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自由派作家朱健國《「爭議浩然」何處去》一文中透露：一些作家之所以反對浩然，因為浩然手裡捏有他們人格卑下的鐵證——文革期間，有100多位作家（許多至今還有相當職位，以改革開放英雄出現）曾親筆寫信給浩然，求他在江青面前為其美言幾句和轉交向江青的效忠信。浩然沒有幫他們這個忙。
該文雖是自由派文人所寫，但還算提供了一些可供參考的資料，比如03年暴露出的漢奸焦國標即是九十年代「討伐」浩然的急先鋒。特推薦給讀者一閱。
浩然說：手上有100多個作家致江青的效忠信
1999年6月11日，在海內外頗有影響的《南方周末》「時事縱橫」，發表了一位雜文家署名劉友德的關於浩然事件的政論：《關於浩然的奇蹟及其他》，文章說：
「近10個月來，浩然（『只有八個樣板戲和一個作家』的『文革』十年中獨領風騷的那個作家）及其『奇蹟說』，幾乎成了文化界的一個熱門話題。」
「問題不在於浩然寫過什麼作品，有過什麼奇蹟般的寵幸，甚至也不在於他自己怎麼看待自己的歷史，問題的關鍵在於，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已20餘年，徹底否認『文革』早已成為一條政治原則，實踐證明一大二公的所謂「金光大道」是「精光大道」，家庭承包責任制已有效地實行這麼多年，浩然及其同志們為何還能這麼氣壯如牛地吹噓？……我一點沒有責備發表上述專訪與為浩然辯護的文章的傳媒的意思。……我只是想藉此說明：左的那一套影響力切不可低估，思想解放任重道遠。……從浩然的『蔣干表功』到某些人所謂『重新審視』的呼籲，再一次告戒我們，切切要牢記鄧小平的告誡：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劉文指出「浩然左意猶存」僅一天，《南方周末》就收到了一些電子信件，為浩然叫屈，天津《今晚報》也早收到一些為浩然說話的稿件；編者不禁感嘆：通過「爭議浩然」，一下子檢驗出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解放思想」，到底深入了多少民心，取得多少永久性的勝利。真是「改革遠未成功，同志亟須努力」！
1999年6月13日，北京一位和浩然關係非常深的青年記者紅先生（自稱是浩然輔導起來的一百多個文學青年之一），甚至電告我一個特大新聞：一些作家之所以反對浩然，因為浩然手裡捏有他們人格卑下的鐵證——文革期間，有100多位作家（許多至今還有相當職位，以改革開放英雄出現）曾親筆寫信給浩然，求他在江青面前為其美言幾句和轉交向江青的效忠信。浩然沒有幫他們這個忙。至今把這100多封向江青效忠的信都保留著，並將在其《文革回憶錄》中全部如實公布。
他和我的具體談話如下——
朱：我看到《讀書》上有一篇文章寫浩然，說他在七十年代末在「文聯恢復大會」上作檢查，那個事件你知不知道？
紅：那是1978年前後的事。我跟你講啊，關於浩然老師的一些情況，雖然外界寫了一些微詞，很多人對浩然這個人根本就不是很理解和了解，這是為什麼呢？當時讓浩然作檢查，那也是當時中央強加給他的，當時有一些情況，最近浩然在寫他的第四本自傳體長篇小說里有披露。
朱：他出了幾本自傳了？
紅：三本啊，早出來了，現在進行到第四本，第四本也是他人生的最後一章，這一章就是寫文革的這一部分。這一部分，這就是說當今中國最活躍的一大批作家，包括死去的一大批作家，他們當時為什麼批浩然那麼狠啊？這些人害怕了，因為他們在當初的時候，在文革期間，他們給浩然寫了一百多封信，這一百多封信是什麼信呢？是對江青的效忠信，這些信捏在浩然手裡了，到現在都有。當今所謂最活躍的、所謂最改革的這一批人，其實當時(文革)是最軟弱的。而且這幫人求浩然說，浩然同志，請你在江青面前給我說句話，給我一次生命，給我一次機會，也讓我復出吧，不要再鬥我了。那都是一幫軟骨頭，你知道嗎？這一百多封信，在他的第四部自傳體長篇小說當中要毫無保留地全部公開化。所以有很多人就怕這個問題，一公開，好多人就要重新看了。有很多人，你別看他當個什麼官，可能是個什麼人，可當時他們只不過是下流的，要不然批浩然為什麼批那麼狠啊。
朱：噢，都是求過浩然的。
紅：對呀。浩然這些年，人家是注重生活，回到農村去，那麼在山溝里當作協主席，培養了一百多位文學青年，結束了三河市沒有文學的歷史，人家出了長篇小說、出了短篇小說集、出了詩歌，培養了一百多位，輻射京東八縣。那麼，我就是被他輔導過的，被他影響過的，浩然和劉紹棠他們兩個對我都挺好的，劉紹棠當時，文革結束後，劉紹棠當時是和浩然同時挨批的嘛。劉紹棠當時說了一句話，就說「祖國是我媽，媽都受了那麼大的損失，那作為兒子我算什麼呢？」當時劉紹棠說了一些很革命的話，這樣，浩然就被迫作出檢查。當時的情況是，江青找了他很多次，他還遠離江青呢。實際上嚴格來說，他不是江青的人，江青當時是要用他做這些事。當時你想，江青用人，誰敢不動啊，但是浩然那個時候，人家是出於一種政治熱情，對國家的感情，寫了那麼幾個東西，那你說拿那個怎麼怎麼樣，那我覺得絲毫也沒有什麼道理可言。對當初那些作家，浩然至今為止，他沒有說過任何一個作家的壞話，在任何一個場合沒說過一句對別人諷刺的話，對黨對祖國沒有說過一句怨言。所以說，你比如說前幾年，關於浩然問題的指責，有一個大的企業老闆跟浩然談，只要浩然說一句話，「渴了×××飲料，我還可以重新寫一部《艷陽天》」，答應給浩然一百萬，建立浩然基金。浩然都公開拒絕了。這就說明什麼？他的人品極正的，他在家裡，現在老伴有心臟病，浩然也中風了，半身不遂，還在不遺餘力地在寫自己的作品，而且這麼大歲數的人了，還要自己陪著老伴到醫院看病去，你想現在哪還有這樣的人啊？自己培養了那麼多作者，《蒼生文學》那雜誌，辦了那麼多期，他自己每期都要審稿要看，要跟作者談話，要覆信，還要組織活動，你想，現在中國還有幾個浩然這樣的作家？我倒覺得中國像浩然這樣的人太少了，應該多出幾個浩然來。現在很多思想有問題的人對浩然才有看法。我們應該站在一個最平等的、最平靜的一種心態去審視一些作家，因為對這段歷史如果不清楚，那就沒法讓別人明白。否則，因為你不處在這個時代，你要處在70年代那個時候，就知道浩然的作品是個什麼份量了。我認為要研究一個作家，不能拋開歷史、拋開環境去看他的。因為我跟浩然同志的感情是很深的，多少年了，我們有一些交情。
那些人當時都熬不住了，給人家江青寫信，通過浩然，那都在浩然手裡呢，浩然就沒把這些信給江青送過去。你明白嗎？這些背景，什麼聲討他，都有很大的政治因素，包括當前文藝界一大堆現象。我就是說，你們這些寫雜文的也好，什麼人也好，要聲討就聲討余秋雨去，這些人，簡直他媽的小丑似的。像浩然這種人深入生活，深入農民，一個老老實實的作家，中國多幾個才好呢。你說像什麼余秋雨這幫人，多幾個這種人，中國就完蛋了。這幫人像什麼政治小丑似的，我是這麼看。
朱：《讀書》上那個陳徒手，你知道是什麼人嗎？你看了那篇文章沒有？
紅：我不看那雜誌。很多反動雜誌我根本都不看。不能看。為什麼？他們骨子裡有的是親美的，有的是反共的，他都是被少數人左右的那些東西，骨子裡頭都不是什麼很好的雜誌，我是不看那種雜誌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跟浩然關係很深的，問我一些浩然的情況，我跟他們都是比較客觀地說浩然，為什麼？因為他是歷史，歷史是一面鏡子，很多人都指責這面鏡子，那你賴誰啊？我覺得像他這樣的人不爭名不爭利，在郊區干自己的事，多好的人啊！起碼比那些到處鼓吹跟江主席是好朋友、跟什麼人怎麼樣，比那些人強多了⒄。
此說如果屬實，真是頗像馬克·吐溫在小說《敗壞哈特萊堡的人》中所描述的，一個世稱誠實清白的小鎮，結果其中的名人們皆是為不義之財而不惜冒名頂替的騙子——如果浩然此說真有憑據，那麼中國文革史就又添精彩史料了——像反右時期一樣，一批可憐的右派，既是受難者，也是被迫互相揭發，投降專制的軟骨頭。不過，就算浩然真有這一百多封效忠信，就能減輕他自己的「爭議」——特別是他九十年代以來的狂妄？別人的欠帳不能減自己的債吧。
看來，幾篇小小的的「爭議浩然」之文，將引發一場關於中國思想解放、改革開放到底有多少深度和廣度，中國知識分子中，到底有幾個人是真正的不為權勢所動的「威武不能屈」者的大討論。較之前幾年「人文精神大討論」，這也許是一次更為現實而深遠的論戰。
「爭議浩然」何處去？誰勝誰負？好戲還在後面。
附：《「爭議浩然」何處去》全文
.朱健國.
1.浩然與老舍之死
「爭議浩然」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極有意味的現象。
停息了20來年的「爭議浩然」，近10個月來再起高潮━━爭論的焦點是，浩然應不應為「文革」中受「四人幫」之寵後悔？浩然是不是一個中國農民的奇蹟？浩然在1989年秋復出後，為何愈來愈狂妄？浩然到底是有貢獻的農民作家，還是有過的文革幫閒？浩然聲稱手中保存了100多個作家托他轉給江青的信，到底是「對江青的效忠信」，還是伸冤信？
20年前，「爭論浩然」的要點是：浩然是不是「四人幫」幫派？是不是江青的面首？是不是與迫使老舍自殺有直接關聯？是不是假大空「文革小說」的始作俑者？許多作家的質疑、批評、批判和來自高層的壓力，促使浩然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北京文聯恢復大會」上作了「說清楚」的檢查，念完一個小時的檢討稿後， 「爭議浩然」的第一階段算是告了一段落，浩然又開始躲進密雲，按原有框架，「按既定方針」寫完《金光大道》第4部。這期間報刊關於浩然的爭論，是由廣州《作品》雜誌打先鋒⑴，發表了關於浩然「詩體小說」《西沙兒女》的批評。
那一次「爭議浩然」，似乎認可了浩然不算「四人幫」的幫派成員，不是「江青的面首」，但對於浩然與老舍之死是否有直接關聯，沒有結論。浩然1998年12月9 日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陳徒手採訪時回答說：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來了一車女八中紅衛兵，說要揭開文聯蓋子。給叫出來的黑幫分子掛牌子，後來叫到老舍，……後來把老舍他們往卡車上裝，女孩子拿皮帶抽得厲害。我找了一個人跟車去，看情況保老舍，找機會拉回來。以後去的人打電話說：「老舍挨打了。」把老舍送回來時，用唱戲的水袖包著打壞的腦袋。紅衛兵讓他繼續交待，場面亂鬨鬨的。老舍砸牌子碰到紅衛兵，我趕緊說：「他是現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紅衛兵已是夜裡十一點，到派出所時我批評老舍：「你不能打紅衛兵。回家休息吧，到醫院看看，明天到機關開會。」給他家打電話，說司機不願拉他，讓孩子來接。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們這個組織也去了，貼大字報。那天家裡人說，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晚上我接到一個電話，說太平湖撈上一個屍首，是老舍。我派人去，並給老舍家打電話，胡潔青說：「人都死了，你們處理吧。⑵」
有人說，從浩然自己這段回憶中，可見老舍之死確與他有所關聯：1.他聲稱派了一個人去保護老舍，為何老舍還是被打了？為何不自己親自去或多派幾個人去保老舍？2.他把老舍送到專政機關派出所，老舍是否以為是意在「保護」？老舍是否以為浩然宣布其為「現行反革命」是一種保護而不是罪加一等？明明是紅衛兵打傷了老舍，為何浩然還要說老舍打紅衛兵？浩然此前與老舍一直關係不好，老舍能理解一個「政見不合者」這種突然而來的「特殊保護」麼？浩然真要保護老舍，為什麼不護送受傷的老舍回家？3.他又趕到派出所批評老舍，還叫老舍「明天到機關開會」，老舍對這個批判會的恐懼感是否極大？一個無辜挨打的人，又無辜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又還要開批判會，這種壓力是何等之大！這種種壓力除了挨打是「紅衛兵」施行的，其它都是來自浩然啊！而第二天浩然又帶領造反派去老舍家貼大字報，再施高壓——在這種行動之中的浩然，對老舍的說話態度能讓老舍感到「保護」麼？老舍是否只感覺相反之意——不斷升級打罵 ——這種感覺是否最終促使老舍自殺？浩然是否好心辦了壞事？以浩然自己的回憶，尚且不能說清楚他與老舍之死無關，那麼他人所掌握的材料就更不易解脫浩然與老舍之死的關係，此事當然也就仍以疑竇留待歷史最後定奪。而浩然在61歲就早患腦溢血——1993年、1997年兩次患腦溢血，是否也與這種長期擺脫不掉的心理陰影有關？
這也就是第二次「爭議浩然」的一個隱藏的「井噴」所在。
2.兩個應戰先鋒
重新「爭議浩然」始於《環球時報》的一篇報導。
作為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所主辦的《環球時報》（周報），1998年9月20 日突然發表本報記者盧新寧、胡錫進關於浩然的整版訪問記━━《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這篇4000多字的長文以浩然為何要寫《文革回憶錄》為新聞由頭，全面披露了浩然的幾個驚人觀點：1.迄今為止，我（浩然）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後悔；相反，我為它驕傲。我最喜歡《金光大道》。2.我認為我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貢獻的。3.我想我是一個奇蹟，亘古未出現過的奇蹟。這個奇蹟的創造者是中國農民━━我從一個只讀過3 年小學的農民，靠黨給我的機會，經過8年業餘文化學習，掌握了大學專門課程，最終由中國作協的秘書長、黨組書記郭小川當介紹人，成了組織上承認的名正言順的作家。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出現過的，除了蘇聯有過高爾基之外，其他國家還不曾聽說過。（今天人們尊敬高爾基，不在於他是自學成才的工農作家，而是他在二三十年代就有批判列寧、史達林專制的《不合時宜的思想》，有不顧一切營救被迫害的知識分子的大無畏行動和高風亮節，不知浩然是否有過類似言行？）
一石激起千層浪。浩然的這些「新觀念」，使已淡出社會的浩然重新為文化思想界人士所關注，一場新的「爭議浩然」隨之而起。
人們由浩然的這些新觀念，記起1974年5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以寫《京劇革命十年》、《評晉劇三上桃峰》、《評湘劇園丁之歌》等而成為「四人幫」「文藝評論家」的「初瀾」的長篇文藝評論：《在矛盾衝突中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典型━━評長篇小說艷陽天>》。文章開門見山地說：
浩然同志的長篇小說《艷陽天》是在我國文藝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激烈鬥爭中產生的一部優秀文學作品，長期以來，受到廣大工農兵讀者的熱烈歡迎。這部小說以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精神為指導，深刻地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成功地塑造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領頭人』肖長春的英雄形象。在當前批林批孔運動深入發展的大好形勢下，在反擊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回潮、堅持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鬥爭中，探討和研究《艷陽天》的思想藝術成就，對於批判林彪販賣孔孟的「克己復禮」、「中庸之道」、肅清「階級鬥爭熄滅論」在文藝領域中的流毒，反動文藝作品中的「無衝突論」和「中間人物論」等，是很在現實意義的。⑶
最先作出有力批駁的是北京青年雜文家、新聞學博士焦國標。1998年12月，馮驥才主編的《文學自由談》（天津），在1998年第6期發表了焦國標批評浩然的雜文：《你應該寫的是懺悔錄》——「浩然先生說：『農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農民經濟上翻身我翻身，農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話說得跟農民關係好像很鐵，實際經不起推敲。農民1960年前後餓死成千上萬，你浩然先生做到『農民餓死我餓死』沒有？很長一段時間裡有農民吃不飽，穿不起褲子，你浩然先生做到沒做到『農民沒褲子我沒褲子』？……農民遭遇的壞事沒你的份兒，農民沒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場戲，同吃一桌飯，提名為文化部副部長，出行有直升飛機，病了可住北京三0一（高幹醫院），你自封為『農民中間我是一個代表人物』，你代表了農民什麼？浩然說，『我寫《艷陽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於我的創作衝動和激情，沒有人要求我按照他們的某種路子寫。』幹了錯事，因為出於自己的衝動和激情，他就可以被原諒麼？他就從而沒有錯麼？「（難道浩然就沒有按江青的要求，當「皇后欽差」，專程寫自己至今也私下認為「不足為法」的《西沙兒女》麼？難道《金光大道》第二、第三部不就是在江青等人喜歡了前面的作品而「人來瘋」的更上一層樓麼？）
與北京的焦國標幾乎同步，南京的吳躍農（江蘇省委統戰部幹部）更是四處發文詰問浩然。
1998年12月23日，北京《新聞出版報》（國家新聞出版署機關報）在「該說就說」欄目發表了吳躍農的雜文《不和諧的雜音》；1999年1月12 日，石家莊《雜文報》（《河北日報》主辦）又發表了其《不後悔什麼？》；《中國青年報》、《燕趙都市報》等報刊也都發表了吳躍農的同類文章。
吳文的主要觀點是：1.《環球時報》發表的「浩然訪談錄」，「通篇是極左腔調，大言不慚」。2.「奇怪的是《環球時報》對此敘述得津津有味，要不是印著1998年的日期，筆者還要誤以為這份報紙是在1968年印出來的。」3.「浩然對『以糧為綱』、『統購統銷』之類極左的農村政策至今堅信不疑。深信富裕是修正主義，貧窮是社會主義。」4.「我國農村是什麼時候開始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不是浩然描述的《艷陽天》、《金光大道》之類的『一大二公，窮過渡』的50年代後期及60年代，也不是他按照『四人幫』旨意創造所謂農業學大寨的報導文學《大地的翅膀》之類的『階級鬥爭』空前高漲的70年代中期，而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從1978年到1997年，我國農民的純收入從134元增長至 2090元，增長了15倍。……浩然那種痴人說夢式的極左論調是不值一駁的。」5.「奇怪的不是他（浩然）固執地堅持著他對當年不後悔的光榮和夢想，奇怪的是他竟然還真的能夠不後悔地占據在《北京文學》的主編位置上（還擔任著北京市作協主席），更奇怪的是《環球時報》對他的這種論調採取『應和』的態度，拿出一個整版來傳播。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之際，他們為什麼情有獨鍾地搞出這麼一篇明顯是與改革開放精神相悖的專訪來？」
3.章明遭圍攻
「兩個應戰先鋒」焦國標、吳躍農的文章發表後，浩然方面的反響似乎不是很及時。直到1999年2 月19日，《雜文報》才發表了一篇署名「張寧」的文章：《並非為浩然辯護》，這篇四、五百字的短文，主要是批駁吳躍農不允許浩然發言，不允許有報刊發表浩然的專訪。張文說：「我理解吳先生的意思是，浩然的自我評價是不對的，而不對的言論報刊是絕不能刊登的。既然不能刊登，浩然就只有把話憋在肚子裡面。我不禁追想浩然當年紅得發紫的原因，在那個時代，一切都是以正確的名義行事的，所行的事之一就是堅決消滅『不正確』言論，自然也就沒有『不合諧的雜音』。結果，卻是荒謬不容辯駁地取代了真理，它的副產品就是一個並非一流的寫作者竟然成了唯一的大作家。『該說就說』，我這裡要說的有兩個意思，一是真正批判荒謬的東西，就不能再使用產生荒謬東西的思維；二是要想使『正確』存活、生長，發展起來，就必須有起碼的外部條件，那就是讓人說話，讓媒體發表：『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堅決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
離開這種比較客觀的第三方意見，完全站在浩然立場，為浩然辯護，甚至辱罵批評者的局面，是著名雜文家章明上陣之後的新趨勢。
1999年4月3日，天津《今晚報》副刊發表了章明的雜文━━《浩然的確是個「奇蹟」》。74歲的章明一直是廣州軍區的專業作家，1974年曾在西沙群島現場觀察了浩然的「受寵若傲」的「皇后欽差」姿態。其文要點是：
1.「浩然聲稱『我寫《艷陽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於自己創作的衝動和激情，沒有人要求我按照他們的路子寫。』這句話我最多只能相信一半。」其理由是，「1974年我軍收復西沙群島，你（浩然）榮任江青同志『親自委託』的兩名特使之一，由廣州、海南去西沙時，一路上受到『國賓』般的接待，你曾經遜謝推辭過嗎？……你以超常的速度趕造出來的《西沙兒女》（雖詩不像詩，小說不像小說，脫離實際，胡編亂造，把木麻黃寫成『馬尾松』的拙劣不堪之作）究竟是歌頌誰的？難道不可以反思一下嗎？作為一名當年參加過黨的十大代表，今天在內心中把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對著幹的舊作當成寶貝，……公然大吹自己的錯誤是『奇蹟』，也就只好承認他是『奇蹟』了。」
2.「最近在某報上讀到一篇文章，文中說，『浩然是中國當代文學某一階段最重要的作家，他的重要性甚至延續到不屬於他的時代，只有很少的作家是重要的，同時又是優秀的。』所謂『某一階段』不就是十年浩劫嗎？說話何必這樣繞脖子？既『重要』又『優秀』？恐怕離浩然的實際還遠了點吧？」
一個月後，浩然方面猛烈反攻了。1999年5月11日，《今晚報》副刊發表了署名「鳳翔」的罵章之文━━《「輕薄為文」可以體矣》，文章先交待了此文寫作背景━━
「一天上午，北京市文聯主席、著名老作家管樺給我打來一個電話，問我看到4月3日的《今晚報》了沒有。……放下電話，找到報紙，看到了章明先生的《浩然的確是個『奇蹟』》的大作。但當我看完這篇大作，第一個感覺便是章明先生寫作態度極不嚴肅，頗似唐朝杜甫所批評的「輕薄為文哂未休」者。」
這段文字說明了此文是「遵命文學」，遵一位文藝屆領導之意寫的，所以此文就可以從題目上便開始罵一罵章明「輕薄為文」了，並且可以不受修改地發表出來。
鳳文立論罵人的依據是，章文曾將同寫農民的柳青與浩然作比，說「柳青為了熟悉農村，而在1952年就放棄北京戶口，全家遷居陝西長安縣皇甫村（浩然於1954年離開農村遷入北京……）」此話不準確。據鳳翔先生考證，浩然是1954年「先從薊縣調入《河北日報》通州地區記者站……1956 年秋天，由於工作需要，浩然由《河北日報》調到北京《俄文友好報》工作，他的家也由保定遷到了北京。……章明先生為貶斥浩然，竟編造「浩然於1954年離開農村遷入北京。」
這就是說，鳳翔指出了章明把浩然由農村進京的時間提早了兩年，據此得出了其「輕薄為文」的結論。而一些讀者們對此說是大笑。他們認為，浩然即便是從1956年進京——比1954年晚兩年進京，但依然是離村進城，這並未改變章明說浩然進城寫農村，柳青離京入農村寫農民的基本事實，即便浩然確實晚兩年進京，也不過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本質依然。在浩然離農村進京40多年的歷史上，多2年，少2年，雖有精確與非精確之別，但並非本質失實之過，又何以是什麼輕薄為文呢？何況，章文的主題是批評浩然其實還是一個按江青等「四人幫」旨意創造「文革文學」的「假大空」作家，這一點已有《西沙兒女》和《金光大道》、《艷陽天》等鐵證在案，無可辯駁。鳳文不論其批評主旨，而故意在枝節上算細帳找差錯，這才真是有點「輕薄為文」呢。
北京一位著名雜文家因此給章明一信：「我想了想，覺得浩然的作品的傾向，是必然的。他在當朱光（原對外友協副主任）同志的秘書時，曾送我幾本短篇小說集，基本是歌頌農村新事物的，遵命唱頌歌，不可避免。但文革中為什麼受到江青一夥的特別賞識，則是個謎。問題不在於他寫過什麼，甚至也不在於他在文革如何走紅，重要的是時至今日，他對自己的作品以及文革中的特殊遭際（可以說殊榮），應該如何看。不去反思也罷，還要說出那樣的話來，確實使人生氣，而且那口氣也狂得可以。老兄對他進行批評，完全是應該的。是他自己先出言不遜，別人才起而批評的，真不知他自己是怎麼考慮的。看來您講的不錯，在他後面和周圍，恐怕有一股力量，只是我們一無所知而已。……關於那位鳳翔先生的大作，……迴避重要問題，給您亂扣帽子，亂上綱，不署真實姓名，而且借名人來墊窩，自己真是『輕薄為文』了。⑷」
也許鳳翔先生背後真有一群什麼人，一篇罵了章明，唯恐不夠力，又來一篇正面頌浩然，暗箭射殺章明。半個月後，1999年5月27日，《今晚報》發表了署名蘇連碩的「爭鳴」文章：《浩然的氣度》，文章主要記述了浩然對章明文章的「寬容」━━
「第一次通電話，他（浩然）只說不知道章明其人，文章都說什麼了，願意看看剪報原文。……說話其間有無奈，有感嘆，有惆悵，但對那篇文章卻顯得很平靜，很理智，沒有發一點不滿或議論。……過了十來天，我們又通了電話。我問他，剪報收到了沒有，有什麼想法，他平靜地說：『這類文章我見得多了，百家爭鳴嘛，讓人家去說吧。』我很想聽一聽他埋藏在心裡的話，但是他還是重複那麼一兩句話，『任人家去說吧，不會因為誰說了些什麼，我就改弦易轍，放棄我的追求。』最後，才稍微開展了一些，『人家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吧，我問心無愧，無怨無悔，我的作品反映了那段誰也不能否認的歷史時期。趙樹理、柳青的作品一直為我所欽敬，但作家各自有各自的優勢，各自的經歷、各自的風格。還有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我會在我的回憶錄中將有很詳盡的再現的。不過我可以自豪地說，當江青問我願不願意在首長身邊工作時，我婉言謝絕了，我是作家，什麼也幹不了，連小組長也當不了，我只希望多給我時間寫作。……」
蘇文又說：「他（浩然）曾對我說，再版《金光大道》時只改動了兩個字，沒有按現在的形勢去套改那段歷史。在一些作家被金錢搞得五迷三倒時，他堅持在縣市安家，搞旨在培養農民作者的『綠化工程』，發誓當『農民的忠實代言人。』……最近一兩個月的電話，他總是鎮靜而聲含喜悅地說，『回憶錄寫作又有進展，又有新進展，又有大進展』，……看來，浩然不是要寫什麼懺悔錄，而是決心拿出他自己的新作說話了。浩然作為作家遠比章明之所謂評論家寬容大度。」 （這話其實主指焦國標。）
章明的一個朋友對浩然的這種現代寬容精神很是欣賞，只是有一個大疑問：當年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都是不但反對寬容精神，而且力主殘酷鬥爭，如「初瀾」所概括，是「深刻地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反擊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回潮、堅持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鬥爭，批判林彪販賣孔孟的『克己復禮』、『中庸之道』、肅清『階級鬥爭熄滅論』在文藝領域中的流毒，反動文藝作品中的『無衝突論』和『中間人物論』⑸」的全國唯一的優秀小說。浩然如此對自己有過的不寬容給予慷慨的寬容，是否是以寬容的表情掩護堅持不寬容的「階級鬥爭」思想呢？而浩然那句「我的作品反映了那段誰也不能否認的歷史時期」，實在有點睜著眼說瞎話——對於那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艷陽天」、「金光大道」，改革開放20年來不是從理論到實踐都徹底否定了麼？浩然難道要把改革開放以來否定的文革歷史，再寬容新生？
4.陳徒手寫「浩然春秋」
這一輪的「爭議浩然」，除了這些短兵相接的論戰，更有人在整理歷史性的記錄。陳徒手在1998年底對浩然及其當事人作了近三個月的系列採訪後，寫出了一篇意味深長的「故人看浩然」━━《浩然：艷陽天中的陰影》（載《讀書》1999年5月號）。
陳徒手先後採訪了包括浩然在內的14人，他們依次是北京市作協主席浩然（1998年11月27日，12月9日），北京市文聯主席管樺（1998年10月25日），老作家古立高（1998年11月25日），著名女作家草明（1998年12月8日），前新華社記者蔣豪紀（1998年12月 5日），北影演員、電影《金光大道》主角扮演者張連文（1998年12月4日），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陳建功（1998年12月8日），原北京作協副秘書長鄭雲鷺（1998年11月24日），原《新劇本》主編潘德千（1998年11月28日），著名劇作家梁秉堃（1998年12月23日），文革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1998年12月16日），前北京市作協黨組書記陳模（1998年12月22日），前北京市宣傳部幹部宋汛（1998年12月22日），著名作家林斤瀾（1998年10月24日）。
通過這篇文章，再參照其它材料，人們可以理出浩然的人生悲歡簡歷：
1932年出生於天津寶坻；
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4年，22歲的浩然以小學三年級學歷調入《河北日報》通州記者站，不久到《河北日報》編輯部，安家保定；
1956年秋，調北京《俄文友好報》；不久任中國對外友協副主任朱光的秘書；爾後調《紅旗》雜誌；
1964年出版長篇小說《艷陽天》，32歲；被中國作協秘書長、黨組書記郭小川介紹加入中國作協；
1965年，因不願下鄉「四清」，與周揚、張光年、張天翼發生衝突，「我一氣之下要求調離原單位《紅旗》，結果《紅旗》編輯部領導鄧力群找我，說別走，我們《紅旗》養一個作家養得起，我們支持你寫，家中可以雇保姆。⑹」
1966年春在懷柔縣得田溝開始寫《金光大道》；
1966年夏，由軍宣隊推薦為北京市文聯革委會副主任；
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市文連線關目睹女八中紅衛兵毆打老舍，後自作主張宣布老舍為「現行反革命」，把被打傷的老舍送交派出所，並通知其明天到機關開批判會。第二天一早帶領造反派（由浩然發起組織的作協紅衛兵）到老舍家貼大字報，其時老舍已出門投湖自盡了；
1970年前後，「上面」點名浩然為「小車不倒只管推」的模範典型王國福寫事跡展覽介紹。浩然寫出《王國福的故事》，後由姚文元審稿通過。從此傳開 「浩然是中央重視的人物」。王國福故事後溶於《金光大道》第一部。後多次參加江青主持的《艷陽天》京劇劇本討論會，受到江青一再褒獎；
1973年8月24日，當選中共十大代表，參加「十大」；
1974年5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初瀾長篇文藝評論：《在矛盾衝突中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典型━━評長篇小說《艷陽天》，文章說：「浩然同志的長篇小說《艷陽天》是在我國文藝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激烈鬥爭中產生的一部優秀文學作品」；
1974年正月初二，受江青委託，和張永枚等乘專機到西沙群島傳達江青信件，寫作《西沙兒女》；
1975年1月當選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1975年9月，應江青之召到大寨開《全國農業學大寨》大會，參加江青、於會詠、謝靜宜負責的文藝小組，被江青邀請同坐一桌，之後寫出頌揚大寨的報導文學《大地的翅膀》；
1975年10月，「躲」在北京三０一醫院改寫「金光大道」第三部；
1976年4月5日，接北京市委緊急電話，離京上《井崗山》創作組；
1976年夏，被江青確定為文化部副部長人選，擬接替袁水拍（據劉慶棠回憶）；
1976年9月9日，成為「毛主席治喪委員會」中唯一的文學界代表，與楊成武一起值班守靈；
1977年，廣州《作品》雜誌發表批判浩然《西沙兒女》文章，為期一百天的第一次「爭議浩然」開始；浩然即給中宣部部長張平化寫信鳴冤，但沒有回信；
1977年底，被迫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北京市文聯恢復大會上作一個小時的檢討，成為沒有任何職務的專業作家，從此在順義、密雲、平谷、通縣寫作《山水情》，主辦《蒼生文學》等，開始在北京郊區培養和自己觀點相近的「文學青年」，稱為「文化綠化工程」，迄今已有弟子一百多人。
1983年，在北京市委黨校學習班，浩然提出對「文革」不能用「浩劫」形容，只能用「十年動亂」，浩然解釋說：「又沒有誰搶誰，怎麼用浩劫？」端木蕻良坐只好搖著頭低聲自言自語：「太慘了，太慘了……⑺」
1985年前後，浩然文革後第一篇短篇說終於在內蒙一家雜誌問世，爾後出版了寫改革後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蒼生》，並被拍成電視劇。
1989年秋，重新活躍於一系列社會活動，多次向北京市委主要領導建議：「重新組織黨的文藝創作隊伍」，表示了對改革開放中新的文藝隊伍的強烈不滿。在重任北京市作協副主席後，1993年因向組織上為兒子另外要一套房受挫等苦惱，引發腦溢血住院，陷入說話有障礙的病態。1996年前後出版了《樂土》、《活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