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外出務工，60、70後多集中於建築領域，年底清帳作為慣例，逢年關就要討帳。
農民工向包工頭要錢，包工頭向勞務公司要錢，勞務公司再向上要錢，層層向上。以過年的名義，合理地討帳。如果是平時，絕大多數要個生活費，以農忙、孩子上學、家中急事等名義討要部分。從調研來看，建築工地領域的薪資發放得到了強力治理，但是平時發放生活費，年底清帳仍然不可避免。
相比之下，當前的進步是，政府高調宣傳和高壓治理為農民工撐腰，聚集性的、重大的欠薪問題發生率降低。建築領域的問題的總體發生率降低，具體到農民工個體來說，討薪還是問題。
家裡的叔叔常年在省城務工，今年跟著三個老闆幹了將近260個工，能掙到8萬多元。到臘月廿九，還沒有返鄉。問及原因，說是還在跟著老闆討薪。與他詳細聊了聊，三個包工頭都是給了一部分，其餘的還在討要。一個包工頭當前陷入和勞務公司以及甲方的糾紛中。因為工程進度和質量的問題，對方驗收不通過，扣押部分錢款，如此一來，包工頭本身就是包輕工，利潤有限。他自己就賺不到錢，想著人多給對方施壓，就要求手下的農民工們跟著自己一起去項目部施壓。連續三天，十多人到項目部拍小視頻上網啥的，等著項目部給錢。叔叔說，其實公司給工人的工資已經撥付到位了，只是扣了包工頭的利潤。但是包工頭為了能夠聚集他們，就扣留著部分工錢，等著施壓成功之後再發錢。對於這筆工資，叔叔不擔心，因為工頭不管如何，都會給他清帳。否則的話，第二年沒有人會跟他幹活，這個包工頭也就難以再包工了，畢竟，有自己的一幫熟人是非常關鍵的。
第二個工頭則目前也是給了部分，其餘的說是過幾天給。叔叔說，像這個工頭是老家的，他自己知根知底，毫不擔心會出問題。他知道，工頭確實今年有一個工程賠了不少，錢轉不過來。估計明天也要不到錢，但是因為是熟人，他不擔心欠薪的長期性，過年後一個月內給也可以。不給的話，他就會上門。
第三個工頭的錢比較麻煩。兩次與叔叔跟著這名工頭前往項目部要錢。了解了一下情況：這個工地活沒有幹完，項目部已經按照進度將錢打給了勞務公司，勞務公司將錢挪到了他處，沒有給叔叔所在的工隊付款。公司希望工頭能夠考慮難處，墊付部分，包工頭說自己幹了一年都沒掙到錢。勞務的負責人雖然與自己是好關係，但也擔心第二年要不到錢的問題，就私下聯絡工人帶著到項目部，以自己擺不平的名義將視頻發給了甲方、乙方等多位負責人共在的微信群內，希望甲方能夠給勞務施壓，叔叔和我是湊人數去造成群體施壓的假象。這裡的錢比較麻煩，因為沒有簽訂合同，按照口頭約定，對方就可以拖延。這裡又涉及不願破壞關係的問題。包工頭說勞務公司和自己關係不錯，自己第二年還想繼續跟著干，自己只能在背後出面把工人集合起來送到項目部施壓。叔叔說，這還是好的，包工頭只是背後出面希望多要點錢，自己湊個人數，就是幫包工頭給個情分。這個包工頭和自己第一次打交道，給的工錢也蠻高。現在包工頭不好要錢，到明天萬一還是要不到，自己也不好意思撕破臉皮和包工頭硬要錢。如果明天施壓不成功，自己怎麼處理，現在還懸著。
從網絡上的一些發聲來看，欠薪問題仍然不少。之所以建築領域問題比較多，要從兩個關係詞來理解。
一是模糊，作為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建築用工以及市場交易除了甲方與乙方以及勞務公司之間有受法律保護的合同之外，真正幹活的包工頭和公司，以及農民工和包工頭之間都是不簽訂合同的。其一，是不願意簽訂合同，公司想著簽訂了合同，怕包工頭按照進度要求付款，按照進度是很難的，想留一個轉圜的空間。包工頭不願意簽訂合同，是怕簽訂了，對方要求質量和進度，自己萬一估算不到位，就會賠錢。如果不簽，就可以有一個模糊的空間，按照做工實際發生的情況來要錢就可以。農民工們則不願意處於更被動的情況下，一方面希望來去自由，有合同就有了約束。另一方面，對合同本身不信任，認為有合同，欠薪也會發生。所以，本是市場交易的商業契約被替換成個體之間的心理契約，農民工依賴工頭的良心，工頭依賴公司的良心，以政府的兜底保障為基礎，實現各自利益的保全。
二是關係。包工頭如何包工，競爭的基本當然是能夠帶著人把活干下來。問題是這一條件很好滿足，在這個基礎上，包工頭攬活的核心競爭力是關係。同學關係、老鄉關係等都是重要的入場券，再本質地講，就是利益關係。在工地調研時，一位包工頭說，項目部的人工資都是全部交給家裡的，在日常生活中，抽菸30、50元一盒的，喝酒300、500元一瓶的，都是吃他們這些工頭的「大戶」，自己還得心甘情願地送，否則任何人卡一下，說是不過關，包工頭賠錢就虧大了。還有一位包工頭說，自己的周六周日從來都是陪著項目部和監理第三方的人打牌喝酒。自己在牌桌上贏了，就得請他們吃飯、洗腳。自己在牌桌上輸了，還是要請吃飯，維護好關係，工程順利幹完，自己掙一部分。因為有了關係的聯絡和維持，在正常情況下，一派和氣。如果發生欠薪問題，包工頭一般因為過去和現在長期跟著這部分人，在未來也要長期跟著干，不願意自己撕破臉，就慫恿自己的工人去項目部討薪。問題是有一些工頭和項目部的關係過於緊密，就會站在項目部一方，農民工們則由於相互之間曾短期在一起務工的不熟悉而難以團結起來，集體行動的困境生成。於是，欠薪就成為了一個無法根治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