，陶孟和只好同意了。
其實，還在1926年，17歲的千家駒剛考入北大，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黨，開始參與組織學潮、驅趕教授等地下活動。對此，胡適心知肚明。只是出於包容的心態，胡適能尊重年輕人的選擇。
1934年社會調查所併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45年改稱社會研究所），由陶孟和擔任所長。1935年，陶孟和被聘任為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評議員。1948年順利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也就在這一年，在內戰中節節敗退的國民政府，指示中研院準備南遷，尚未成行，又要求遷往台灣。對此，陶孟和在《大公報》發表署名文章，公開表示反對。
中央研究院當時在南京有地質所、氣象所、數學所、物理所、天文所、歷史語言所、社會研究所等。在這些所長中，出現了兩派，一派以傅斯年為首，主張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一派以陶孟和為首，反對搬遷，主張留守南京。那段時間，陶孟和一直住在研究所辦公室主持工作，他對大家說：「院長朱家驊是我的學生，我可以頂他，他不會把我怎麼樣。」陶孟和的這番話，對中央研究院其他各所也產生了影響。到1949年4月下旬解放軍進入南京時，中央研究院的多數研究所都留在了南京或上海。社會所更是個個堅守崗位，沒有一個人去台灣，所中財產，包括圖書資料都全部保留了下來。
陶孟和的表現受到了新生政權的肯定，中國科學院建院之初，陶孟和就被任命為副院長兼聯絡局長，分管社會、歷史、考古、語言4個研究所，併兼任社會研究所所長。職務不可謂不高，責任不可謂不重。但隨著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所有大學的社會學系都被撤銷，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法學等人文學科不再被重視，社會研究所也因此被更名為經濟研究所，而陶孟和則不再擔任所長一職。
社會學是陶孟和的專業，他為此奮鬥了一生。但年近古稀，他所從事的社會學不僅消亡了，還被當作偽科學受到批判，這使陶孟和目瞪口呆，他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1950年代中期，大陸掀起了批判胡適的運動，陶孟和年長胡適四歲，兩人同在北大任教，是共事多年的朋友，又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他深知對胡適思想的批判，並無道理。面對洶湧澎湃的批判浪潮，他閉口不言，絕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
當57年又一輪運動降臨，陶孟和到底還是忍不住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他發言說：「舊知識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國幹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無材者充數，以致釀成了許多混亂。」他在批判費孝通等人的大會上直言不諱地講：「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人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和社會的進步，依靠的是友愛，而不是仇恨。知識分子應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而不應受到敵視。」
這樣的發言已經讓身為院長的郭沫若很不高興了。但陶孟和仍然不管不顧，在這一年9月中科院召開的批判大會上，大家都一起憤怒聲討右派時，陶孟和又站出來大聲疾呼說：「反右鬥爭對知識分子是一場浩劫！」
此言一出，舉座皆驚。中科院院長郭沫若氣急敗壞，當即決定給陶孟和戴上一頂右派帽子，按敵我矛盾處理。
原本，這已經是鐵板釘釘的事情，但因為有兩個大人物出面擔保，使陶孟和逃脫一劫。
陶孟和出生於1887年，父親陶仲明是嚴氏私塾的老師。陶孟和從小就跟隨父親在嚴氏私塾讀書。1901年，陶仲明去世，張伯苓接任塾師。1907年，嚴氏私塾改為南開學校，張伯苓任校長，陶孟和從南開學校畢業後做了該校的老師。後來南開學校發展成為南開大學，陶孟和也算是南開大學的元老之一。那些從南開畢業的學子梅貽琦、周恩來，都是陶孟和的晚輩。
陶孟和在南開學校任教不久，就去了日本和英國留學，在1913年獲得倫敦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陶孟和回國後，出任北大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長、教務長等職務，成為北大的早期教授之一。
1919年1月，陶孟和邀請楊昌濟等教授發起成立北大哲學研究會。當時，毛澤東正在和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談戀愛，楊昌濟不但替毛澤東找到了一份北大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還介紹他與陶孟和有過交往。
1920年，楊昌濟病故，楊家陷於困窘。是北大校長蔡元培和馬寅初、胡適、陶孟和四人出面，向北大師生徵集善款，才替楊昌濟料理了後事。喪事辦完後，還有一些積余，就留在了楊夫人手裡，以備生活之需。當時，毛澤東想回湖南創辦文化書社，因為手裡沒錢，無法成行，是楊開慧說服母親給了毛澤東一筆錢，作為創辦文化書社的資金。
毛澤東後來一直記得四位教授的情誼。所以在陶孟和直言反右鬥爭是浩劫的時候，也能手下留情，放陶孟和一馬；僅只通過郭沫若傳話，要陶孟和不要再妄議國事，否則彼此不好見面。陶孟和從此閉嘴，不再隨便開口說話。
1960年4月中旬，陶孟和前往上海參加中國科學院第三次學部會議。會議進行到第三天，陶孟和突發心梗離世，享年73歲。
2024-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