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百夕談》中寫道：「要不要搞一個這麼龐大的合法群眾性抗日組織，實質上涉及要不要搞統一戰線的問題。他們（指彭濤等——馮注）認為成立這一群眾性抗日組織已是當時群眾的客觀迫切要求。」「但是，臨委中以書記小王（指王學明——馮注）為代表的多數不贊成搞這一合法群眾性組織。他們認為把黨員分散到合法組織中去工作是降低了黨，而且，勢必會降低了黨的口號。如』打倒國民黨』便無法提，『擁護蘇維埃政權，保衛蘇聯』便無法提，只能提出為廣大學生群眾能接受的口號。於是，雙方爭執不下，在口號問題上發生激烈爭論，彭濤成為臨委會議上的極少數派。他們所研究提出的口號，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臨委多數派則認為這是右傾口號；又如『要求言論、出版、結社自由』，臨委多數派則認為國民黨不會給自由，這是社會民主黨的口號；又如提出：『蔣委員長如抗戰就擁護，不抗戰就不擁護！』更加被臨委多數派認為是右傾投降的口號。凡是提出為當時廣大學生群眾可以接受的口號，以小王為代表的多數派都不贊成。臨委會議上意見分歧，無法決定行動。」（引自姚錦編著：《姚依林百夕談》，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0—21頁）
王學明認為彭濤是右傾機會主義，撤銷了他的職務。從這裡也可看出，「一二•九」請願的口號，也恰是中共北平市組織所不能接受的口號。以後，爭論雙方都向中共河北省委反映情況。省委聽了臨委兩派的匯報，派李常青來北平調查，和兩邊的人都談話，卻只是了解情況，沒有表明態度。
四、「一二•九」請願遊行究竟是怎樣發動的
1，甩開臨委，成立學聯，決定請願
中共北平市臨委會後，彭濤找姚依林和黃敬、郭桂英多次研究，又找周小舟去商量。黃敬1932年在青島入黨，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1934年保釋出獄，1935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尚未恢覆組織關係。18歲的郭桂英還沒有入黨，時任共青團市委組織部長。姚依林則是18歲剛剛入黨的一個新黨員。但他們思想認識一致。彭濤由此下了決心，不管臨委會多數派意見，他們志同道合的幾個人，幹起來再說。於是，成立了無名義的四人領導核心小組。因彭濤1933年曾參加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有些鬥爭經驗，其他3人推選彭濤當了組長。他們這個「無名義的」「領導核心小組」，甩開了共產黨北平臨委的領導，研究籌備了兩三個月，成立了北平學聯。（參見《姚依林百夕談》第21頁）姚依林在1982年8月12日同范瑾（黃敬的夫人）、藍鐵白等談話中也說過：由於臨委大多數人反對舉行公開示威遊行，一開會就發生爭論，「不能開會，王學明放棄不管。彭濤出來說：咱們自己干吧。」因此，北平學聯「是在北平臨委不起作用、分裂的情況下，自己搞起來的。」
11月18日各校學生代表在中國大學舉行了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北平市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簡稱「北平學聯」。大會選出主席郭明秋（女一中代表）、秘書長姚克廣（即姚依林，清華大學代表）、總交通孫敬文（鏡湖中學代表）、總糾察鄒魯風（東北大學代表）和總交際王汝梅（即黃華，燕京大學代表）。北平學聯發表宣言，要求立即停上內戰、對日作戰、保衛華北……（參見黃華著：《親歷與見聞》，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
幾位重要的直接當事人的回憶表明，北平學聯的成立，既不是中共北平市臨委的意見，也沒有黨的組織領導，而是自發搞起來的。只有一兩個黨員參與了領導，如彭濤、姚依林。學聯成立後全力開展學生運動。
11月下旬，他們討論，醞釀舉行一次請願活動。何以這次請願的日期要選在12月9日？是因為這一天宋哲元的「冀察政務委員會」要成立。後來，這個委員會因發生學生運動而推遲了成立的時間。
當時的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書記蔣南翔寫道：「在北平學聯做出了發動北平學生起來遊行請願的決定後，北平市委何鳳元（可能是臨委中支持彭濤的少數派）曾到西郊區委傳達：希望清華、燕京兩校率先起來響應，因為當時的反動統治，北平只有這兩所大學有公開合法的學生會……」於是清華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利用上午第四節課紀念周的集會時間，由吳承明出面向全校學生大會提出『響應學聯號召，聯合北平各大中學校進行遊行請願』的提議，但由於右派學生竭力阻撓，使會議無結果而散。於是再接再厲，又在下一周十二月三日的周會上，再次提出上周未通過的提案，經過會議中的激烈辯論，終於在全校大會上勝利通過了遊行請願的決議。這是清華學生救亡運動的一次重大勝利。」（《蔣南翔文集》下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第1177頁）
2，「一二•九」運動的準備
「一二•九」運動是自發的，也是有準備的。根據中共當事人回憶，「一二•九」運動的準備過程顯示，心理準備（亦即中共的輿論發動）比較充分，而且也有一定的組織準備（亦即中共幕後推動學生組織），後者主要是指學生們自發的抗日救亡組織。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這種思想發動和組織準備從未間斷，是一浪高過一浪。黃華在1980年8月23日「一二•九」運動四十五周年座談會上發言中說：「心理準備方面，事前有紅軍北上抗日，黨的』八一宣言』，號召統一戰線，……學生中有一些活動和醞釀……」關於組織準備，「學校里各種各樣的讀書會，各種各樣的學生組織，如雨後春筍，多了……東北大學在『一二•九』運動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清華大學不只學生，包括教員都有抗日要求。」
不過，黃華只說了學生組織，沒有提到黨的組織領導。袁寶華在會上接著發言：「贊成黃華剛才講的，開頭心理準備還是比較足的……至於組織準備，黨當時的力量比較薄弱，後來在延安看到陳雲同志的一篇文章，說當時在華北一共只剩下二十多個黨員了。當時，所謂組織準備之一，就是各學校都醞釀成立學生會。……雖然當時組織準備薄弱一些，心理準備還是有重要作用的，就是少數人登高一呼大家就響應了，到處都是乾柴，你一點就起來那種形勢。」
3，「一二•九」運動與《八一宣言》
黃華始終強調的是《八一宣言》的作用。2004年馮為此事請教過黃華。他說，「要說黨對「一二•九」的作用，就是《八一宣言》的影響」。歷史資料表明，「一二•九」請願遊行，提出了團結抗戰的口號，多少是接受了《八一宣言》的影響。
1935年8月，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季米特洛夫在大會上做了題為《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的報告，號召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當時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林育英、吳玉章等人，根據國際七大的精神，經過反覆討論，由王明執筆，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並以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名義，於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中文報紙，以後改名《救國時報》，吳玉章主編）上發表。由於這個告全體同胞書是1935年8月1日開始草擬的，所以副標題用了《八一宣言》，以後就索性通稱為《八一宣言》了。宣言指出中國亡國滅種的大禍迫在眉睫，宣稱「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八一宣言》還摘要刊登在《共產國際通訊》和《共產國際半月刊》等外文版報刊上。
《八一宣言》發表後，傳到國內。大約在10月或11月份，燕京大學的黃華（王汝梅）、清華的姚依林（姚克廣）等懂外語的同學先後看到了，遂傳到北平學聯。北平學聯正在醞釀組織發動12月9日的學生請願。《八一宣言》的精神與學聯請願的要求契合，為北平學聯所接受。他們就根據《八一宣言》的精神來組織領導這場學生運動，提出了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口號。
蔣南翔回憶說：「『一二•九』運動爆發以前，中共《八一宣言》已傳到北平。『一二•九』運動中『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正是根據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的要求。」（見《蔣南翔文集》下卷第1155頁）
「一二•九」運動所遵循的路線，是團結抗日統一戰線。這就表明，彭濤這一派在北平臨委會上同王學明的多數派在口號上發生的激烈爭論，實質上是兩條不同路線之爭在學生運動中的反映。不過，他們當時不明白、沒有意識到這是路線問題罷了。
這時候，中共中央和紅軍還在長征途中。儘管遵義會議已經開過，但當時黨中央在政治上還在執行反蔣抗日、武裝奪取政權的策略。河北省委也還在堅持反蔣武裝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的路線。當時，不僅中共北平市臨委、河北省委沒有見到《八一宣言》，連中共中央也還不知道《八一宣言》。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11月，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團成員林育英（即張浩）回國潛至陝北，向中央傳達了國際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才接受了國際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批評了所謂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確定了包括「利用地主大資產階級營壘中不同派別的衝突和矛盾、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當然，還需指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並非始於「八一宣言」。1931年「九•一八」事變第二天，北平一些國民黨員致電國民黨中央就提出「請息內爭，共抗外敵」；11月4日北平大學教授們也提出「立泯系派之見，共赴國難」等等。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發生不久的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救國宣言也提出「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停止一切內戰，武裝全國民眾」。說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乃長期以來的社會共同呼聲。這裡既有國人希望國民政府各派系之間放下紛爭一致對外的呼籲，也參雜了中共推動的停止剿共的聲音。
五、中共和「一二•九」運動的關係
1，「一二•九」學生請願遊行，中共中央是事後才知道的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還沒有召開，中共的政治路線和鬥爭策略尚未改變，又怎麼可能指示北方局、河北省委或北平市臨委去發動、去領導「一二•九」運動呢？
後來，毛澤東聽到「一二•九」學生請願遊行的消息，感到很高興。一再說，「一二•九」運動以後，「事情就逐漸好辦了」；「現在中國的情況跟過去大大地不同了，現在的事情不是比過去難辦，而是比過去好辦多了」；「在十二月十日，一聽到北平』一二•九』運動的消息，我們心裡好不歡喜！」（《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251—252頁）1936年七八月份，毛澤東在陝北會見黃華時又說：「『一二•九』運動是五四運動以來最偉大的群眾運動。只是因為消息閉塞，在『一二•九』之後好久才知道。」（黃華著：《親歷與見聞》第25頁）毛澤東兩次說的具體時間不完全一致，一次說的是「一二•九」的第二天聽到，一次說的是「一二•九」之後好久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一二•九」運動爆發時他和中共中央並不知道。河北省委書記高文華，省委委員、組織部長柯慶施，省委委員、宣傳部長李大章等，是在12月下旬才代表河北省委肯定了「一二•九」運動的作用。
2，中共推動成立民族「解放」先鋒隊
1935年12月16日這天，是宋哲元的「冀察事務委員會」再次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學生又舉行了一次更大規模的「一二•一六」遊行示威活動。這次示威遭到了軍警更加殘酷的鎮壓。12月9日那天他們用水龍、槍托（柄）對付學生，而這次除了水龍外，還用了大刀，不少學生受傷、被捕。1935年12月20日，報刊頭條新聞報導，北平國民黨明令解散平津學聯。平津學聯轉為地下組織，繼續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