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國憤青的「精神兄弟」

 中國憤青的「精神兄弟」

　　「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鼠目寸光的中南海領袖最近肯定在暗自佩服自己那將壞事變好事的神奇能力。只要舉起「愛國主義」這面有如抹布的旗幟輕輕一揚，不僅將奧運火炬傳遞中頻遭抗議這一政府的恥辱成功地轉化為中華民族的恥辱，還成功地將憤青的發泄解釋成「全體中國人民」對西方的憤怒，「被西方反華勢力試圖弄熄的奧運聖火點燃了全球華人心中的愛國聖火，再次彰顯了黨的凝聚力」。

　　當合肥憤青在享受了打砸搶的快意，全國各地憤青正欲跟進之時，風向卻又變了。中南海從「民心可用」的沾沾自喜中轉變為擔憂：如果有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混入「愛國學生」隊伍，導致事態失控怎麼辦？於是圍剿「義和團民」的警察大軍再次出動，表演「打砸搶」最出色的安徽，大學生們已被禁止走出校門――摩拳擦掌的憤青們腦門上吃了一記重重的悶棍，如同當年憤青前輩們舉行反日遊行時的遭遇一樣。

　　各國共產黨、德國納粹以及今天的恐怖主義一向就有鼓動利用青少年為自己火中取栗的傳統。1998年南斯拉夫炸館事件與2000年中美撞機事件發生時，本人還在媒體工作，親歷了按旨意在媒體上導演「愛國主義國家遊戲」的整個過程，也領教了中國當局對這種自欺欺人的把戲樂此不疲、永不厭倦的勁頭（我在《霧鎖中國》一書中對此有詳細描述）。但一代又一代憤青樂於參演「愛國主義國家遊戲」，重複「被利用――被拋棄」這一周而復始的過程，卻促使我思考一個問題，中國當代憤青們的「精神兄弟」到底是誰？

　　從體會政治權威的意旨與對政治權威的敬畏來說，中國憤青是中共培養的「積極分子」群體以及「文革」紅衛兵的精神兄弟，最高政治權威「指到哪打到哪」仍然是他們的行動原則。當「黨的喉舌」透露了傾向性的煽動信息後，憤青們就開始主動積極表現，除了以中國人民的名義發表各種帖子代替當局「受辱」之外，還柿子揀軟的捏，向家樂福這種國際資本中的相對弱勢者發動進攻。至於家樂福資助藏獨之類的罪名，與當年積極分子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以及紅衛兵在「文革」中栽給「階級敵人」各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屬於同類，均是無須求證的莫須有之罪。但當局臉色一變，憤青們立刻就趴在地上不敢稍動，最多只弱弱地在喉嚨里咕噥著「我們這是愛國呀……」，甚至連質問當局那張臉為何變得這麼快的勇氣都沒有。

　　從仇恨西方文明的勁頭來說，中國憤青的精神兄弟有兩個：昔日的義和團與今天的新左派。從其盲動與愚昧來看，與義和團相仿佛。區別在於義和團高舉「扶清滅洋」大旗時，參加的拳民大多數不識字。今天中國憤青們高舉21世紀版的「扶清滅洋」大旗時，卻受過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中國的教育體制培養出這類憤青，只能說這教育的目的就是讓受教育者對專制統治甘之如飴，對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恨之入骨。

　　從犬儒式的政治態度來看，中國憤青更多得自中國新左派的真傳。中國的新左派與西方的新左派之間除了名號相同之外，只繼承了歐洲新左派「頭腦向左看齊，生活上向右看齊」這種生活態度與一些理論概念。西方新左派以本國政治制度與權勢階層為批判對象的精神，到中國卻蛻變成對本國政治制度的讚美與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這種所謂「批判」不僅沒有任何政治風險，還迎合了中國當局的需要。他們在話語上永遠泛泛地同情社會底層，但卻迴避任何具體的行動與付出。這一點政治機巧被憤青們學得非常到家。只是洋字號的新左們嫌憤青們的行為太「暴民」了，不願與其列為同門。

　　剖析中國憤青的精神兄弟一族，可以明白憤青只是當今中國社會的病變產物，他們的行為可以成為衡量中國病變程度的標尺之一。在國際社會的民主力量為中國人爭取人權之時，中國憤青們卻用自己的行動向世界表明：做奴隸是我們自己願意。誰要是代我們向奴隸主提出解放奴隸的要求，那我們將為保護自己的奴隸地位而戰。

　　今日憤青就是京劇《法門寺》裡的賈桂，賈桂有句著名的自白，即「奴才跪成習慣了，站著反而不自在」―― 唯一值得慶幸的，就是中國人沒有全變成賈桂。

　　何清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