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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叢:博明談川普2.0

我很想聽聽您對下一屆川普政府(假設)對這個故事的敘述,以及美國國家實力更廣泛相關性的看法。

博明:1月6日是一場災難,對吧?我仍然相信你剛才對我重複的那句話。

我不會試圖猜測川普總統的第二個任期到底會是什麼樣子。美國人擁有我能得到的所有信息。我認為人們會做出自己的決定。我不會試圖通過預測選舉結果或選舉的後果來提前對這次選舉進行評論。但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如果川普總統當選,那意味著他獲得了授權——正如我認為拜登總統今天有授權一樣,因為他在2020年當選。

喬丹:我覺得至少從中美關係的角度來看,你有更多的數據點。我們能否做一個分支情景分析,看看川普和習近平再合作四年可能會是什麼樣子?你對我們可能走上的不同軌道是如何考慮的?

博明:有趣的是拜登總統的政策有許多方面都延續了川普執政時期的政策。

我認為拜登總統的政策更接近川普總統的對華政策,而不是拜登總統擔任副總統時歐巴馬總統的對華政策。

這很有意思。它告訴我,我們一定做對了一些事情,而且有些事情現在被視為共識——我們受益於兩黨的共識。

川普的貿易戰,過去和現在

博明:我認為如果川普再次當選,他會把重點放在貿易上。這是我的直覺,僅從我對他的了解和他在競選期間的一些公開言論來看。

我認為他在2018年實施的關稅——請記住,如果你回想一下為什麼要實施這些關稅,那是根據我們20世紀70年代貿易法中所謂的301條款進行的調查。為川普總統工作的美國貿易代表鮑勃·萊特希澤(Bob Lighthizer)對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的行為進行了徹底調查,並在完成這六個多月的調查後建議徵收關稅作為補救措施。

川普總統接受了徵收關稅的建議。最初只是對價值約350億美元的中國貿易徵收關稅。這聽起來象是個很大的數字,但實際上這只是中國對我們出口的一小部分。如果中國沒有報復,我們可能會對價值350億或500億美元的出口商品徵收關稅,而不是對數千億美元的出口商品徵收關稅。

但中國認為它可以——我認為他們誤解了川普總統。他們以為可以通過動員美國商界遊說團體來削弱川普,動員農場遊說團體來反對他,從而欺負川普。

這一切對中國來說都適得其反:我們最終陷入了不斷升級的關稅戰,而這些關稅至今仍在實施。

如果川普回來,首先,如果他完成了拜登總統的美國貿易代表凱薩琳·泰(Katherine Tai)啟動但從未完成的調查,我不會感到驚訝。這是針對中國非法或不公平補貼以及這些補貼對美國經濟造成損害的301條款的調查。如果這根接力棒被重新拾起,我一點也不會感到驚訝。

順便說一句,我懷疑是凱薩琳·戴(Katherine Tai)丟掉了接力棒。我認為這更像是財政部和美國貿易代表之間的爭鬥,僵局是我們將保留川普時代的關稅(目前仍然存在),但不會對中國的濫用貿易行為進行第二次調查。

我認為川普總統很可能會拾起這一接力棒,並將其付諸實施。這將是我認為你會看到重大轉變的最明顯的領域。

喬丹:喬什·羅根的《天下大亂》對拜登競選陣營的描述相當令人回味。在考慮如何與中國打交道時,川普也有相互競爭的陣營。回顧過去,你對這些決定最終是如何解決的有什麼啟發嗎?

博明:有趣的是,川普總統上任時對中國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的觀念的影響,他認為我們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被利用,而事實上我們確實被利用了。

但在一些棘手的問題上,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認為習近平在很多方面促使美國政策更加強硬,以應對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下採取的一些非常惡劣的措施。

舉幾個例子:想想發生在香港的事情。英國和中國之間有一項條約——在聯合國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保證香港在1997年從英國手中交還給中國後,將享有五十年的高度自治。然而,在距離五十年期限還不到一半的時候,這一承諾就被中國提前毀約了。中國破壞了《基本法》,破壞了法治,破壞了言論自由,破壞了他們承諾給香港的高度自治。

你看看中國是如何處理COVID的,對吧?我的意思是,你可能已經看到了最近的一些報導,比如中國在2019年12月就已經知道多少,但它卻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了關於這種正在傳播的病毒及其危險性的明顯虛假信息——遊說各國保持國際航班的開放,甚至在中國取消從武漢出發的國內航班時也是如此。

我想說,川普總統對那些不僅與貿易有關,而且遠遠超出貿易範圍的事情已經忍無可忍。

中美對話的前景

喬丹:博明,什麼樣的美中對話才有意義?在與習近平領導的中國直接接觸時,美國總統應該採取什麼姿態?

博明:首先,你需要高層參與。當我說「高層」時,你真的需要最高級別的參與。

你希望拜登總統與習近平進行相當頻繁的對話。他正在這樣做。他努力嘗試保持對話。他們已經見過兩次面,還通過多次電話或視頻通話。

川普總統也是如此。我記不清他和習近平會晤了多少次——大概有五六次吧,另外還有相當數量的電話。這很好。同樣,你面對的是一個馬列主義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只有一個人可以做出所有重要決定。你希望能接觸到那個人。

唯一能讓你真正知道對美國很重要的事情被傳達給高層的方法是,總統是否正在與他的對手習近平交談。

順便說一句,我不認為在這個層級以下溝通的很多事情都能傳到習近平那裡。我猜拜登政府或某些官員會同意這種說法。這也是我們在川普執政期間得出的結論。因此,無論是川普總統還是拜登總統,高層、最高級別的溝通實際上非常重要,我支持這一點。

而中層對話的幫助則要小得多。在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我們有過很多這樣的對話。你已經有了聯合商貿洽談會(由商務部牽頭)、美中安全與經濟對話——這幾乎就像人們只是把單詞隨機地混在一起,並為這些新對話命名。多年來,這些對話根本沒有很好地服務於美國的利益。

我們與中國在工作層面的對話越多,美國智慧財產權被盜的情況就越嚴重,貿易逆差就越嚴重。衡量一下,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情只會變得越來越糟。然而,我們建立了一個更大的官僚機構,專門從事這一層面的工作。因此,這真的成了中國操縱我們的工具——有人會說是「牽著我們鼻子走」。

但我確實認為,有些事情我們應該有共同的利益。但與此同時,如果我們有共同利益——無論是應對氣候變化、恐怖主義、核擴散風險,還是未來的大流行病——如果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真的相信這些事情符合中國的利益,那麼他們無論如何都會去做,甚至會尋求我們在這些事情上的參與。

但是,那種認為我們努力不夠——我們沒有營造足夠好的氛圍,或者我們沒有充分安撫中國以吸引他們參與建設性對話——的想法是錯誤的。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有時還會適得其反。

我過去曾談到,我曾試圖就我剛才提到的一些話題與中國展開對話——但我們很清楚,中國共產黨將這些問題視為籌碼。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表達了對核武器擴散的擔憂,甚至是對未來流行病風險的擔憂,中國就會試圖從美國那裡索取其他完全無關的讓步,作為與他們就表面上符合我們共同利益的事情進行對話的入場券。

因此,這又回到了這個系統的本質。我們不是在和一個民主國家打交道,在那裡人們有一個信任的底線,相信他們是在為自己的人民謀福利。列寧主義制度不是為人民謀福利,而是為想要維持權力的政黨——共產黨——工作,這始終是他們第一和最後考慮的事情。

川普與美國對台灣的承諾

喬丹:回到認真對待領導人的話上來——川普競選團隊就台灣問題發表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言論。博明,我很好奇你在白宮任職期間對台灣問題的看法。

博明:在他執政期間,我認為川普總統更加關注如果台灣被脅迫性吞併,將對美國的繁榮和國家安全帶來怎樣的災難。我確實認為,這些年來他對此的理解和關注有所增加。

當川普總統公開發表講話時,無論在任還是卸任,他都傾向於重拾我稱之為戰略模糊的理念,這實際上是美國四十年來的政策。他說他不會事先報告他到底會做什麼。這或多或少與拜登總統之前的政策保持一致。拜登總統走得更遠。拜登總統至今已四次明確表示,如果台灣受到攻擊,他將投入美軍保衛台灣。你可以說第一次或第二次只是即興評論,但他說了四次。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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