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大饑荒，全國餓死數千萬人（一說3600多萬，一說4000多萬）。其中，河南省信陽地區受害最慘烈。
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部。1958年時，信陽地區下轄信陽、息縣、固始、潢川、新縣、羅山、淮濱、商城、光山、確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陽、遂平、上蔡、平輿、正陽18個縣和信陽、駐馬店兩個市鎮，總人口850萬。
1959年至1960年，信陽餓死105萬人。
信陽大饑荒的慘狀
1960年11月12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率工作組到達信陽。在調查5個月後，陶鑄在一次講話中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100多萬了。」
信陽地區遂平縣的碴岈山衛星公社，是毛髮動大躍進運動後建立起來的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1959年，全公社4萬人，餓死4000多人。
據曾任河南省委農村工作部生產處處長的姚學智回憶：「（嵖岈山）公社的南堯大隊，一家老人餓死了，只剩下兩個哥，一個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問弟：餓不餓？餓了咋辦，咱不能等死啊！兩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著吃。當家叔叔聞到烤肉味兒，過來一看，哥兒倆正燒妹妹的大腿撕著嚼呢。便大罵他們，他們像沒聽見，還撕著吃，把啃完的頭骨放在窗台上，叔叔報告了，警局來人抓他倆，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來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餓死了。」
當時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是淮濱縣人。他回憶說：「這個縣40多萬人死了18萬，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萬人死了2萬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隊吳寨大隊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產隊共75人，1959年冬天兩三個月就死了38人，我家裡死了六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繼子……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村村有之」。
死絕的戶數，光山縣有5647戶，息縣5133戶，固始縣3424戶。潢川縣傘陂寺公社，餓死6668人。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400多個。
在信陽高大店村，兩塊石碑上刻著72人的名字，他們都是餓死的，當時全村只有大約120名居民。
信陽大饑荒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中的極左做法。
1958年，毛髮動了旨在「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運動。
怎麼「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呢？毛的做法是確定「高指標」，然後，以「高指標」往下層層施壓，以「創造人間奇蹟」。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中共當局估計當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可達到6000至7000億斤，後來又加碼到7500億斤（當年實際糧食產量只有4000億斤）。
1958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要求1959年的糧食產量從1958年的7500億斤增加到1萬零5百億斤（當年實際產量比上一年減產15%）。
毛頭腦發熱，帶動全黨頭腦發燒。《人民日報》公開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全國各地開始競相大放「高產衛星」。
河南省是放「高產衛星」最多的省之一。信陽則是河南省放高產衛星最多的地區。
1958年6月7日，信陽遂平縣嵖岈山衛星公社率先放出小麥畝產2105斤的「高產衛星」；6月12日，放出畝產3530斤的「衛星」。近鄰的西平縣不服氣，放出7320斤的「特大衛星」。之後，遂平縣又放出水稻畝產3萬斤的「高產衛星」。
在毛的「高指標」驅使下，全國農村迅速颳起「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由此導致一系列非常嚴重的問題。
1958年10月，還沒轉過年，信陽就已出現逃荒、餓死人現象。
第二個原因，是毛澤東發動的反右傾運動中的極左做法。
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就大躍進中的一些問題，中共元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講真話的信，卻引起毛的雷霆大怒。彭德懷被打成「反黨集團」頭子。之後，在全國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
1959年，信陽地區的糧食產量比1958年減產50%，只有20多億斤，但卻虛報為72億斤。因為上報的產量高，上級據此確定的徵購糧比上一年增加18%，達到總產量的50%。
如何才能完成徵購任務呢？就靠反右傾。如何反右傾呢？就靠「反瞞產私分」。
根據毛澤東「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動用民兵，到各縣挨門逐戶搜查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的糧食。
他的工作方法很簡單：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開大會、搞批鬥、抄家、打人、殺人。在此過程中，成千上成萬的人被活活打死。
據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立的調查，光山縣槐店公社，有公社、大隊、小隊幹部1510人，打過人的就有628人。被打的有3528人，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據中央調查組的報告，息縣共打死、逼死社員1065人，其中，當場打死226人，打後死亡360人，被逼自殺479人。其中，基層幹部被打死29人，打殘46人。
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16人因在「反瞞產」中打人而被轉正，只剩一個因沒有打人不得轉正。
除了拳打、腳踢、凍、餓以外，還採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1959年，信陽地區在各級幹部和民兵的逼、搜、打下，糧食徵購任務完成了，農民全年的口糧卻只剩下100多斤，僅夠吃三、四個月，大饑荒隨之而來。
基層官員成替罪羊
信陽大量餓死人事件，最終被反映到中共最高層。1960年2月至1960年10月，中央內務部、中央監察委、中央組織部、公安部等，都派人到信陽做了調查。
根據這些調查，毛澤東最後得出結論：「信陽事件是地主階級復辟，是反革命的階級報復」，「要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敵人徹底打倒，把壞事徹底揭出來，把領導權奪過來，把局面徹底扭轉過來」。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陽落實中央的精神。中央從各部委抽調452名幹部、從湖南省委抽調1844名幹部，從信陽地委抽調1483名幹部，一共4779人，到信陽地區進行整風整社。幾乎在同一時間內，奪了信陽地委、各縣、公社、大隊的領導權。對被奪權的人，則進行集訓和專案審查。
1960年11月20日，中央專案組上報了《關於信陽事件專案審查情況報告》。中央專案組對包括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在內的39人進行了審查。
中央對信陽事件的最後處理結果是：地委書記路憲文被判刑3年。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被判死緩，光山縣委書記處書記劉文彩、羅山縣委書記徐書波、息縣縣委書記徐錫蘭、商城縣委書記王漢卿、潢川縣委書記梁代柱、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淮濱縣委書記石紹舉、汝南縣委書記傅良太、遂平縣縣長張慶林、信陽法院院長丁張喜、信陽專署警局長韓仁炳，都判了幾年徒刑。他們都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後來，由於河南省和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類似信陽的情況，再說信陽是反革命復辟就說不過去了，對被關押的縣委書記也逐步放鬆。1963年9至10月，他們先後被從牢裡放出來，安排到農場、農村勞動，每月發幾十元生活費。
1966年文革結束後，當他們得知全國各地都發生類似信陽的問題後，很不服氣，不斷寫信上訴，要求徹底平反。
他們認為，信陽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復辟，其責任不完全在下面，省委、地委、縣委都有責任，中央更有責任。
導致信陽餓死100多萬人的總源頭，是毛澤東的極左政策；但毛沒有為此承擔任何黨紀政紀責任，更不要說承擔法律責任了。
積極追隨毛極左政策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對信陽餓死100多萬人負有直接領導責任。但是，他只是被調離河南，轉任中南局書記，也沒有受到任何黨紀政紀和法律處分。
結語
據時任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回憶：「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
張樹藩的秘書余鴻德回憶：當年信陽糧庫里有糧10億多斤，當年產量29多億斤，共40億斤。守著這麼多糧食還餓死人，真不應該。如果開倉放糧，就不會餓死人。
但是，當時，從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到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他們心裡想的是不是信陽人民的死活，而是他們對全世界夸下的海口，他們的面子，他們的權力。錯的都是「階級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