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上初中，學校開設生理衛生課。任課老師是一位北大畢業生，說話細聲慢語，不慌不忙，動作優雅，穿著得體，課講的也很生動，在那個年代是不多見的，因此她成了我最喜歡的一位老師。
有一天，講人體骨胳結構，那位老師推著一個掛著一副骨胳的架子進了教室。到了教室，那骨胳在架子上晃呀晃的，好長時間沒停下來。當時我認為是骨胳模型，不是真人骨胳，因而看上去雖感不舒服，心裡倒也不太害怕。上課了，老師細聲慢語告訴我們，這是一副真的骨架。我心裡咯噔一下，馬上感到渾身不舒服。可能不止一個人像我這樣流露出害怕的表情，那位老師就面帶微笑地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反革命的骨架，是在鎮壓反革命的時候被槍斃的，一個50多歲的男人。
仿佛是一服鎮靜劑，老師的話讓我們安靜下來，我頓時感到心裡踏實多了，不再害怕，認真地上完那堂課。下課時，那副骨架又隨著老師的身影晃呀晃呀的去了。
幾十年之後，我常常回想，多麼可怕的邏輯啊，多麼麻木的人群啊，多麼成功的洗腦運動啊，以至於一個半大的孩子，當聽到那人是反革命時，居然就可以不用再害怕他的骨胳，可以心安理得地上課，可以緊盯著那副骨架只想了解人體的結構，可以覺得他就應該掛在那裡晃呀晃的給人看。他們不僅僅是殺了那人的肉體，也同時殺死了我們這些孩子和老師的靈魂。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期，2011-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