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9年，法國作家阿斯托爾夫·德·屈斯蒂納探訪俄國。他最初對這個國家興趣盎然，但最後發現，「在俄國，專制只是在御座上，但暴政卻遍及整個國家。」於是，他寫了《俄國來信》一書吐糟「野蠻俄國」，使得俄國政府十分惱火，將此書封禁。
19世紀上半葉，自由旅行還是一件稀罕事，人們對異國的了解多半來自書本和道聽途說，還有各種想像。也正因此，那些親身探訪顯得格外珍貴。
屈斯蒂納曾說：
「對於我來說，旅行從來不是時尚，而是與生俱來的愛好，而且我從年少時便開始滿足自己這種愛好。我們大家都模模糊糊地受著一種欲望的折磨，想要了解這個在我們看來如同牢獄的世界，因為我們自己並沒有把它選作居所。要是沒有把我的牢獄努力地探索一番，我覺得我不會平靜地離開這個逼仄的世界。我越是探究它，它在我的眼裡就越是美麗遼闊。『為知而看』，這是旅行家的座右銘，也是我的座右銘。這話不是學來的，它天然就在我的心中。」
將世界視為牢獄，顯然與窒息的童年有關。阿斯托爾夫·德·屈斯蒂納出生於1790年，正是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他的父親被處死於斷頭台上，他與母親僥倖在恐怖殺戮中倖存。他於1857年去世，正是第二帝國時期。
屈斯蒂納最著名的兩部作品都是遊記，分別為《斐迪南七世統治下的西班牙》和《俄國來信》，在《俄國來信》中，他以大革命時代敏銳的法國人視角，對沙皇俄國專制制度的根源和特點進行了分析。
屈斯蒂納的總結非常精彩，與其說是描述俄國當時的現實，不如說是這片土地的宿命。他寫道：
「總之，所有能讓組織良好的社會具有價值和魅力的東西，所有能讓政治制度具有意義和目標的東西，在這裡都消失了並混淆在一種單一的心理中，那就是恐懼。在俄國，恐懼代替了思想，或者更準確地說，恐懼讓思想麻木了。」
他繼而分析道，這種心理在單獨處於主宰地位時，只能造成文明的表象，因為恐懼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的推動力量。
「它不是秩序，而是掩蓋混亂的外衣。缺少自由的地方必定也缺少熱情和真理。俄國是一具沒有生氣的軀體，一個只靠頭顱活著的巨人；至於它的四肢，已經全都失去了力量並在萎縮。這就造成一種深層的焦慮，一種難以言表的不安。」
作為經歷過法國大革命跌宕的人，屈斯蒂納當然會將這種不安與法國聯繫在一起，認為它「就像法國的新革命者的不安一樣，不是源於思慮的模糊、傷害、物質繁榮的饜足或者不同力量的結盟所引起的嫉妒心理，它表現的是真正的苦難，反映的是根本性的弊病。」
儘管當時的法國人也不算幸福，但屈斯蒂納坦言：
「我們自己也不幸福，但我們覺得幸福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可在俄國人當中，它卻可望而不可即。」
對於俄國的遠景，屈斯蒂納也進行了預判，認為它是一大鍋沸水，蓋得嚴嚴實實，卻放在燒得越來越旺的爐火上。他還不無譏諷地提出建議，認為俄國統治者「在製造出受到民眾愛戴的表象之前，他該先製造出人民來。」
屈斯蒂納的俄國之行始於1839年，此舉受到巴爾扎克的鼓勵。不過當時更主要的刺激來自於托克維爾，後者在1835年出版《論美國的民主》並獲得巨大讚譽。托克維爾在書中不情願地承認美國模式在當時的先進，同為貴族和保守派的屈斯蒂納則表示懷疑，想通過俄國與美國之間的比較來否定這一觀點。
1839年的俄國，正是尼古拉一世在位時期。此時的俄國在國際地位上已經達到歷史頂峰，對外強大、內部穩定的假象足以忽悠不少人，最初的屈斯蒂納便是一個例子。在歐洲，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的保守派都對俄國沙皇大肆吹捧，認為他達到了「復古的極致」，維護了君主的權威和內部穩定。保守派也習慣以它為例子，反對美國的代議制。
那年7月10日，屈斯蒂納抵達聖彼得堡，8月3日到達莫斯科，10月1日回到柏林。他在俄國總共呆了不到三個月，他不會說俄語，而且旅行中一直被政府官員「保護」並監視。但他仍然寫出了一份長篇旅行記錄，以三十六封信來呈現自己的俄國之行，也因此被稱為「俄國的托克維爾」。有趣的是，屈斯蒂納最初是打算在俄國尋找反對美國式代議制的證據，結果卻被沙俄的專制腐敗所震驚，結果反而成了最激烈的沙俄體制批評者。
1843年，《俄國來信》在巴黎出版，隨即被搶購一空，此後不斷再版，並被翻譯成多種語言。赫爾岑曾稱《俄國來信》是迄今最為了解俄國的著作，20世紀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則稱其為對俄國的最佳描述。
許多細節都暴露了沙皇專制下的俄國是何等腐朽，但最可怕的不是腐朽本身，而是民眾對這種腐朽熟視無睹，認為統治者的特權、自己所受的壓迫都是理所當然。比如屈斯蒂納在書中寫道：
「在彼得堡和諾夫哥羅德之間，我注意到連續幾個路段都有與主路平行的輔路，雖然離得較遠。輔路上橋樑什麼的都有，安全和通行沒有問題，只是遠沒有大路那麼漂亮和平坦。我問驛站老闆這是怎麼回事，他通過我的憲兵回答我，小路是在皇帝或其他皇室成員去莫斯科時給運貨馬車、牲口和旅行者走的。這樣就可以避免如果大路對公眾開放，灰塵和障礙物給尊貴的旅行者造成的不便和妨礙。我搞不清楚店老闆是不是在拿我開心，但他說話的樣子一本正經，似乎認為在一個君主就是一切的國家，君主獨占道路理所當然。」
當時在位的尼古拉一世，極力扼殺自由思想，以絞刑架和流放對付所有異議者，書報檢查制度十分嚴苛，秘密警察遍布每個角落，人們無法表達思想，「交談就是密謀，思考就是造反，況且思想不僅僅是一項罪行，它是一種不幸」，政府則靠謊言活著。
這當然跟俄國的歷史有關，它從未真正與文明接軌，只有野蠻擴張。統治者色厲內荏，內心懼怕所有自由與開放的東西。即使是那些所謂的「大手筆」，在屈斯蒂納眼中也是可笑的。他寫道：
「我步入涅瓦河兩岸的彼得堡歷史上的心臟地帶，被海軍部大廈和總參謀部的莊嚴宏偉所震懾——這些建築讓我想起彼得大帝最初的意圖是建設一座堡壘來保護港口。但是，在一條每年封凍八個月的河流兩岸設立海軍基地和貿易基地，這是荒謬的，或者說是令人絕望的。彼得渴望掌控波羅的海貿易路線的入口，便將他的新都設立在俄國薄弱的西北邊境。」
一開始抱以期待的屈斯蒂納最終發現，沙俄是一個非常畸形的國家，人們崇拜強權，盲目排外，民眾對自己糟糕的生活狀態並不在意，卻很在意沙皇對外的窮兵黷武是否能夠獲勝，他們可以對任何官吏下跪，毫不在意尊嚴，但同時又有著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認為其他歐洲國家都是等待沙皇「雖遠必誅」的敵人。「在這裡，暴君和奴隸之間、狂人和野獸之間沒有什麼區別。」
有一段對俄國民眾的總結非常貼切，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成立：
「在一個因為恐怖而變得鐵石心腸的民族當中，寬厚仁慈被稱為軟弱。嚴酷無情讓他們卑躬屈膝，寬恕則使他們抬起頭顱。他們可以被征服，但沒人知道怎樣讓他們信服。他們沒有驕傲的資格，卻依然膽大妄為。溫和的，他們反抗；殘暴的，他們服從；因為他們把殘暴當作力量。」
對於屈斯蒂納來說，最初對俄國的「濾鏡」在短時間內便被擊得粉碎。不過這並非壞事，因為這反過來加強了他對自由的認知。沙皇的專制，還有對個人自由、尊嚴與權利的踐踏，都讓他明白一點：相比野蠻，文明即使有再多有待解決的問題，也仍然可貴。
在歷史上，曾經被表象蒙蔽的知識分子很多，他們會誤認為某些政體或組織是人類文明的答案，於是飛蛾撲火一般湊過去，不是每個人都能像屈斯蒂納這樣看清並逃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