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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震穎:「編程隨想」只是一個普通人,神話和污名化都是環境的扭曲(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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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極客,她是職業經理人,這對夫婦的身份,是歷史給中國敞開的一扇機會之窗的寫照。他向她隱瞞了自己的網絡行動,也為之付出了自由的代價。而在探尋和走近那個陌生的網絡神話——「編程隨想」的過程中,她理解了他追求網絡自由和自我實現的初衷,確認了現實的荒謬與艱困,並決意用她自己的縝密方式,為只是踐行了基本人權的丈夫恢復公義。

封面圖片via@紐約時報

撰文:莫誹

「民眾不應該害怕他們的政府,政府才應該害怕它的民眾!」這是電影《V字仇殺隊》中的著名台詞。電影裡戴著面具鼓舞民眾抗爭的「V」,堪稱被控「煽動顛覆」的著名博主「編程隨想」和他的網絡「老熟人」們的精神圖騰。而如今,「V」最後的這句台詞,成了貝震穎「為夫申冤」時與國保們周旋的真實寫照。不同的是,她是那個摘下面具的人。

阮曉寰過往十二年所有的努力,都只面向他眼中「喧囂的一小撮」,認定他們在中國人群中的比例不會超過5%。他不曾讚賞妻子在外企取得的職業晉升成就,也從未把她認真地當作「啟蒙對象」,而是期待著貝震穎通過自主意識「覺醒」,和他一樣找到自己真正的熱愛和使命。直到他被捕,經歷判決書上連網名都欠奉的不公審判,她決心發掘並公開他的網絡身份,並為他對外發聲。

因為她的現身,「編程隨想神話」終於墜入現實,還原為眾生中一個鮮活的凡人。賽博空間的功業,建立在家庭生活的「空洞」上;她在第一時間理解了他的「光環」,也長久凝視著它投下的陰影。

CDT檔案卡

法律援助占位

聯繫貝震穎理應是件容易的事:她的手機號,在她去年2月邁出為丈夫聲援的第一步時,曾公布在鄰居微信群中,相關截圖在網際網路上廣為流傳;她的住址,印在阮曉寰的一審判決書上,近二十年間他們一直居住在位於上海東北角的江灣地區,即使在房地產市場火熱的年代,這個中產精英家庭都沒有考慮過搬遷——受阮曉寰影響,貝震穎也十分認同對物質和消費欲望的節制。

貝震穎在鄰居微信群中公開個人聯絡方式

然而,關心她命運的人本能地明白,這些公開聯絡方式,恐怕都置於嚴密的監控之下。

屬於她的故事章節從這裡開始:為了救援丈夫,她自學「翻牆」,通過檢索關鍵詞,終於發現他精心隱藏了十二年的網絡身份「編程隨想」——一個被「牆外」的網絡世界譽為「普羅米修斯」的傳奇技術博主,累計撰寫了700多篇博文,致力於「反洗腦」和「政治啟蒙」,在傳授翻牆、網絡」匿名」技能之外普及政治學、心理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知識。

隨後,貝震穎開通了推特,以擴大聲援力度,在網友們的幫助下,她逐漸掌握了更多安全通訊技能。去年5月,第一次相約會面時,我們差點錯過彼此,終於相認時,她告訴我,出門時她特意沒帶手機。她迅速提升的安全意識,讓我既驚訝又欣慰。

貝震穎推特帳號

可惜,沒過多久,我就和她從此失去了聯繫,她的推特帳號隨即停用。網上傳出的消息說,5月30日她被楊浦區中原路派出所帶走警告。

幾個月後,接近貝震穎的知情人士轉告我,警方再度搜查了她家,而她當晚在派出所過了一夜,並被要求籤下保證書:在案子審理期間,不接受外媒採訪,不干擾司法公正,不和人權律師「勾結」。對此,她咬文嚼字一一澄清,宣稱自己從未乾擾司法公正、恰恰追求司法公正,她與人權律師之間就是正常的委託代理關係。

據長期關注「編程隨想」案的網友蘇雨桐在推特上透露,今年過年前,阮曉寰年邁的雙親來到上海,向上海高院追問兒子的上訴案進展情況,為何自己聘請的律師不能正常辦理案件。而在2月22日,貝震穎第二次被楊浦區中原路派出所帶走,24小時後釋放。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名相威脅,向她進一步施壓,要求停止一切涉及阮曉寰案件的對外聯繫。此前他們還曾威脅可以在二審開庭時將她控制起來,不讓她旁聽庭審。

一年多來,阮曉寰家屬的訴求始終未變:第一,二審要公開公正;第二,要求上海高院撤銷「占位」的法律援助律師,允許家屬聘用的律師尚寶軍、莫少平會見和代理辯護;第三,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讓看守所注意改善他的居住和伙食。

貝震穎致上海高級人民法院的投訴信件

近年來,國內一些重大、敏感案件中,法律援助律師「占位」現象屢見不鮮。今年年初,「江西鷹潭吳敏案」被曝出鷹潭司法部門連續非法指派法律援助律師、拒不接收家屬委託的律師張慶方、王春麗提交的辯護手續,將「占坑辯護」問題推上風口浪尖。張慶方延續了此前「刨祖墳式辯護」的策略,公開舉報鷹潭中院一位院長、兩位副院長碩士論文造假。但這些力爭辯護權的努力,未能「擊退」法律援助律師,鷹潭中院於4月11日開庭審理吳敏案,不到三小時迅速審結。

「法律援助只是『標』,關鍵是要『治本』。」阮曉寰家屬曾對外表示,上海高院二審用法律援助律師阻擋家屬請的律師,就是程序違法。如果二審維持原判的七年刑期,他們會堅持申訴,「這種法律援助占位的伎倆在申訴階段沒用,家屬律師是遲早會介入案件的。」

如今,家屬仍然堅持信訪,雖然「有關部門」只是回復讓他們繼續靜候高院通知。從計劃聲援開始,事態的走向對貝震穎而言都不算意外,因此面對壓力升級,她也能保持足夠的坦然,「我已經把應該做的都做了。在保護好自己的同時,不放棄法律途徑的爭取。」

沒有「名字」的判決書

透過貝震穎早前的講述,外界才知道,阮曉寰在被捕前也有過一些驚弓之鳥的時刻:他埋怨家裡的網絡時好時壞,曾在出門後不久突然「殺個回馬槍」,想看看家裡是否有異動;他警惕那個在漢堡王店裡盤問他是否常來的警察。

此外,夫婦倆都曾注意到樓上不時傳來的水滴聲,前去敲門沒人應,向居委投訴也無果;直到他被捕後,過了大半個月,上面淨是傳來拖動重物的聲音。貝震穎確信,調查阮曉寰的專案組那段時間就住在樓上。「他們在我們家的時候就說,『唉在701』,(口氣)一聽就是一個項目組」,貝震穎說,從警察跟她的個人溝通中,她還感覺到,他們似乎「竊聽」了夫妻倆在臥室的對話。

「這種駐點監控的情況應該還是不多見」,網絡安全專家林立後來向我分析,可能警方當時沒有拿到確鑿證據,才採用這種方式進行全面監控,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編程隨想』的影響力極大,因此整個過程警方還是相對謹慎。」

這些詭異的細枝末節被龐大的日常遮蔽,甚至透出一些喜劇色彩。貝震穎記得,被捕前不久,阮曉寰偶爾會平靜地突然冒出一句,「AI要派直升飛機來接我了」,她完全沒有往壞處去想,全當他是在搞笑。近兩年後,一遍遍觀看起他過去最愛的科幻電影《黑客帝國》,貝震穎才把這些記憶碎片重新拼接到一起,「可能他也在暗示我,怕他一下子被抓走,我完全就不知道怎麼回事,(覺得)天塌下來了。」

2021年5月10日中午,貝震穎剛做完飯,聽到門鈴響了,以為是叫的「送水工」上門,阮曉寰應聲前去開門,瞬間就被一擁而上的警察制服,在衝突中眼鏡也被打碎。他書房中的電腦仍然開著,為了取證,警察將它原封不動地搬走,連帶著還有貝震穎的一台電腦、兩部手機。

頭兩個月里,貝震穎焦慮到睡不好覺,想著他很快就能釋放。趁這個「空檔」,她徹底把書房清掃了一遍,原本那是她的「禁地」,即使「亂成垃圾堆一樣」也不允許她打掃。

阮曉寰曾用來工作的書房 via@紐約時報

一等就是近兩年,她唯一感到心理踏實一點的時候,反而是2022年4月到5月上海全城封控的日子,戲謔地看,裡面和外面沒太大差別。一年後,日子圍繞著密集聲援而轉,她就在這間書房上網看書,常常過了零點才休息,有時也會在書房的備用床上就寢,一如他不分晝夜編程、寫博客時那樣。

她新買的微型電腦,就架在他用過的床上便攜桌上。2017年,他急性哮喘發作需要臥床修養時,仍然堅持用它來工作。最初,為了確認「編程隨想」就是阮曉寰,貝震穎特意翻看了那段時間的博客內容,看到他開頭寫「最近太忙發文慢了」時,她不禁失聲痛哭。某種程度上,她嫉妒「編程隨想」的網友們占據了他更多生命。

謎題一個個被揭開,最後還是回到他身上:以安全為由向她從頭至尾隱瞞「編程隨想」的身份明智嗎?還是他真得那麼自信可以將真身與「編程隨想」切割乾淨?他既然已經意識到危險的臨近,難道就沒有為被捕設計過任何預案?

這些問題被「牆外」的「編程隨想」粉絲們反覆思量。「(人權衛士)自己所做的事對親人保密是通常的做法。」林立告訴我,如果一開始親屬就能進行有效呼籲的話,雖然不能改變案件判決,至少能夠通過國際呼籲等手段讓當事人在獄中得到較為人道的待遇。對於已經注意到自身危險的行動者,他建議立即按最壞情況規劃,例如:通過安全郵箱,設置定時郵件,如「警報」未能解除,系統可以自動將相關信息發送給親屬或信任者;同時確保本地不會留有任何重要數據。

唯一確定的是,阮曉寰應該及時銷毀了keyfile(一種加密手段),沒有任何人能破解登陸他的博客,使之消失在網際網路上。貝震穎對此看得很清楚,「他們強制衝進我家,唯一的目的就是攻破他的博客,沒有做成,(編者註:「編程隨想」博客曾記錄過,2011年和2017年他的Google帳號兩次檢測到「由政府支持的攻擊者」入侵並發出警告)這是第一大失誤;第二大失誤是,之後他們想嚴格封鎖消息,不惜出具一份違法的判決書,隱瞞他的身份,結果家屬自己發現了。」

阮曉寰一審判決全文

從偵查期到一審宣判,沒有任何人能回答她,他究竟寫了什麼「海外博客」,以至於觸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紅線。2023年2月,拿到一審判決書的時候,這一點徹底激怒了她,「上面沒有任何違法的言論證據啊。」

更讓她疑惑的是,一審審理拖延了一年多,家屬需要求著律師去會見當事人,換了三批律師,最後的庭審辯護仍然如同「走過場」,律師甚至承認阮曉寰有罪、僅請求輕判,這和律師最初與家屬的溝通截然不同。所有這些「不正常」的細節疊加在一起,讓她原本「歲月靜好」的世界出現裂變。

「他代表IT群體,我代表外企群體」

現年46歲的貝震穎出身於上海工薪家庭,是家中的次女。她自認從小樂觀,獨立而堅韌,「不是外界塑造的,就是自己長出來的。」90年代中旬,她在上海市重點高中就讀,老師看好她拿下區級物理競賽第一名,但她偏偏實驗考試交了白卷,因為認準有干擾因素,無法通過設計實驗來精確還原理論。

那時,身邊人都認定金融系是最有「錢途」的專業,她也不例外,只是高考沒發揮好,進入華東理工大學化工系,從此認識了同班同學阮曉寰。貝震穎說,阮曉寰也像是從原生家庭中「突變」出來的,父親是大學中文系教授,他卻曾在作文考試中交白卷,家庭對他的影響主要是培養了廣博的閱讀愛好。

童年阮曉寰與父母合照 via@紐約時報

原本阮曉寰考學的目標是物理系,兩人欣賞物理,都是覺得它涉及更本質的思考。日後,阮曉寰告訴貝震穎,沒有走這條路是對的,因為物理再要突破非常難,而從計算機跨到軟體卻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從小愛好計算機的他,在大學裡繼續翹課自學,同時也熱衷於幫助同學答疑解惑。

阮曉寰的特立獨行,自那時便顯現出來。因為專注於參與軟體研發項目,專業課掛科、沒通過四級英語考試,他無法拿到畢業證書,有教授提出讓他轉專業至計算機系,只需再讀一年就可以拿到文憑,但他為了早日投身軟體開發事業,寧願肆業。

按照當時的人才流向,「世界500強」外資化工企業是求職首選。貝震穎順利躋身其中,十七年間,從銷售到市場,穩步晉升至中層管理崗位,最多時帶領過十來人的團隊。這樣的履歷鑄就了她國際化的開放思維,「外企對經濟、財務的基本假設是永續原則,社會穩定是前提條件,而法治是最基本的保障。」

「他有兩面性,有一面你是不知道的。」偵查人員曾這樣回絕她對博客名的探問。但閱讀「編程隨想」博客的第一時間,貝震穎便確認,這就是她從大學時代起認識的那個阮曉寰,一個崇尚自由和開源精神的極客。

阮曉寰也是職業發展中的佼佼者。他先後在啟明星辰、國都興業等知名資訊安全企業工作,從程式設計師、研發總監升至CTO(首席技術官)。擔任2008年北京奧運會資訊安全系統總工程師,是他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也被家人視作他「愛國」的表現。

阮曉寰的個人訪談及公司表彰

不過貝震穎強調,他從未真正進入「體制內」,沒有社保五險一金。普通人趨之若鶩的上海戶口,他也毫不在乎,來自丈人丈母娘的催促,都被他擋了回去,一如他支持她與有些「重男輕女」傳統觀念的福建家人保持距離。2012年後,為了更自由地鑽研前沿技術,阮曉寰辭職在家,致力於開發開源軟體,更加隨心所欲地看書和寫博客。貝震穎充分信任他的專業能力,不必為家庭經濟問題操心。

她明確指出,他代表IT群體,自己則代表外企員工群體,「這兩個群體的數量,遠比此前抓的律師、記者多,寒蟬效應是很大的。本來企業、IT行業就是需要有創造性思維、批判性思考能力,把這個壓制掉,生產力從哪裡來,怎麼跟國際競爭?」反過來,她也主張不做無謂的犧牲,「如果有自由思維的全都被抓進去了,這是對社會的損失。」

不過,貝震穎還是會怪阮曉寰把她「陷入這樣的境地」,瞞著自己做有政治風險的事情,對她「不公平」,其中隱約也能看出他父母家庭模式的縮影,「好像男性絕對投入做的事,女性不要管」。但以此為契機,她也反思起兩人在關係和溝通中存在的問題,看清楚他身上真正的「兩面性」,一方面是對他真正的追求多了理解,另一方面則是正視他多年來在「家庭生活方面的缺失」。

過去,他常說她追求的是愛因斯坦所謂的「豬欄理想」(即把安逸和享樂作為唯一目標),覺得她的聰明才智被大大浪費了,「他說我比較有個性,等於是說我還『有救』,沒這麼直白,但我覺得就是這個意思吧」。貝震穎認為,阮曉寰的思想受到尼采影響(「當然他自己肯定不承認的」),就像查拉圖斯特拉要求門徒否棄他從而獨自尋找自己,他總是催促她找到真正的興趣、人生意義和價值,開拓精神世界,從而跟他有更多共同話題。

疫情初期,貝震穎就曾要他教自己「翻牆」,他推脫說「現在管得很嚴」,轉而讓她去學編程或看書,「可能他覺得對我來說,看這些(『牆外』資訊)也沒什麼意義,有意義的是提高自己的知識。」

「他有的時候對我的要求很冷酷的。」貝震穎回憶,每當看到她刷手機視頻時,他常常說她浪費時間,不看書,腦子會變傻,即使是她下班很累回到家時也不例外。他的主張是,刷手機視頻接收信息慢,屬於被動思考,只是休息,只有看書才是主動思考。「我說你跟我說的時候,注意一下溝通方式,這樣我更加能接受嘛。他不管的,你自己去悟吧,如果沒有強大到能聽得進去話,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了。」

原本貝震穎喜歡孩子,但阮曉寰出於對中國社會民生問題的悲觀看法,不願要孩子,她一開始不太接受,後來發現自己確實也「動力不足」,「如果是別的婚姻,整天忙家裡的瑣事,上班又帶孩子,那個生活是我要的嗎?起碼和他在一起我沒什麼壓力,要說唯一的壓力就是叫我成長。」

在這方面,貝震穎不願和他爭論,但也沒有選擇讓步,依舊「做自己想做的」。直到2020年,因為公司業務調整,她開始認真反思工作的意義,決定辭職在家休整。她逐漸自發地認同起阮曉寰過去的那些「說教」。她並不認為,阮曉寰是在「pua」自己,因為他的目的不是操縱她、反而是促使她發展自我,笑稱「如果我讀了很多書,一有機會,我肯定也要『pua』他,關鍵是他還覺得很高興。」

救援的「項目管理」

貝震穎強調,自己為丈夫聲援,首先是出於道義,認同「說話和思考是最基本的人權」,而親情只是為道德行動提供了強大動力。「他要追求網絡自由和自我實現的價值,無可厚非。」

原本她有著作為上海人的驕傲感,覺得這座城市代表著中國最現代和發達的一面,理應擁有與經濟水平相配的法治環境,「沒想到,拋開這些繁華,其實都是一樣的,就像一個橘子發霉,霉點是由里而外散發開來的,只是一個地方多一點,一個地方少一點。」貝震穎去年時對我說,「牽涉進案子裡之後,不得不去看真實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沒法再閉住眼睛。」

這是屬於她的吞下「紅藥丸」的時刻。在接受「不明白播客」採訪時,貝震穎曾將丈夫比作《黑客帝國》中的男主角,「自己選擇了吞下紅色的藥丸,去面對這個真實殘酷的世界,去做持續的但是其實希望渺茫的奮鬥。」

貝震穎接受「不明白博客」採訪

對自己行動的性質和後果,阮曉寰應該很清楚。他曾整理髮布過建國後所有被判「煽顛」罪的犯人名錄和事由。他也曾明目張胆地在博客中列出他所寫的自認夠得上「煽顛」的篇目,嘲笑「朝廷」還沒有抓住他。與此同時,他比誰都更清楚,一個「無名」的「人權鬥士」入獄的最壞結果。

2019年,在《開博十周年大事記》中,阮曉寰詳細分析了「匿名策略」的風險:一旦因為一時疏忽暴露身份而被捕,不會有人來聲援,甚至可能會被「直接整死在牢裡」。

「本人知名度越高,對其保護作用越大」,他強調這是因為當局會顧忌輿論影響,是權衡利弊的結果,而知名度較低的六四民運勞工維權人士李旺陽疑似「被自殺」、藏族政治犯丹增曲扎在獄中受虐致死就是反例。

留在博客里的這條「草蛇灰線」,令貝震穎的心高高懸起。想起開庭時闊別近兩年的他,身體消瘦了一大圈,昔日烏黑濃密的頭髮已是斑白,她每每忍不住掉淚,「可想而知他受到的壓力有多大」。貝震穎說,那一刻,自己心中的委屈瞬間瓦解,腦海里只剩兩個字:救他。

而她採取的關鍵策略,正是他提及的「知名度」。「我去推特有最低目標設定,就是要保住他的命,就這麼簡單。因為你對現實不能抱有太大的幻想,要做好最壞的打算……更多人關注他,至少他們不敢亂動。」貝震穎說。

她也很清楚,在這場家屬和公權力的較量中,「賭」的成分有多大,「你去看以前被抓的人,他們所採取的方法,成功的紀錄很少很少」。但她仍然堅持,「呼籲二審公開公正,呼籲輿論監督,做肯定比不做的利益大,保證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們沒有任何損失。更何況如果對方明智,懂得權衡利弊,二審應改判。」

貝震穎拿出了職業經理人的勁頭,全力以赴推進「阮曉寰救援」項目,目標、預期結果、風險都考慮得清晰分明。她深知官僚系統的效率,從一開始就想好了要抓住有限的「窗口期」,儘可能擴大「編程隨想」案的傳播度。

聲援期間,貝震穎也說服公公婆婆,堅決制止情緒化的批評言論,基於事實和法律程序做爭取。她歸納出了「法律為準繩,輿論是力量」的策略,在推特介紹中鄭重為自己畫下邊界:「正向聲援,避談政治」。「我說話是很嚴密的,他們就找不到任何把我抓進去的理由。」貝震穎曾說。

高音喇叭、律師、《憲法》

貝震穎距離紅線最近的時刻,是她拿著高音喇叭,到阮曉寰關押的楊浦區看守所周圍一帶,播放提前錄製好的音頻。由於法律援助律師占位,家屬通過辯護律師和看守所的阮曉寰溝通被截斷。這是唯一可行的途徑。她特意請他父母錄了閩南話,對外界「加密」,少給官方留下口實。音頻大意是,家屬已經知道他的身份,並且聘請了尚寶軍、莫少平兩位律師,國際媒體和輿論都在關注,希望他堅強,可以爭取儘快釋放。

貝震穎說,去年5月初開始,就有加油站工作人員跑出來干預,號稱妨礙他們營業。她知道這是官方授意的。她又跑到高架上和靠近居民樓的路上放過幾次,專門避開了午休時間。有人從樓上潑水,也有人騎車衝出來制止,令她安慰的是,旁邊的老人勸對方不要管,說「她沒有妨礙我們」。不過,她藉此判斷,「他們可能快要來抓我了」,便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講出了這件事,「不能全部讓他們去說,黑箱作業,我做這些事都是大家知道的,合情合理合法,就這麼簡單。」

回顧到處奔走聲援的日子,令她感念的是,人權律師尚寶軍與莫少平還願意站出來為阮曉寰辯護。在越發「孤立無援」的局面下,貝震穎沒有其它指望,「有時候律師能在精神上稍微有一些支持,就已經很好了。」兩位律師曾在政府高壓下,接力擔任劉曉波的辯護律師,她尤其看重這一身份,因為阮曉寰肯定知道兩位律師。

人權律師尚寶軍與莫少平

阮曉寰曾經在閒聊中對她提過劉曉波的案子,開玩笑地問過她,萬一哪天他被國安抓走,她會不會像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一樣為他到處找律師。當時,她眼中的丈夫還只是一個「道德水準很高的宅男」,她絕不相信他會利用手中的技術犯法,以為他「網絡安全做久了,哪根筋不對了」,沒有把他的話當真。

紅色封皮的薄薄一冊《憲法》仍擺在書桌上,是阮曉寰買的。在研究法條時,貝震穎也拿來翻過。「也沒用啊,劉少奇拿著《憲法》也被打倒了。」貝震穎自嘲。去年三月份去北京見律師前,她被北京國保攔截,面對他們,她還曾反覆用《憲法》中的「言論自由」來為丈夫辯護,「國家憲法保障言論自由,如果你說他不在言論自由範圍內,誰主張誰舉證。就算是『煽顛』法條里的『造謠、誹謗等其他形式』,『其他形式』也要明確說明,不在言論自由範圍內。」

仍然擺在阮曉寰家中的《憲法》(網絡圖片)

過去的一年裡,貝震穎利用空閒時間,讀了不少中國歷史和政治著作,其中也包括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她從中感受到的恐懼感遠勝過自己親歷的。她不願相信「文革從未離開」這樣的說法,堅持認為像她這代「70後」的成長環境,網絡信息渠道爆炸,科學人文思維和普世價值觀弘揚,都不可能再倒退到文革時期。

不過貝震穎無法確定,公開聲援是否符合阮曉寰的願望,或許出獄後還會就此跟她吵架。「他把絕對自由看得很重,不喜歡拋頭露面,不喜歡被人觀察和議論,可能會覺得沒有隱私了就不自由了。但我沒有辦法,我必須權衡。」

早在2021年底,貝震穎就買了一包他喜歡吃的加應子——一種從他老家福建泉州一帶起源的閩式蜜餞,盼著他很快就能宣判並釋放。這包零食一直放在書房桌上,她不擔心會不會過期,留著等他出來給他看也好。「大學裡我送他的糖,他也還留著呢。」她笑說。

以前每年生日,貝震穎都會拉上阮曉寰,一起出去下館子。自從他被捕後,她覺得已經沒有「過生日」的必要,倒是父母會在家裡給她做上一頓好吃的。更多時候,她一個人在家,偶爾也感到心慌,仿佛一場噩夢還沒有醒來。不過,她不願意「鑽牛角尖」,「也要調整一下,活出自己的生命價值,否則就不是他一個人坐牢,變成所有人都在為他坐牢了。」

她一度有了重回職場的打算。有些獵頭找到她,但在後疫情的經濟形勢下,她想要的外企管理崗位幾乎沒有,好在她的心態很放鬆,「有機會就再出去工作,找不到也無所謂,只是作為和社會接觸的窗口。我肯定會有新的成長規劃,不會再像以前工作時那樣。」她批判當下中國許多公司設下嚴苛的招聘「年齡門檻」,但還是感慨自己的這次「新生」,「四十幾歲,再重新活過,還好也不晚嘛。」

這個世界變好了嗎?

因為十二年的持續耕耘,「編程隨想」堪稱中國網際網路的一塊活化石。用貝震穎的話說,阮曉寰剛開始寫博客的時候,「防火牆都還沒有築好」。他的blogspot被封,令他開始傳授翻牆技能;當局接著封殺twitter、facebook等熱門平台,甚至推動在電腦上預裝監控和上網過濾軟體,他才決定開始寫政治博客。此後,幾乎每一個重要的社會事件和運動,他都沒有缺席記錄,最為人稱道的「遺產」莫過於託管在Github上的「太子黨關係網絡」開源項目——整理自揭露中共高官權貴財富的大量公開報導。

阮曉寰於Github整理的《太子黨關係網絡》

林立便是由此關注「編程隨想」的,他也曾在博客評論區留過言。在他看來,阮曉寰系統整合和廣泛傳播網絡資訊安全工具,在國內是「絕對的先行者」,他的博客也成為「異議者的技術大本營」。直到2017年左右,中國政府加強對微信、QQ等聊天工具的嚴密控制,不斷禁言、封號,許多普通人才越來越多地關注到資訊安全問題,自學起相關知識。

然而,更多人學會翻牆,並不必然帶來思想解放,小粉紅「出征」是另一種潮流。國內針對翻牆「違法違紀」的宣傳和處罰日益增多,近年還發生了不少與信息自由相關的人權案件,比如以備份國內「404」文章出名的「端點星」案。

「端點星」志願者陳玫(左)與蔡偉,因「尋釁滋事罪」被判囚一年三個月

貝震穎特別同情李翹楚。她因為幫忙管理戀人許志永的博客、上傳文章,近期同樣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一審被判刑三年八個月。「真得想不通,為什麼這樣的弱女子也讓他們如臨大敵,要這樣去對待她。」

女權人士李翹楚因聲援「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三年八個月

她想起,偵查人員也曾問過她有沒有幫阮曉寰買過計算機相關的東西,好在婚後他們始終保持財務獨立。她因公出國的情況也被仔細盤問。最好笑的是,在搜查家裡時,一位肖姓警察隨手拿起她的一本講企業組織變革的書《變革之心》,竟以為是什麼宣揚革命的反動著作,拿到她面前質問。

這是當年她參加所在外企組織變革管理培訓的獎品,令她記憶猶新:「85%的人都不願意變革,聽到『變』就害怕,所以重視組織里的人心是最重要的,爭取那些願意變的人,慢慢鞏固變化和改善。一定要讓大家發言,才能聽到人心。」

阮曉寰在「編程隨想」博客上留下的最後文字,是附議一位網友的提議,總結一些文章作為「建黨百年獻禮」。貝震穎深信,是有關部門把阮曉寰當作對上「獻禮」的祭品,但因為未能攻破和關閉他的博客,他的遭遇也已被外界知曉,這一行動事實上已經破產,只有糾正不公正的裁決,才能挽回上海的司法形象。

阮曉寰在被捕前日發表的最後一篇博客

「即使你覺得他這樣做不對,當初你請他喝茶告訴他對嗎?而不是像現在想安一個罪名就安上去。」貝震穎憤憤不平。

我想起一位朋友告訴過我,負責盯她的國安曾給她這樣「洗腦」:你應該感到慶幸,我們來找到你,對你發出提醒,如果什麼時候我們不找你了,事情的性質就變了。這句話的潛台詞是,究竟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由他們說了算。

關於資訊安全,她的經驗是,你永遠無法確定是不是因為你做對了什麼,才逃開可能的關注。有時你感到一絲僥倖,覺得自己大概率已經脫離了某份「名單」。然後你就會感到厭倦,質疑自己是否有必要為了想像中的「安全」花費時間「隱姓埋名」地做自己心目中「正確的事」。甚至在感到危險臨近時,閃過「破罐破摔」的心理,巴不得被抓後認命,結束提心弔膽的生活。

對於沒有網絡安全專業背景的行動者,通常會把「老大哥」想像得無所不能,無孔不入,而自己所謂的安全措施,總是像篩子一樣布滿漏洞。反觀阮曉寰,他的安全意識領先於同時代人,這讓他一度享有並非「虛幻」的安全保障,可以比普通人擁有更多的無需在意審查的言論自由。

反過來說,他為了獲得這種自由做了最長期的規劃和演練,同時他沒有浪費和濫用這種自由,而是努力將這個火種播撒給更多的人。這種十年如一日的「長期主義」,已經足夠鼓舞像我這一代迷茫的年輕行動者。

「如果『白紙革命』發生的時候,阮曉寰還沒有被抓……」我忍不住問。

「以他的個性,他肯定不會上街」,貝震穎斷然否認,「他覺得有獨立思考能力才是最關鍵的,他做的是類似魯迅之前想做的事。」在她看來,後期的阮曉寰已經不再像早年那般「激進」。

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時,阮曉寰在博客中張貼了各地群眾「散步」的照片,他自稱為了不留下自己的蛛絲馬跡,「自個兒拍的照片還是不放上來比較保險」。在那個社交媒體剛剛崛起的年代,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圍觀改變中國」是廣為流傳的宣言。

「他的性格是囂張了一點,主要體現在技術方面。他在網上無非是說了實話,這樣說的人在『牆外』不是太多了嗎?他又沒有拉著人做廣告說『你們來看』,是別人覺得他寫得有道理才去看的,你覺得不舒服可以不看和忽視。」對於阮曉寰在「茉莉花革命」期間的言行,貝震穎曾不乏擔憂,現在看得更為透徹:「合法的行動怎麼就能定性為『顛覆』,根本也是口袋罪亂扣。」

「沒有任何人有義務為別人去犧牲。」她不喜歡網友們把阮曉寰「架在一個很高的地方」,「卻不想想自己有沒有為之做了什麼,有沒有想過社會的出路,或是提供任何建設性的意見。」

她還無法去想像,最多四年後,他出獄時會是怎樣的情境,也許在敏感時點「被旅遊」是免不了的,也許和其它人權衛士一樣,沉默一陣子後終被允許出國「流亡」……許多良心犯的故事,讓她看到了一個被動塑造的「命運共同體」,從社會賦予的「不正常」的孤獨感中解脫,深信自己才是極少數「正常人」,「再怎麼樣一遍一遍被清洗,人群中總有一定比例的少數人,在推動著歷史,還是會有一點希望。」

現在她的力量都源自她自身,從歷史中尋找人生智慧。「其實每個人都有很大的潛力,很多人可能一輩子直到死都沒有發芽,有些人發芽了,只不過我們這裡的土壤太貧瘠了,就被扼殺了。」貝震穎相信,中國外儒內法的皇權統治,也只是成了歷史的一個階段,終將過去。「反抗不反抗還不是最重要的。貧瘠的土壤上,長出來的就是這樣的政治現狀。你得先種草,把土壤養肥,接著才能種莊稼,一步步土壤肥力上去了,才能種出更好的東西。阮曉寰做的就是這個事情。」

「現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停滯了,可能也會有一些新的思想湧現出來,雖然『牆內』基本上被壓抑著,但就像蘑菇一樣,地下還是會有根系在生長。」貝震穎說。

(文中林立為化名)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WOMEN我們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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