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經紀人楊丹丹有個單身客戶，在前不久賣掉了一線城市的房產，一部分買了增額終身壽險，還有一部分回到老家購置了一套房子。
這名客戶對楊丹丹說：「有住的地方，有穩定的現金流，她計劃過兩年就躺平，開啟她現金流範圍內有質量的生活。」
難道，對很多中產家庭來說，保險正在成為接棒房產的一種資產？
事實上，賣掉一套全家人生活了幾十年的房子，把錢拿去買保險，並非一個容易的決定。
去年年初，也選擇了「賣房買保險」的尼爾就深有體會。
房子、股票與基金，不再是首選
大學畢業後，尼爾曾在地產行業工作過近五年，本職工作是用戶營運，主要聚焦於提升服務質量，提高用戶滿意度，後來變成了營銷和銷售。
從業的時間裡，尼爾見證了房地產行業的繁榮，也親歷了行業的衰退，「需求下降，競爭惡化，大批裁員」。
好的是，尼爾對鹽財經表示：「我是在商業地產行業，較之於房地產行業受到的衝擊可能還少一些。」即使已經離開地產行業，他也一直在密切關注著房地產行業的變化。
早在疫情前，尼爾和父母提出賣房想法時，最先遭到了全家人的不解：「房子當時依靠出租也能有收入，家裡人也對房子有很深的情感。只是眼看著它的資產價格不再上漲，後面也極大概率要往下跌，租金是彌補不了資產價格的下降的。」
2021年1月-2023年12月百城二手住宅價格及環比變化/數據來源：中指數據CREIS
此後的三四年間，尼爾開始不斷向父母科普樓市最新情況，加之媒體對樓市情況鋪天蓋地的報導，父母的觀點發生了改變，尼爾自己也越發堅定。
2022年底，全家人達成一致：房子，是時候賣了。
趕在2023年年初的樓市「小陽春」，尼爾家的房子賣出了還不錯的價格。事後，身邊的親友都會來誇讚說，他有先見之明。
老破小賣掉的錢，除了用於銀行定期儲蓄和日常備用外，剩下的則由尼爾為父母配置了儲蓄型保險，一種結合了儲蓄和保障功能的人壽保險產品。投保人通過繳納保險費，既可以獲得一定期限的風險保障，又能通過退保或者領取年金享受回報，實現資金增值。
「房子賣掉後所置換的東西，一是要求穩，二是要有長期的增值效應，當時就考慮了儲蓄型保險。」尼爾告訴鹽財經記者。
相較於當前穩健的資產管理方式，尼爾在早些年其實是個風險偏好者。他在本科時，就開始接觸炒股。
尼爾笑著說：「年輕的時候可能火氣盛，覺得自己肯定是天才，無論是投資，還是投機，都幹過，雖然沒虧到爹媽不認，但該交的學費也都交了。」
他現在仍在炒股，但和早期的策略全然不一樣了——炒股所用資金不會超過個人儲蓄的30%，相較於早期鍾情的個股，尼爾現在更青睞指數基金，相較於前者，後者投資於多隻股票，風險更為分散；在股市所賺到的錢，也多半被用於投資保險。
圖源：電視劇《故鄉，別來無恙》
2022年，小孩出生，家庭開銷驟然變多，作為家庭經濟支柱的尼爾更加需要保障財務和管理風險。他決定投保、加保。
僅在2022年一整年時間，他陸續給自己配齊了各種保險。
據尼爾統計，目前，他個人有12份保單，整個家庭共計20份保單。
「二十幾歲時，會默認瀟灑快活的狀態能夠一直持續下去，但這幾年，能明顯感受到很多事情我控制不了，需要給自己去鋪一個安全墊。」尼爾告訴鹽財經。
「等老了用它來乘涼」
楊丹丹目前和丈夫在雲南旅居，也有賣房的打算。
他們想要賣掉在成都的房子，抽取其中三分之一的房款為先生追加商業養老年金，剩下的錢則在喜歡的城市添置一套養老房。
她說，她從30歲就開始規劃養老生活了，她和丈夫也都為自己購置了為期20年的商業養老年金，每年各繳納三萬元保費。
楊丹丹介紹，現在就在為養老做準備，主要還是基於當前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大背景，加之她和丈夫的工作原因，兩人繳納社保的薪水基數並不高，退休時所能拿到的退休金遠不足以維持當下的生活水平。
楊丹丹的擔憂不無道理。
1994年，世界銀行首次在《養老金的養護》報告中提出養老金營運的「三大支柱」，分別為強制性的公共養老金（第一支柱），強制性的個人儲蓄帳戶（第二支柱）和自願性的個人儲蓄和企業退休計劃（第三支柱）。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也圍繞該模式構建的養老保障體系框架。
然而，根據艾瑞諮詢發布的《2022中國商業養老服務市場發展研究報告》數據顯示，中國的養老保障現狀是嚴重依賴第一支柱，第二、第三支柱發展不平衡。
與此同時，第一支柱也在面臨發展可持續性的問題。
國家統計局年初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末，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近3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21.1%，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超2.1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5.4%。
不僅如此，國務院發布的《「十四五」國民健康規劃》數據顯示，預計2035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將超過80歲。
換句話說，等待領取公共養老金的人預計越來越多，能夠繳納公共養老金的人卻可能越來越少。
考慮到未來養老的不確定性，孟雯雯也給自己配置了商業養老年金。每年15000元的保費，繳納10年，從她60歲起，每年可以領取21000元左右。
這意味著，若她活到了85歲，可以拿回超52萬，而實際繳納的保費只有15萬。孟雯雯說：「我比較擔心自己的退休金在以後會打折，我也不知道這2萬多，在幾十年後還能值多少，即便無法作為養老補充，作為專項旅遊基金也很好。」
在楊丹丹看來，商業養老年金，實際上就是「現在栽一棵樹，等老了用它來乘涼」。
這樣想的人，遠不只是楊丹丹。
據最新公開數據，2023年末，保險公司總資產29.96萬億元，同比增長10.4%，年度原保費收入站上5萬億元平台。商業養老年金從2023年1月起在十省（市）啟動試點以來，已累計開戶超過59萬個。
2023年12月保險業經營情況表/圖源：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官網
年輕人買保險，不用勸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里，楊丹丹能明顯感覺到彌散在諮詢者身上的健康焦慮、金錢焦慮和養老焦慮。保險不再只是中產家庭的選擇，年輕人也開始紛紛購買各種保險，從醫療保險、意外傷害保險到重大疾病險，甚至是養老年金險。
可以說，保險不再僅僅是一個金融產品，更成為年輕人面對生活不確定性的心理支柱。
「『90後』和『00後』大部分都是來諮詢意外險、醫療險和重疾險的。」楊丹丹說道。
她所經手的年輕客戶，有不少身體狀況複雜的群體，「甲狀腺癌、乳腺結節這些病，都很常見」。
「00後」王悅在本科讀書期間，為自己投保了包括醫療險、意外險、重疾險等在內的多份保單。「當時就覺得自己身體不太好就去買了，加上大學生群體本身風險水平低，因此保費很低，保額比較高，是很優惠的一個選項。」工作後，王悅還為父母配置了百萬醫療險，「主要就是買個安心」。
受疫情影響，接連錯過秋招和春招的孟雯雯在2022年陰差陽錯來到保險行業。沒入行前，她總覺得保險常和「騙人」綁定在一起。
「家裡有親戚做保險代理人，總會拉著我爸媽買保險或是去產銷會上聽講座，我就覺得，這個東西如果好的話，為什麼得這樣讓別人去買？」
在入行後，孟雯雯對保險的觀念完全變了，在現在的她看來，對於幾款保障性強且保費低的保險，每個人最好都要配置。
由於公司為其配置了團體保險，孟雯雯還給自己補充了額外的重疾險。「但凡離職，公司購買的保險提供的保障就會中斷。我額外購買的重疾險，只要不退保，能夠保終身；如果生病了，保額可以作為補充收入；若沒有生病，到期後可以取出全部保費。」
她補充道：「用利息來保障身體狀況，我覺得比較值。」
孔奕霏在兩年前也為自己加保了重疾險。
上一次投保，是在2016年，當時她接了個保險推銷電話，「稀里糊塗」地就決定投保了，每月只需交幾百元保費，交十年保障二十年，保額16萬元。選擇加保的重要原因，是孔奕霏決定離職。
秉持著「可以裸辭，但不能讓未來的人生裸奔」的信念，像孔奕霏一樣的年輕人，甚至已經開始自己通過各類社交平台研究起了保險。
小紅書上有關保險的分享帖
無論是現在，還是十多年前，早早為自己配置保險的年輕人，多是怕「萬一」的到來。
比如，楊丹丹自己的第一份保險也是在20多歲時購置的。2012年，楊丹丹的母親被查出乳腺癌，化療一次的費用是5000元。那時，楊丹丹剛工作不久，每月工資遠不到這個數。
同一病房裡，只有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患者時常唉聲嘆氣，而有商業保險的另外三位患者，由於經濟壓力小，心態也都比較好。也是在那時，楊丹丹意識到了保險的重要性。但當時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投保的事情擱置了。
在經濟條件好轉後，楊丹丹相繼為自己和家人加保了各類險種，共計超過十份保單，每年需繳納近10萬元的保費。
李諾第一次給自己購置保險時間要更早些。2009年，他給自己選購了一款每年需繳納7000多元保費的重疾險，那時每月到手工資也不過才2000多。
問及原因，李諾回答說，就是「怕」，「那時經常會在新聞媒體上看到有人身患疾病，治療費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我那時一個月工資才2000多，根本不可能應對」。
再往回溯，這種「怕」在很早之前就埋下了。
李諾來自農村，上高中時，哥哥騎摩托車摔了，需要三四萬醫藥費，但是借遍親戚也湊不夠，最終只能通過貸款湊錢。
2005年，他剛參加工作，每月工資1200元，但到手只有300元，老闆說其餘會在年底統一發放。工作不到半年，小姨有天打來電話，想要借2000元給小兒子看病，但他拿不出來，無奈前去老闆預支工資。
「我是農村的，我父母都是農民，他們好不容易把我供到大學畢業，在城裡工作，萬一我自己得了什麼比較重大的病，那就又一下子打回原形了，保險相當於有了個托底。」李諾感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