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尖大學的學生為什麼很多來自於有錢家庭？
以谷愛凌為代表的新生代中國精英為何集體嶄露頭角？
2012年到2019年，台灣的青年社會學家姜以琳用7年時間追蹤了北京頂尖中學的28位學生，涵蓋他們的中學、大學、職場三個階段。
他們全部來自高收入、高學歷的精英家庭，28人里，有近一半考進了清華北大復旦，其他人則被美國常春藤、牛津劍橋等世界頂尖大學錄取，畢業後，他們的年薪高達同齡人平均薪資的10倍以上。
「階層複製就像打牌一樣，精英學生沒有辦法意識到自己天生拿了多麼好的一副牌，他們同時也不讓那些拿到差牌的人意識到，自己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才可以打好這一局。」
大學畢業前收到哈佛、沃頓商學院offer；
就業後起薪十萬美元；
正在講課的姜以琳
當國內的大學應屆生還在為找到一份工作苦苦掙扎，畢業於頂尖大學、出身精英家庭的學生們已經順利地躋身西方社會的中上層。
他們自由地輾轉於世界各地，熟知各國的稅收制度，從紐約、倫敦，到東京、新加坡，「世界金融中心」蘇黎世不過是他們眼中的「歐洲小鎮」。
精英階層的學生，用文化資本維護自己的圈子和優勢©《緋聞女孩第二季》
這些故事出自姜以琳在《學神》中的研究案例。2011年，還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讀博的姜以琳，讀到了美國社會學家Shamus Khan的著作《特權：理解美國精英》，書里精英高中的學生用文化資本鞏固自己的圈子、區分非我族群，讓她產生強烈共鳴。
姜以琳同時想要知道，在東亞，精英的培養過程是怎樣的？但她發現當時學術界幾乎沒有東亞的案例，於是決定自己來做一手的田野調查。
精英圈壁壘森嚴，打入內部需要智慧、策略以及受訪者充分的信任。姜以琳曾經找到自己在台灣的母校，卻慘遭拒絕，幾經周折，她找到了北京市排名前5名的兩座中學，利用自己藤校生的「學霸身份」獲得了准入許可，甚至一度在學生家裡同吃同住。
電視劇《小歡喜》中，陶虹飾演的母親坐擁多套學區房
追蹤的28位學生都來自於富裕階層。他們的家庭收入是全中國城鎮的前10%，中位數是前10%的至少兩倍以上。父母們不乏清華北大的校友，還有留學生、博士。對於大學文憑比例僅為2%的60後來說，絕對算得上千里挑一。
姜以琳的調查中，家庭給予的全方位支持，才讓這些孩子有了「追求卓越」的可能。
如今，他們分布在世界各國的頂尖行業，華爾街、矽谷、頂尖製造業。「他們在一個國家出生，到另一個國家接受教育，去第三個國家工作，最後在第四個國家養老」，他們坐擁各國頂級資源，並從跨國流動中持續地汲取紅利。
以下是姜以琳的自述：
在姜以琳調研的兩所學校里，「學弱」也能考進985、211水平的重點大學
越是金字塔頂端的人，越容易對人群進行細分。
在我所調研的兩所中學裡，可能有1/4的學生都能上清華北大，在這群人數很narrow（窄化）又非常優秀的學生中，學霸和學渣已經不足以區分他們之間的差異。所以他們有更細分的四級地位體系——學神、學霸、學渣和學弱。
學校里的四級地位體系
最高高在上的就是學神，看起來沒在念書但就是成績很優秀；
學霸成績和學神差不多，但每天都在努力，臨考前要開夜車；
學渣就是成績不怎麼好，也看起來沒在讀書的；
學弱在食物鏈的最底層，雖然很努力地學習，但成績還是不太好。
這裡引入了一個「可感知的努力程度」（perceived diligence），俗稱鬆弛感。
總之，「學神們」熱衷表現自己的鬆弛，來穩固自己金字塔尖的地位。尤其是上了大學以後，他們自然而然就和那些出身小鎮、整天學習的「做題家」們劃清界限，把後者排出自己的圈子。
美國頂尖中學的馬術課紀錄片《世界的孩子：我在美國讀高中》
身體上的鬆弛感也是精英區分你我的一種方式。因為它是從小培養出來的，是一種經驗的堆壘，比較難後天學到。
你需要見過很多的世面、去過很多的地方、見過很多不同的人，才能鬆弛。舉個例子，有誰見到國家元首或者校長是不緊張的？當然就是常常見到他們的人，對吧？
有趣的是，我在田野中沒怎麼發現偷著學習的學神，倒是很多學渣會偷著做題、不想讓別人發現。我形容這是一種天鵝策略，表面上優雅滑行，實際上在拼命划水。
為什麼要假裝自己不努力？至少有兩個原因，大家都不想要淪落到金字塔底端，成為別人眼裡的弱咖；再進一步說，我們怕的是「努力沒有回報」。
電影《墊底辣妹》中，「學渣」在課上偷讀小說
如果你很用功卻成績不好，其他人只會覺得「你很笨」、「腦子不好」，歸結於基因，但他/她可能只是暫時沒有得到結果，或者不適合這條路徑。
不僅在學生中如此，如果一個創業的人很努力但失敗了，我們也只會人身攻擊「你能力不夠」，我們的社會裡沒有一套解釋失敗的話語，從來沒有人告訴你「失敗是常態」，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我調研的父母里，他們習慣性說自己「什麼都沒有做」——
自己沒法替孩子考試、再有錢也買不到清華、北大的錄取通知書。
但其實，他們付出的可太多了，從心理諮詢到課業輔導，再到孩子的生活起居，規劃孩子每天的時間安排，精細到每5分鐘、每10分鐘。
精英父母往往是很擅於謀略的。
他們看得到10步以外的距離，知道怎麼做可以一步到位，怎麼做最有效率；
他們知道怎麼做能讓小孩容易接受，也最皆大歡喜；
他們懂得在社交關係里應對進退，能夠榨取到別人不想告訴你的獨家信息。
28位學生里，參加高考的有17人，其中11位都通過自主招生以及其他政策獲得了加分。其中包含一些非常隱秘的加分方法，比如奧數冬令營。
高考加分圖表（b為「三好學生」，於2015年被廢除）
當時，有一位名叫浴朗的女生意外在奧賽中發揮失常，失去清華的保送資格。
她的媽媽很快跟學校的奧數老師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最後打探得知，如果送女兒參加北大舉辦的一個奧數冬令營，就有機會獲得60分的高考加分。
後來，浴朗成功考入了清華大學。
這位母親有很強的危機管理意識，她知道老師身上有隱藏版的信息，懂得如何靠關係網去獲取這些內部消息。
再比如詩盈的母親劉女士，她畢業於清華大學，是高校的中文系教授。
詩盈在自主招生中遇到了冷僻的難題，母親第一時間為女兒做了題目解析，怎麼回答可以拿到更高的分數；
高考前，她會未雨綢繆諮詢清華大學的招生官，指導女兒接下來的高考志願填報。
上海街頭，等待孩子放學的家長
受到家庭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些學生很早就知道怎麼和「掌權者」培養關係。
他們會搞清楚老師可以接受什麼、不能接受什麼，知道怎麼跟老師聊天，逢年過節要怎麼做，怎麼送禮能夠表達心意但又不像是刻意的「巴結」，這種拿捏上下級關係的能力，之後到職場上不也是一樣嗎？
高三一年，為了能讓孩子更專注地學習，這些父母做出的犧牲真的是不可估量的。
他們基本都是企業高管、政府工作人員，但還是有母親專門辭掉工作，為了全身心照顧孩子，早起給孩子烤新鮮麵包。
父親可能會放棄所有的加班，就為了跟孩子一起吃頓晚飯。
精英父母給孩子的經濟支持也是讓他們成功的關鍵。有一個學生因為SAT考試成績不夠理想，一年之內往返新加坡5次，其中包括機票、酒店、報名費，就是為了能讓孩子能在分數上更高一點。
有些人失敗了是沒有辦法再站起來的，但資源多一點的人，失敗了是可以重新站起來的。
書里我用到了一個比喻，階層複製的過程就像打牌，少數玩家拿到一手好牌，大部人拿到的則是普通的牌。拿到好牌的人擅長使用各種策略，拿到爛牌的人卻常常無計可施。
精英群體中，常常會看到一種「我配得」的心態，就是「我夠好」、「我值得」，這和東亞語境下，人們普遍的「不配得感」形成了反差。
他們在成長過程之中遇到什麼需求，只要表達了，就會有人來幫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理所應當」的心態。
有一個叫Tracy的學生，為了申請美國頂尖的大學，她和諮詢師把申請論文、自我介紹改了五六輪才終於敲定。
結果最後離申請截止時間一個小時，Tracy又想修改一遍，當時已經半夜，但她還是立刻打電話給諮詢師，讓對方從床上爬起來幫她再過一遍，半小時內給她反饋。
還有一個叫Tony的男生，畢業於康奈爾大學，在紐約的一家金融機構工作。
畢業後，他邀請了20多位同事和同學參加他的生日派對，但就在生日前一天，他和同事們才剛剛結束了為期兩周的異地培訓，大家都非常疲倦。
Tony從沒考慮過這樣的時間安排並不合理，作為一個從小就萬眾矚目的明星學生，他覺得所有人都應該按時赴約，哪怕有人還要專程坐火車趕來，他甚至無法想像有人會拒絕他的生日邀約。
這種「配得感」也讓精英們覺得自己不受國界線的限制，去哪國都能有很好的發展。其實，精英作為各國的繳稅大戶，他們每去一個地方就代表刺激消費，所以各個國家都蠻歡迎他們的。
精英們相信自己靠「天分」和「實力」贏得了一切。揭示精英教育如何複製階層的©韓劇《天空之城》
精英們覺得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是靠實力得來的，而且喜歡把自己的成績歸功於「天分」。天分這兩個字非常地模糊，它把家庭背景、學習習慣等後天的因素，也全都濃縮其中。
這種天賦說，合理化了他們從家庭傳承來的優勢、抹平了不同人之間的資源差異，讓一切的分化看上去合情合理。
精英「天經地義」的態度也是全社會默許的結果。
這些年，媒體上經常會渲染一些超級精英的成功故事，比如谷愛凌，近期大火的「天才少女」郭文景，媒體報導他們的「努力」與「天資」，但翻看他們的出身和履歷，其實對大眾來說並沒什麼借鑑意義。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我們也在思考，面對階層的固化，有什麼樣的作為可以給它鬆綁一點？從社會底層進階到社會中下層的人其實不少，所以階級是有流動的。
我們不要一直只看金字塔尖端的前10%，如果成為前30%、前40%好不好？我們也許就可以快樂一些。
北京街頭的都市白領
我做精英研究，經常會與失望為伍，但我仍舊覺得研究精英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在書里說他們其實是現在社會不平等的一個蠻重要的推力之一，這群學生他們本身的存在，以及他們被教育出來合理化自己優勢的這個過程，已經是在造成不平等了。
所以停止「天賦能力說」，意識到精英複製背後的機制、方法，才有可能讓我們的社會朝更平等的方向前進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