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黨國一統天下的輿論環境下，財新是碩果僅存的「異議」媒體，連當年氣勢如虹的自由派媒體南方周末都繳械投降。說它「異議」，並非指財新的根本立場和中共相悖，否則當局分分鐘把它滅了，而是說它有時或偶爾不安分，發出和當局不合拍的聲音，讓外界有所聯想，以為黨內高層的倒習力量又要有所行動，借財新發出某種特定的信號。
去年11月到目前，財新有三篇社論相當引人注目，分別是11月6日的《改革亟須新突破》、11月25日的《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1月22日的《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
從傳統自由派的觀點來看，這三篇社論無甚新意，但由於它們所討論的問題關乎中國當下路線方向的選擇，而社論的看法和中共當局又不一致，所以引起中國民間輿論以及海外的注意。尤其是《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這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僅存活了一天，更讓人猜測它戳中了當局的要害，反映黨內健康力量對習近平當下路線政策的不滿，借財新施壓，要當局糾錯。
財新第一文：用昨天的習來反今天的習
我們來看看這三篇社論到底談了哪些敏感問題。《改革亟須新突破》是從10年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開放方案破題。該改革方案是由習主持的，在當時獲得社會好評。財新的社論也認為，方案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論斷是最重大的理論成果，方案公布後，「贏得國內外交口讚譽，中華大地隨即掀起又一輪改革熱潮」。社論還引述習在三中全會上就決定所作的「說明」中關於深化改革開放的一段話，並稱之為「正確論斷，今天讀來感受更為強烈」，這當然是為增加文章的安全性，用昨天的習來反對今天的習在改革開放上的倒退。社論的這個立意在「長江黃河不會倒流」這句話上體現出來。此話是李克強講的，被民間看作李反習的經典之言。社論雖沒有直接說出李的名字，然而由於李在上海猝死引發社會的很大不滿，財新此時引李之話自然被輿論解讀為矛頭指向習，是要向習叫板，這也就是財新為何要用習關於改革的話來對沖這種敏感性。
但是，社論還是忍不住要點出文章的主旨：改革需要新突破，主要體現在思想解放的勇氣上，體現在保證一份份好文件能夠得到嚴格落實的執行力上；改革路上，最值得警惕的是改革停留於口頭與紙面。並批評有些官員口稱的「改革」，其實與決定精神背道而馳。尤其是疫情三年，微觀干預過多，一刀切、層層加碼現象嚴重，市場主體苦不堪言。表示正面改革是改革，糾正錯誤同樣是改革，市場主體迫切盼望一些部門與地方政府能夠儘快撥亂反正。從上面引述的這段文字看，表面上，財新是借10年前的改革決定批判當下有些官員、部門和地方政府不思改革，胡亂「改革」，可造成這種現象的總根源是誰，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財新實際是在罵習破壞由他親手造就的改革大好局面。
財新第二文：呼籲堅持實事求是，給習打臉
《重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前一篇社論的基礎上，批習更進一層次。該社論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5周年，呼籲回到那次會議提出並要求中共全力以赴履行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45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共的歷史上被認為是改變乾坤、改變中國命運的一次歷史大轉折會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由此也才有後來的改革開放。但是習上台後，將中共歷史切斷，不再或很少提之前的促進中國正向發展的那些重要會議，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好像中國歷史的改變，國家的發展，都是從十八大才開始的。
故財新在這篇社論中，引述鄧小平的話「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當然，為了保險，也引述習的話「歷史反覆證明，堅持實事求是，就能興黨興國;違背實事求是，就會誤黨誤國」，但同時也可把它看作借力使力，借習打習。根據社論的論述，如果說45年前靠實事求是，收拾了亂局，解放了思想，勇敢調整了對外政策，與世界接軌，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那麼今天只有繼續堅持實事求是，才能解決改革遇到的真問題，進一步解放思想，及時糾正某些不當政策。財新就差指著習近平的鼻子罵了，因為今天中國的亂像，面對的內外重重挑戰，說穿了，就是習沒有遵循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好高騖遠、好大喜功造成的，而糾正發展路線的錯誤，改善國內和國際環境，需要重新回歸實事求是。因此，社論才指出，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就是要擺脫教條，直面現實，準確評估自身力量，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倘若「改革永遠在路上，實事求是便是指路明燈」。
財新第三文：彌合支離破碎的信任危機
《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是從前不久召開的達沃斯論壇說起。今年達沃斯論壇的主題是「重建信任」，那麼面對國際社會的信任赤字，信任從何而來？社論引述了中共總理李強在致辭中說的，首先建立在「我們對人類美好未來的憧憬，並願意為之共同努力的基礎之上」，並將李強在致辭中提出的幾點主張視作國際社會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然而，社論矛頭一轉，指出問題關鍵是中國國內如何重建信任。在社會的信任已經撕裂，黨內和社會的自由派同當權派，普通大眾和中共統治矛盾日益加劇的當下，如何去彌合支離破碎的信任危機，才是此篇社論的著眼點所在。財新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用李強的話作為一個引子，加入自己的「私貨」，社論表述，對於何為人類美好未來，每個人、每個國家的想法不盡相同，但若取最大公約數，它應當建立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人類共同價值的基礎上，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是中國從政府到民眾的理性選擇。
可見，財新的論述，重點放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人類共同價值以及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是理性選擇上。民主、自由、公平、正義這幾個詞，當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有，但顯然，當局語境下的核心價值觀和它們作為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含義是不同的。換言之，財新雖沒有將這幾個詞稱作普世價值，可在此的含義實際是普世價值的含義。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實際也是要表達中國應該回歸普世文明。比起前兩篇社論來，財新這篇社論隱晦表達中國應走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道路之意，如此才能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黨內和社會的很多人當然是聽得懂財新的弦外之音。還有一點要注意，財新這篇社論，不再引述習的語錄來為文章增強保險係數，恐怕反映它對習會轉向自由民主之路是不抱希望的。
從上述分析看，財新打擦邊球，能夠存活到現在，實屬不易，可視作是個奇蹟。外界多把它歸之於財新的創始人胡舒立和王岐山非同一般的友誼。如果說這一點在過去是有用的，現在應該起不到多大作用，因為王本人的影響力已經大大減少。我傾向認為，首先是財新自己還是很節制的，畢竟它主打品牌是財經報導，言論和社論中的某種犯忌，讓外界有所想像的不是很多。另外，也是其知名度保護了它，在沒有明顯犯規，只是某種影射的情況下，雜誌本身的知名度和品牌效應會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但是，像最近這段時間連發三篇社論，言論有些大膽，引發民情共鳴和輿論猜想，在財新卻也不多見。這或許是它借著中國經濟形勢不好，黨內和人心思變，拋出的三顆探路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