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註定是個歷史轉折的年份，當下的五月或許是這個轉折年的轉折點。稍早，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和國務卿布林肯先後訪華，對中國援俄提出了最後警告，美國國會通過了延擱半年的援烏法案。中共則同樣在幾乎延擱了半年多後，終於確定7月召開二十大三中全會；另外，本月繼續連任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將訪問中國，而11月的美國大選牽動全球關注。
這就是中共領導人本月出訪歐洲三國的背景，可謂踩踏在時間線的轉折點上，也深入了地緣政治的衝突戰場——上述兩個陣營對峙中的歐洲。對近年來極少出訪，強調所謂主場外交的中共領導人來說，歐洲三國行更像是肩負重任卻迫不得已的以身蹈險。結果，訪問前，歐洲媒體和政界充滿懷疑；結束後，更是倒彩一片，中國的首腦外交變成了一場外交災難。
分化歐洲
除去出訪時機和背景，僅僅從三個訪問國家的選擇來看，幾乎所有人都能意識到中共領導人此行的目的，那就是分化歐洲。
這個分化也有三層含義。一層是對法、德兩個歐洲領袖國家採取不同的態度。相對德國在華的巨大市場利益，北京坐等朔爾茨總理攜企業家上門，而對法國則以親自赴法的方式表達親善。其次，則是鼓譟所謂法國和歐洲的獨立性，期冀用所謂獨立性來分化大西洋關係。最後一層，則赤裸裸地接受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的盛大歡迎，表達中國與這兩個另類歐洲國家的特殊友好關係。
在外界看來，離間德、法關係是不可能的，儘管兩國的對華政策存在差異，但是兩國的密切協調不是中國的低成本利誘可破壞的。例如中共領導人訪法之前雙方還進行了首腦會談。而對大西洋聯盟關係來說，中國繼續了史達林在二戰後的一廂情願，以為英、美之間的差異可能被利用，這當然反映了蘇聯-中國體制對民主聯盟的無知。而中國炫耀與塞、匈的密切關係，毫不遮掩地如同示威一般地扶植兩個特洛伊木馬，擺明了要公然分化歐洲民主和一體化。
其分化意圖，正是中共領導人在五年後重返歐洲的目的，在任何一位具備基本國際關係和對歐洲政治有著基本了解的人看來，都顯得過於宏大，也過於天真。何況中共領導人此行就歐洲所關心的產能過剩和對俄援助兩個重大事項均未做出重大讓步，僅就後者重複了過往的承諾。如此吝嗇而不願意做出妥協和利益交換的外交，譬如對法國產業僅僅減免了白蘭地關稅，而對空客虛與委蛇，著實不像隆重的首腦外交所為。畢竟，中法磋商才是此次訪歐的重點，如果中方沒有在出發前與法方趨近共識、或者準備做好重大妥協，這種首腦外交毫無意義。
天下主義
反之，如果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如果中方原本就不願意做出重大利益交換、為美中間的外交贏得緩衝，仍然一意孤行、親力親為做如此糜費、無效的外交行動，其中原因可能或許只有一個：在努力不強調中歐意識形態差異和地緣政治競爭的背景下，中共領導人受著某種前現代的、非現實的外交思想驅使，試圖將歐洲也納入這一體系。
那就是中國學者們在過去十數年精心打造的所謂天下主義國際關係理念，也就是以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代表的「世界新秩序」。這是中國外交過去十年的指導思想，在強調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而非現代民族國家的意義上、也是中國文明優越論的基礎上重新構建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並且試圖在中國陷入最為孤立和困難的時刻變現為實用的外交政策。
歷史上，天下主義確曾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國家觀，或者說是以中國為中心、統合「四夷」的世界秩序觀，發端於周朝，伴以祭祀為主體的禮制，為皇權服務，意味著順服才是天下主義的本質，貫穿了中國兩千多年歷史，直到近代才被迫開啟了天下國家向民族國家的轉型。
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與到訪的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握手。（2024年5月8日）
不過，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此次訪歐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驚訝地發現，天下主義重現了：中共領導人關注的重點不在於利益交換，而在乎「名」。例如，對於歐洲邊緣國家的塞爾維亞，中共領導人使用「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來定義，對在歐、中之間搞機會主義的狡猾政客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則以「鐵桿友誼」來形容，令人瞠目。而對歐洲民主的異類、威權主義的匈牙利，中方另行炮製了所謂「新時代全天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堪比冷戰時代被稱為歐洲「社會主義明燈」的阿爾巴尼亞。
如此種種，與實質外交幾無寸進的中法關係相比，在在顯示中共領導人此番歐洲訪問更像是一場君王巡行，意在親臨小國以彰顯威儀、享受只有冷戰時代才有的群眾歡呼；行程中雖然沒有到駐前南使館遺址鮮花，但是文告中極力渲染25年前的轟炸，突出反美（西夷）而界分天下主義秩序。惟其憾者，缺一個面對塞爾維亞或者匈牙利公民或者議會的反美演說，為他的天下主義新秩序定調、解釋，為兩種秩序的競爭發出劃時代的信號。
失去法國
當然，在這樣宛如宋襄公一般的反現實主義外交戰後，舉世錯愕，其結果自有前車之鑑，不能不令世人懷疑中國是否回到了軸心-恐龍時代，或者讓中國人懷疑是否如同王莽新政一般意欲復活周禮。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中歐關係可能因此陷入一場外交災難。
技術上，中法首腦談判後僅僅發表了四項單獨聲明，沒有達成總體性共識，表明中共領導人沒有抓住庇里牛斯山私人會晤的集會，既沒有在重大問題上形成突破，也沒有能夠藉機促成中法領導人的私人互信，錯過了中法關係未來趨向緩和的窗口。以至於在訪歐結束後，中國媒體對中法會談能夠做的報導就是「歷史相遇」，而外長王毅對此行的評價重點竟然是「第一夫人的魅力外交」，以此掩蓋此番中國對歐洲外交的失敗。
因為，在歐洲複雜的對華政策光譜中，中國失去了對在對華政策處於觀望的馬克龍最後的影響機會，將有利於更強硬的例如馮·德萊恩占據上風，很可能連任歐盟主席；也有利德國對華強硬的外長巴博克，將藉此扭轉聯合政府內部的綏靖傾向；更因中國對塞爾維亞和匈牙利的反民主模式肆無忌憚的拉攏和支持，繼續強化歐洲整體的對華政策，並在未來的中俄關係、產能過剩、公平貿易、人權等諸多方面採取相應對策。
此種轉折一旦發生，可能產生連鎖效應。法、德可能更為一致地迅速杯葛中國電動車、太陽能電池板和廣大製造業產品，造成中國新質生產力產業政策的破產，還可能在未來更積極地支持匈牙利內部的反對派，塞爾維亞為「入歐」也將對歐做出更大傾斜。這意味著中國將很快丟失塞、匈這兩個寶貴的「全面戰略夥伴」。
更意味著，中國還可能終將「失去法國」，丟失這個對中國來說最為重要的「獨立」歐洲夥伴。這才是不折不扣的外交災難，不亞於過去十餘年美中關係的趨向對抗。這場災難的轉折點，就在中共領導人端坐愛麗舍宮圓桌旁的僵硬和庇里牛斯山牧羊人餐廳品嘗山羊奶酪的蹙眉，那是拒絕聆聽和思考的自我封閉，缺乏即刻改變的決斷。這是中國首腦外交也是天下主義的失敗。
北彥
中國政治學者，出於安全考量，作者使用筆名發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