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徹底失望。在這裡，所有人都在昏睡或裝睡，無法叫醒。你以為還有希望，但那只是欺騙和自我欺騙。這三四年來的種種事已經足夠說明問題：決斷已經做出，趁早拋棄幻想才是唯一可取的道路。可悲的是，太多人都渾渾噩噩，一無所知。等到哪一天沉船，我不會驚訝，你們也別，因為這都是你們活該。」
像這樣的話，我每隔一段時間都會聽到，儘管未必原話如此，但不同的人表達的意思都是類似的：在鐵屋裡，看清形勢之後的抗爭才是唯一出路，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很少人這麼做。哪怕人們有時似乎醒了，但就像這個國度在歷史上一再出現的那樣，它打了個哈欠，轉身又睡了。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在一些知識精英看來，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公眾要麼是過於愚昧而無法看清自己的處境，要麼是出於懦弱而在看清之後裝睡，無法採取應該採取的行動。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堅稱，由此造成的結果，「都是你們活該」，因為你們沒有聽從我的警世預言。
顯然，這話透著悲觀失望和沮喪挫敗：面對一群看上去且不說對國族命運，甚至對自身的命運都無動於衷的庸眾，知識精英不知道該拿他們怎麼辦才好。這樣一種「麻木不仁的國民」的形象，自中國近代以來有一個漫長的系譜，但有一點始終不變：他們是待啟蒙的，但常常又像是無法被啟蒙的被動存在——簡言之，他們不是行動的主體，有時甚至拒絕成為主體。
這當然不是真的。儘管魯迅筆下的中國人確實是那樣一副模樣，讓他深感孤獨和悲哀，但恐怕他也不曾料想到的是，在他去世僅僅十三年之後，同樣一撥人民就創造了歷史。只不過很快，知識分子從原先害怕民眾的消極性，轉向了害怕其積極性。
近十年來，「公知」一詞的污名化，標誌著知識分子已被邊緣化：以往沉默的大多數倒是開始發出聲音了，卻不是預料中的那種聲音。就像近代中東歐那些相對落後國家的知識分子早就曾失望地意識到的，如果你想要喚醒民眾，最好小心一點，他們可不是你原先一廂情願想像的那樣。
當下所出現的，是最新的一幕。時代變了，但有一些基本的互動格局並未改變：知識精英仍然深信自己已尋獲真理，並急於想要得到傾聽，然而現實卻是他們陷入被孤立的境地，在他們身後，無人追隨。且不說改變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他們甚至難以擺脫自己的處境。
在這種情況下，「這都是你們活該」就成了順理成章的詛咒。乍看起來，這像是表現了知識精英的痛心與傲慢，但換一面來看，也是一種無能狂怒，是在宣洩其挫敗感：當原先啟蒙、引領民眾的使命感無法達成時，他們轉而不惜訴諸因果報應的邏輯，宣稱是民眾因其愚昧而不配得到救贖。然而，這看來既不知道怎麼理解公眾，更談不上如何去動員他們。
弔詭的是，那種想法乍看起來很悲觀，但其實又是盲目樂觀的，因為它潛在地相信，只要起來抗爭，就能改變。這是一種摩尼教式的世界觀，仿佛一切都是光明與黑暗的無休止鬥爭，也很容易從亢奮跌入谷底。然而，現實恐怕複雜得多。
像「丟掉鬥爭，準備幻想」這樣的梗，未必只是犬儒，有時也折射出一種普遍的心態：人們正確地意識到，他們能做的不多，孤注一擲地高風險博弈既不是唯一的選擇，也未必是最好的選擇。
當然，這有時難免像是玩世不恭的犬儒，消解了抗爭意志，更有利於現狀的維持。美國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1970年代長駐莫斯科多年，他在後來獲普立茲獎的《俄國人》一書中記錄下他對當時蘇聯社會的觀察：
看來正是蘇聯知識分子中的這種消費者的物質第一主義情緒，銷蝕了他們謀求改革的精力，並且轉移了他們對一種更自由的文化和政治氣候的嚮往。……一位幻想破滅了的數學家說：「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然而與此同時，他也發現了這種犬儒心態背後隱含著一種對政治生活的疏離，一位蘇共黨員告訴他：
我們的青年跟我們疏遠了……我們知道自己應該站在哪一邊。這一代人的所作所為仿佛同意識形態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其中有許多人認為意識形態與他們無關。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什麼大動亂。他們無所作為。他們不聞不問。
這樣一個對政治冷漠的公眾群體確實構成一個「問題」，我們也很容易指出它所存在的種種問題，然而至少是對早先那種狂熱的後撤與懷疑，沒有這一步，新的可能性不會突然生長出來。
與其失望、指責人們沒能按自己預期的那樣行動，不如先去理解人們為什麼那樣。這倒不是說「多數人做出的選擇一定是對的」，看到一些歷史轉折點上，明明有更好的可能，但了解清楚就知道當時人們不可能去選擇，我也會有一種深切的無力感，那或許就是這個群體的文化宿命，然而，審慎的理解才能幫助我們開闢可能。
更進一步說，知識分子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距離感。「這都是你們活該」的怨念，實際上出自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痛切，而這正是由於「關心則亂」。然而，當你放下這執念，就知道自己能做的，僅僅是提供一份建議，但必須尊重對方的自主選擇。
由此想到最近一年多來的那個流行說法：「放下助人情結，尊重他人命運。」有時，這還有個變體：「放下諫言情結，尊重國家命運。」雖然這常只是被當作是一個戲謔的梗，但就像很多流行語一樣，它能流行起來不可能是偶然的，勢必是因為折射出了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
在我看來，這也是不失為一種進步：儘管看上去同樣透著犬儒的色彩，但它表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抱著一種置身事外的疏離、理性的態度來看待時勢。他們並不是沒有看清，只是認為更可取的是獨善其身，採取一種克制、回撤的姿態。從這一意義上說，這句話的流行相當於是達成了某種消極的共識。
這未必只是「反正就那樣了，讓它自由落體吧」，因為從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來看，狂熱所造成的危害可能比這樣的消極更大。至少這容許拉開一點距離，我們現在所需要警惕的，是這話取消了行動的積極意義，並且說這話潛意識裡仍確信自己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
當下的社會系統已經太複雜，我們有必要對這樣的斷言持有必要的警惕。即便是自己所說的，也應當問一下自己：這樣的設想一定對嗎？還有沒有什麼其它選擇？
我知道這很難，因為對太多人來說，行動來源於確定的信念，因而一個富有反思精神的人，難免顯得像是猶豫不決。然而，在複雜多變的風險面前，保持對多種可能性的審慎評估是必要的，這樣我們才能在靈活的基礎上保持堅定。
我也知道，這樣的局面令人望而生畏，許多人不是迴避正視，就是正視之後無法樂觀。太多人向我坦言，他們在看清系統運作的邏輯之後實在樂觀不起來，然而，這極有可能高估了系統的能力。
一個封閉系統要實施全面控制還相對容易，然而，開放系統則勢必會出現非意圖後果，因為你無法控制（甚至無法預料到）參與博弈的其它各方做出什麼樣的反應。不顧他人感受，一味想要「堅定不移」地實現目標，那就難免會產生事與願違的計劃外影響。
我們將會見證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