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克林是王晶垚夫婦大學時的同學，出身官宦，其父為民國政府海軍部少將司長，主持海軍編譯局。劉氏14歲即參加共產黨，也有一段丟了黨籍的坎坷，1957年才被批准重新入黨。劉在大公報供職多年，有"一代報才"之譽，文革初期（應該是60年代初期--自立注改）任職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處，被副部長姚溱株連。7月23日姚溱自縊，8月6日下午，劉從中宣部辦公樓5樓砰然墜下，卒年42歲（這裡的文字《觀察》已經根據我的更正做完修正--自立注）。劉死前無異兆（應該說是"無多異兆"，不是完全沒有異兆--如，他交給我他的薪水--我當時年少，在家裡不管家政，等等--自立注），沒有遺言遺囑。
他們都出身於有社會地位的殷實人家，無衣食之慮，無思想之固，黃髮垂髫，一腔熱血，投身革命，萬劫不復。他們躲過共產黨的一場場死亡運動，最終在文革死亡遊戲中喪生，被逼死、害死、亂棒打死，骨灰不存，魂靈無系。卞仲耘作為文革中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她的名字無法掩沒；祁式潛和劉克林雖然為共產黨轟轟烈烈過，卻少有人知道這兩個名字，如果沒有王友琴的文革死難者名單，我也找不到他們；居瀛棣的名字更鮮為人知，我是在台灣李敖先生一篇"居正女婿辨"里偶然發現的。文革死了多少人，國家沒有統計，死了多少共產黨員，黨內也沒有統計。
1980年義大利記者法拉奇曾向鄧小平先生提出這個問題，鄧答道："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
親人和友人一個個死去，在死亡面前，王晶垚覺醒了："我這四十年來，一直生活在記憶中，我身上背著十字架，這樣一個典型的慘案，一個人的生命沒有了，一個家庭被摧毀了，不僅僅是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遭遇。耶穌扛著自己的十字架，我是在幫著扛十字架，我現在還扛著。這樣一個歷史事件，我有責任，只有我有責任，包括我的孩子在內，他們所理解的，所感受到的，所想到的都不能和我一樣，因為我是親身經歷者，如果我不把這些真相揭露出來的話，那就是沒有盡到責任。用我一句話，我就白活了。這是我不可推卸的責任。"
他總結一生，概括為8個字："生於夢想，死於夢想。"他要把這8個字寫在自己的骨灰盒上。
影片中另一位證人林莽先生，接受參訪時已經90高齡。林先生14歲參加革命，建國後被打成胡風反黨集團成員，從大學降到女附中，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從語文教師降為圖書資料員，文革中被罰掃廁所。他也和王晶垚先生的朋友一樣，曾經想用死來證實自己的清白，而且是和無靠的母親同歸於盡。母子倆手拉手坐在木床上，握住電線，接好拉線電源。燈泡炸了，人卻沒死成。事後林莽聽學校里物理老師說，因為兩個人當時都沒接觸地面，處於絕緣狀態，所以沒死成，如果有一隻腳著了地，兩個人必死無疑。
近日獲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兩次提審他之後做出自殺決定的。第一次提審，宋讓他交代少年空軍學校的事，旁邊站著一個1米8多的粗壯男生，當胸重重給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來。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與歷史老師朱學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審，宋彬彬坐著，讓他們跪著，旁邊站著幾個女紅衛兵。紅衛兵們用皮帶抽他們，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師被抽得更厲害。那天夜裡林莽決定與母親一起觸電自殺。他至今清楚記得，宋彬彬與眾不同，兩次都沒穿紅衛兵軍服，而是綢襯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歲了，對生命中最殘酷的一幕記憶尤新，同時被毆打的朱學希老師也還在世。私設公堂的宋彬彬沒有動手打人，她只是坐著審訊她的老師，罰他們給她下跪，對老師動拳頭、掄皮帶的都是站在她身邊的打手。胡志濤老師的肋骨不是宋彬彬打折的，卞校長和後來遇難的幾位女附中老師以及北京市和全國的死難老師和同學，沒有一個是宋彬彬親手打死的，但是給"要武"的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是宋彬彬，而且她至今視為無上光榮。可以辯論紅衛兵袖章是不是血染紅的，但是死在紅衛兵手下的無數有血有肉的生命是不爭的事實。
從死亡的誘惑中解脫了的林先生大徹大悟了，決定再不去死，直面紅衛兵的暴力。說到文革中依然兢兢業業，搶救圖書，老人搖頭長嘆，對胡杰說："愚蠢啊！你真想不到我有多麼愚蠢！"
影片最後是一個"北京市教育系統部分文革受難者名單"，單位名下是黑底白字的人名，像黑暗中的白骨，訴說他們在那個野蠻的年代怎樣死去。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名下，卞仲耘後面還有８個名字：胡秀正、梁希孔、周學敏、趙炳炎、宗傳訓、王英同、關炳衡、王永海（失蹤）。"北京大學"名下的死難者名單占了３個頁面，有些名字很熟悉，都是業界精英。名單長達5分鐘，一排排白骨組成的長城，比紅色高棉的人頭骨牆更加堅實、壯觀。這僅僅是王友琴女士收集的文革死難者中一小部分，如果把文革中全部死難者的名單排出來，一部長達一年的影片也難盡述。
沒有底線的卑鄙
《我雖死去》講的是文革中學生打校長的故事，有被打死的校長，卻沒有打她的學生的鏡頭。鐵證如山，言之鑿鑿，兇手卻自始至終不露面。假如是刑事偵查片，這樣安排無疑是個敗筆；作為紀錄片，這個空白越發令人遺憾。除了義不容辭的王友琴，連個出來作旁證的當年女附中學生都沒有。那一代人闕如，無論作為兇手反省，還是作為目擊者作證，沒有人出鏡，是這部傑出影片明顯的缺憾。
胡杰盡了力，王晶垚也盡了心，但是他們沒有爭取到一個人出鏡或者僅僅出聲兒。兇手不用說了，目擊者有種種顧慮，人情大於人命，是這一代文革遺民的道德。當今中國，正是這一代人支撐著不尊重生命的紅衛兵政權。
王晶垚是一個寬厚的苦主，他只控告過袁淑娥，這個校外人員曾經是卞仲耘的熟人，一個恨人不死、恨天下不亂的惡人，借文革報私仇，到女附中全校批鬥校領導的大會上"控訴"卞校長，煽動情緒，又帶領學生去卞校長家中貼大字報。袁淑娥犯有誣陷和教唆罪行，對卞仲耘直接動過手，闖過家，對卞仲耘死亡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
王晶垚沒有控告打人的紅衛兵，她們畢竟是卞校長的學生。他毫不介意他們是否"道歉"，更沒有等待手上有血的人"道歉"。他只是希望她們真心悔悟，救贖自己。奪人生命怎麼能只靠一句道歉就了結？！有人說"王先生等待了40年"，王先生自己說，他從未等待過什麼道歉。該對全體文革受難者悔罪的是當權者！當年的紅衛兵們卻連自己迷戀的"道歉"之說也沒有身體力行，她們已走過半個多世紀的人生之路，這些老兵雖然勞燕分飛，天各一方，卻死死守著當年恐怖暴行的秘密，沒有一個人打破死一樣的沉默。
《我雖死去》在網上傳播後，有兩個當年的學生來到王家。王先生激動、欣慰，熱情招待她們，跟她們合影留念，後來還把這張照片寄給一家歷史雜誌，雖然她們並未道歉。
這兩個人後來再沒去過王家，倒是見了回國定居的宋彬彬好幾次，有她們發在網上燈紅酒綠的照片為證。從此女附中的老紅衛兵們打破了沉寂，一個惡毒下流的誹謗在他們中間不脛而走："王晶垚都85啦，家裡還養著小蜜！一邊搞小蜜，一邊給前妻喊冤，兩頭兒全讓他占了。"
時間沒有洗刷這個老紅衛兵群體的罪惡，年齡沒有改變她們的下流，她們仍像40年前一樣，憑藉充滿卑鄙的想像力誹謗人，靠著浸透毒汁的舌頭謀殺人。
所謂小蜜，那年已經75歲，是一位喪偶的退休大學老師。影片中有她一個鏡頭，一雙手給王先生端來一個飯盒，然後是一個蹣跚走回廚房的背影。對這位女性，王先生眼裡儘是敬意，話里充滿感激："我這個老伴兒，我對她說過很重要的一句話，我說，我有這樣一件事，我要做這樣一件事，希望你支持。她同意了，我們才結婚，30多年了。她很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對我一直照顧得非常好。對幾個孩子，不是親生，勝似親生，感情非常非常好。"
這樣兩位可以作她們父母的老人，熱情接待了兩個不速之客，沒有揣摩她們登門的動機，更沒有想到她們會編造惡言，傳播蜚語。王晶垚先生家牆上掛的都是基督教繪畫，他特別喜歡那幅《聖母子》版畫，因為母與子兩對眼睛裡傳達出人類最深沉的愛。兩位老人以德報怨，收穫的卻是作踐。牆上那幅《最後的晚餐》畫的是人的背叛，學生的背叛比起猶大來，無恥尤加。《馬太福音》裡說，賣耶穌的猶大，看見耶穌已經定了罪，就後悔了，把那30塊錢拿回來還給祭司長和長老，承認自己犯了罪："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們說："那與我們有什麼相干？你自己承當吧！"猶大就把那銀錢丟在殿裡，出去吊死了。在女附中的紅衛兵們面前，猶大當得起義人，看到結果，立即認罪，承擔罪責。她們40年都沒達到猶大的覺悟，而且繼續墮落。
王晶垚先生保存的女附中革委會代表字條上有宋彬彬、劉進的名字，這兩個名字出現過3次：6月2日貼大字報，7月31日成立紅衛兵，8月5日在卞仲耘屍體面前，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無論劉少奇的文革，還是毛澤東的文革，都離不開她們。她們始終站在文革的主動方面，既得到劉少奇的支持，也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宋彬彬獻給毛澤東袖章上面的"紅衛兵"3個字，是劉進等人從"紅旗"雜誌、"人民衛生報"、"為女民兵題照"3處集來的，鏤空刻在硬紙板上，用油墨滾筒印在紅布臂章上。她們處心積慮，機關用盡，不同於跟風而起的紅衛兵。卞校長遇害時，宋彬彬和劉進是校革委會的負責人，都是年滿18歲的中共黨員，對卞校長之死負有不能逃脫的法律責任。
法蘭克福市政廳前的正義女神雕像
西方法院正門大廳里通常都站著羅馬神話中的正義女神，一塊黑布蒙住雙眼，無分親疏厚薄，左手執正天平，右手仗義持劍。拉丁系語國家的司法一詞都從正義女神的名字iustitia演化而來。義大利文是Giustizia，西班牙文是Justicia，德文是Justitz，法文是Justice，英文中的司法、審判與正義是同一個詞justice。
班傑明·哈里斯是一位美國檢察官，在為民伸張正義的崗位上戰鬥23載，近年一直追蹤紅衛兵犯罪集團。檢察官看完《我雖死去》，怒不可遏，拍案斷喝："宋彬彬、劉進以及所有紅衛兵們，別太沉緬於舒適的晚景。我們決不會忘記！"你們聽到正義女神的劍在懸響嗎？
絢麗奢華的"光榮"
胡杰和影片裡的幾位證人想借文革40周年之際提請當局和國人注意那個至今未結的案子，卻被禁演。《我雖死去》至今未解禁，還連累2007年的"雲之南記錄影像展"遭腰斬，殃及46位參展者的39部影片。那位給王晶垚先生寫匿名信的75歲老人不幸言中："時候還沒到。"
《我雖死去》無涉色情與暴力，沒有觸犯國家廣電總局、文化部和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影視影音製品審查制度里的禁令。影片不能上演，原因僅僅是觸了文革雷區。
去年9月，一部叫《光榮與夢想》的紀錄片問世，製成光碟，長達2小時10分49秒，每張售價10元。此碟與《我雖死去》在時代、人物和個別畫面上都有重合，但網絡、門市暢銷無阻。
《光榮與夢想》記的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90華誕慶典"，實驗中學就是卞仲耘生前所在的師大女附中。關於這所學校，卞仲耘的前任，林默涵夫人孫岩校長說過:"有人給我們學校做過統計，說我們學校的學生中有黨中央主席的孩子，有共和國主席的孩子，有6個元帥的孩子，有12個副總理的孩子，再往後數就數不清了。老師們曾開玩笑說:如果我們召集家長會的話，可以開大半個政治局會議啦。"這話是炫耀，也是這所皇家女校的實情。孫校長幸運，早早調離，逃脫了卞校長那樣的厄運。
《光榮與夢想》證實了孫校長的話，這次慶典大紅榜上果然皇親國戚濟濟一堂，連毛澤東在世時就被逐出宮牆的兒媳婦都沒遺漏，更加搶眼的是那些官居正三品的校友。讓我驚駭的是，這個權貴方陣里也有當年很風光的紅衛兵頭領，例如自己不動手卻讓身邊打手出拳頭掄皮帶的宋彬彬，例如和她一起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的馬德秀。30年前徹底否定文革，她們因為打砸搶的歷史，當在"三種人"之列，今天宋衣錦還鄉，馬加封副部級大學黨委書記，雙雙堂而皇之捲土重來。
校慶紀念冊里卞仲耘和宋彬彬的照片
胡杰影片裡跟在卞校長被打死後面那個"8.18"天安門城樓上的鏡頭，也出現在《光榮與夢想》裡，不過是在開頭部分，人物位置也不同於胡片。嘉賓們進入人民大會堂，打開一本裝幀精美的書，宋彬彬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照片就赫然跳出，對頁上是卞仲耘模糊的照片，仿佛"8.18"以後卞仲耘還健在，自豪地看著給毛澤東戴袖章的宋彬彬，看著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紅衛兵、軍訓的紅衛兵。給這個畫面配的解說詞是："在九十年的悠悠長河中，實驗中學培養了數以萬計的志士才俊，積澱了深厚的人文底蘊。"志士才俊，顯然指畫面上的宋彬彬。選這一張代表照片闡釋宋彬彬的內涵，我自然聯想到胡杰影片裡卞仲耘的死。
這張與卞仲耘之死分不開的宋志士與毛澤東的合影出現在《光榮與夢想》光碟里，出現在《光榮與夢想》紀念畫冊里，又特別在9月9日這個特殊的日子出現在女附中校園裡豎起的大型展板上。9月5日是校慶日，9月9日是毛澤東忌日，這張照片到底紀念什麼呢？肯定不是紀念41年前被紅衛兵打死在這個校園裡的卞校長。校方一而再、再而三在"光榮與夢想"的光環里炫耀這張照片，究竟要給學生們樹立什麼樣的榮辱觀、灌輸什麼樣的夢想？
袁愛俊校長是這場華誕慶典的上下人物，幕前表演，幕後操縱，台上督陣，台下逢迎，從開場致辭到擠進教師大合唱營盤收場，可謂鞠躬盡瘁。她是光碟《光榮與夢想》的總策劃和總監製，版權頁上除了袁愛俊的名字，還有35個人名和5個參與製作的專業單位名稱，總導演是當過央視春晚總導演的王冼平，下設5位導演，中央電視台和中國新聞社聯合攝製。這裡有勢利眼的諂媚，暴發戶的炫耀，得著機會狠狠撈一把的貪婪，但是，僅憑這些基本功，袁校長能量再大也難撐起這麼大的台面，何況上任不到一年，腳跟還沒站穩呢。
實驗中學校園裡介紹宋彬彬個人事跡的展板
慶典會場設在人民大會堂，央視新聞首播羅京主持，包括各級領導人和外國使節在內的近6000名人出席，規模遠遠超出了孫岩校長炫耀的半個政治局會議，場面堪比春晚，效果直追當年《東方紅》。全世界還有哪一家中學能在國會大廈開派對？一個育人的學校跑到議政的地界作秀，先亂了規矩。2500年前孔夫子就主張有教無類，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教育部的實驗學校卻只瞄著皇親國戚、達官顯貴，還要映片賣碟，推廣全國，為反文化、反人類的"老子英雄兒好漢"現身說法。"各級領導"多方支持，甚至請來外國使節觀看這種愚昧表演，丟國家的人，現民族的眼，天地之間，咄咄怪事！
王晶垚先生在給袁愛俊的公開信里指出，將宋彬彬的活動和"8.18"事件作為光榮業績加以炫耀，是對中國全體文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再一次最嚴重的傷害，對歷史的褻瀆，是公然誘發"文革"捲土重來的危險信號。出席慶典的"各級領導"不會不知道這個學校那段與宋彬彬分不開的歷史，不會不知道這個學校的紅衛兵最先打死了校長。41年後，他們在文革暴力的發源地舉辦的這場曠日持久的校慶秀里扎紮實實扮演了復辟先鋒的角色。
胡杰影片裡請不到的人，都拿了請柬為《光榮與夢想》充數兒，《我雖死去》裡的主人翁卞校長遺屬卻沒有受到慶典邀請。兩部紀錄片，兩種鮮明的立場，兩個不相稱的營壘。按照先後順序，是《光榮與夢想》挑戰《我雖死去》？CCTV叫板胡杰？
一位遠在芝加哥的中國學者，把兩位八、九十歲的老人和一個不十分專業的獨立製片人撮合起來，沒有一分錢外援，各自投入對歷史的責任感，共同做出60幾分鐘的黑白片。今年一月，香港"二零零八華語紀錄片獎"的評委們把長片組最高獎授予《我雖死去》。面對滾滾復辟浪潮，幾位小人物挺身而出，為那個瘋狂年代的滔天罪行留下見證，是這部紀錄片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