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長超

我讀科學史，深深為一個個重大的發現所振奮。牛頓發現力學三定
律，奠定了力學的基礎；法拉第發現電化學三定律，奠定了電化學基
礎；化學家們發現倍比定律，定組成定律，奠定了原子論的基礎。沒
有這一系列發現，科學就是一片空白。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發現也
很重要。馬克思發現了剩餘價值規律，奠定了資本論的基礎；弗洛伊
德發現潛意識規律，奠定了心理分析的基礎。可惜，中國學者發現的
規律不多。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一件事。

不過，最近從網上看到，有個中國學者研究湖南社會科學研究的獲獎
現象，發現了一系列重大的規律。這個老學者粗粗總結，就發現了中
國社會科學研究的規律有近十條之多，每一條都言之鑿鑿，持之有
據。這是中國社會科學發現的新的里程碑。這些規律的發現，是總結
了中國社科研究經驗的結晶，對於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對於指導中
國現代化事業，其意義也許十分深遠。

這位研究者發現了中國社會科學獲獎的什麼規律呢？一個研究者從湖
南哲學社會科學獲獎獎項（特別獎14項，一等獎8項，二等獎28項
和獲獎者身份的分析中得出一些重要規律：

「第一，凡是從名稱上看是學術著作文章的作者，一般冒得（沒有）
官銜。

第二，凡是從名稱上看不是學術著作文章的作者，一般都有官銜。

第三，特別獎的獲獎人都是官員。

第四，凡是官員的著作文章都有學者打工。

第五，從三等獎到二等獎到一等獎到特別獎，有官銜身份的人逐漸加
多。獲獎的級別越低，官員獲獎的可能越少；級別越高，官員獲獎的
比例就越高，獲獎者的官銜也越高。

第六，論著、文章的作者常常人數眾多，是一個團隊的集體研究。這
個團隊必定有一兩個是當官的，還有一些學者。凡是作者多的文章，
從題目看，都不怎麼樣，質量也一般。

第七，凡連續獲獎、多次獲獎的人，通常都是官員。有人在第八屆評
上一等獎，在第九屆又評上一等獎。還有幾個人在第八屆評上兩個
獎，在第九屆又評上兩個獎。這些獲獎人都是有官銜的。

第八，大多數刊物的社長主編都有評獎，有的還連續兩屆評上高等級
獎。」

如果將這些複雜而有點繁瑣的規律以一個更簡單的規律來加以總結，
可以歸納為一個規律：即官位越大，越容易得獎；越容易得大獎；越
容易多次得獎。以特等獎為例，獲獎者有某廳廳長，某局局長，某副
省長，某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某市市長，某市市委副書記，某辦主
任，等等。連續多次得獎的，也都是一些黨的官員，政府官員，人大
官員。

當然，不是說官員不能獲獎，人家有那個學術水平，作出了那種貢
獻，他是有權利獲獎的，也應該獲獎。總體而言，中國官員的水平現
在是越來越了得了，官員之中，博士，碩士滿天飛，現在拿個博士之
類的學歷，對於有些領導同志來說，如探囊取物。水平高，自然寫出
有份量的著作論文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得獎的機會也就越多。以後，
為了發展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建議各個大學研究所、社會科學院，
多聘請一些市長、書記、局長、廳長、主任等當特約研究員。這樣，
既能有效地提高社會科學研究的水平，也可以保證他們主持的課題年
年得獎。也許這是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研究事業的一條捷徑。

這些獲獎規律啟示我們，官學結合，是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的重
要途徑。這位研究獲獎規律的學者總結的規律的第四條是，獲獎作品
除了官員之外，也會有一些學者。顯然，有官有學，官學結合，是保
證學術研究質量、保證課題得獎、得大獎的一條寶貴經驗。一般而
言，署名者中，前面是官員（業餘學者兼專業官員），而第一位總是
最大的官員，或是最有權力的官員。官員的名字一般以官位大小有序
排列；學者們的名字一般都放在後面，尊卑有序。同是學者，也以職
稱高低、資歷高低有序排列，就像梁山英雄排座位一樣。官學結合的
好處是，領導當主角，當主編，提思想，發指示，壯聲勢，拉關係，
可以比較有效地將課題列入重點課題的行列，也能保證課題的經費來
源。官學結合的另一個好處是，讓課題有點學術味道，避免太政治
化。學者也是需要的，沒有他們，繁瑣的工作就沒有人做，總得有人
做一些實際的工作。有些學者，也樂意跟著領導做研究。一是這種研
究的成功率比較高，論著肯定出版，評審肯定通過，經費肯定有保
證，而且比較豐厚，評獎常常得獎。特別是，跟著領導搞研究，不會
有什麼風險。對有些學者來說，跟著領導做研究，這是領導的信任，
何樂而不為呢？前頭有領導把關，他們樂於出苦力，可以說是樂此不
疲。

獲獎規律的研究還表明，有些領導是獲獎專業戶。中國以前產生過水
產專業戶，刮魚鱗專業戶，養豬專業戶。這些專業都是車漿賣水者
流，從事的粗俗工作。有些領導則另闢蹊徑，將自己修煉成了獲獎專
業戶，今年得這個大獎，明年得那個大獎，後年又得了另一個大獎。
又揚美名，又得實惠。只要他們還掌著權，他們通常會不斷地得獎。
一直到他們退休或者下台為止。奇怪的是，有些領導在掌權期間，學
術活動成了一生的黃金時期，一會兒得這個獎，一會兒得那個獎，手
忙腳亂，應接不暇。但退休之後，門前冷落車馬稀，不要說獲獎了，
有時候連發表一篇文章也變得困難重重。看來，有一首唐詩說的道理
不錯，略加修改，就更加意義深長：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掌權
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等無權空折枝。

領導和研究者的結合，是現在很流行的一種研究方式。用今天中國的
流行語來說，是「雙贏」的，或者說是「三得利」的。某課題請了某
位領導當頭，領導答應了，大家覺得臉上光彩，課題的檔次也提高
了。後來，課題組寫好了前言，讓領導過一下目，順理成章地就成了
領導為該著作寫的前言，領導輕而易舉地得了名，課題又輕而易舉地
得到了領導的表揚（課題組起草的前言裡就借領導之口自我表揚了一
番）。領導不知是出於什麼心理，會將這個課題提升為重點課題，會
增加經費。你看，雙方比大歡喜。此時已經是雙贏了。不過，好事還
在後面。出版社看到領導重視，課題意義重大，會主動出版。對於領
導的前言，按特別身份和特別重要的規格給予稿費。此後，該作品評
獎時，不知是評獎者看到領導親自掛帥的事實，還是雖的什麼原因，
自然得到了一個大獎。課題組得了一大筆獎金，出版社也因此風風光
光，不僅銷路大增，而且也因出版獲獎作品而連連獲獎。研究者、出
版者、領導者，這樣的三結合，真正是三得利了。

不僅獲獎有規律，課題的申報也有規律。而且獲獎規律和課題申報規
律基本重合。這個規律是，越是重要的領導，他拿到的課題越大，拿
到的課題越多。他們就像一個大的包工頭一樣，手裡有一大包課題，
利用這點課題，就可以招兵買馬。樹起招兵旗，自有吃糧人。然後，
將總課題請人打成幾個分包課題，再將分包課題招來課題人。當然，
分包課題的經費的總和遠遠低於總課題經費。比如說，總課題３０
萬，它分成五個分課題，每個分課題定個２萬，將來再將各個分課題
匯綜一下，餘下的課題費，就全是總負責人的了。因此，現在人們把
容易拿到課題的人稱為老闆。其餘的研究者都只是打工者而已。研究
發現，總課題專業戶和獲獎專業戶常常是重合的，是互相促進的。手
里的課題越多，經費的來源就越多，手下的兵也多，也越容易獲獎。
而得獎多，則是收入也多，名氣也響，又越容易拿到更多更大的課
題，如果有人不懂什麼叫馬太效應，這些課題專業戶和得獎專業戶的
例子，就是馬太效應的最好說明。

與歷史相比，這是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一項新的創造。中國社會科學
研究的先驅人物，如蔡元培、胡適、魯迅，他們還不太懂得「膽子更
大一些，步子更大一些」的革命的硬道理，還是死守著君子謀道不謀
食的老規矩。因此，他們似乎都沒有參加過這個重點課題，那個重點
課題，他們也沒有得到過今天的領導同志輕而易舉地獲得的這個大
獎、那個大獎。我們的領導在這方面確實是遠遠超過了古人和前人
了。這真正印證了「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的大道理。

如果這些課題的研究確有重大意義，確有質量，大家一起分享勝利成
果，皆大歡喜，也是應該的。問題是，這些獲獎者研究成果，真的會
推動社會科學的發展嗎？真的能鼓舞學者們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積極
性嗎？真的對國計民生有什麼推動作用嗎？當然，不能說絕對沒有。
但是，多數的獲獎作品只是大家演一場戲罷了。大家心裡明白，只是
送幾塊匾、送幾個錢給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物罷了。對於有些人來說，
熱鬧一下，完成一個例行公事，可以寫進匯報，寫進政績，完成了一
件日常工作。人們決不認真地以為真的有什麼意義。甚至可以說，那
些所謂的獲得大獎的作品，常常是沒有多少社會效應的。有時候，整
個獲獎課題的厚厚的一疊報告，連課題組裡的研究者、評審者也從來
沒有認真仔細地通讀過。研究者通常只是將自己分包的一部分交差了
事，他們領會自己的打工身份。幾個評審者也會翻翻這些作品的目
錄、前言，但決不會認真地看。因為如果認真地看，那太花精力和時
間了，從投入產出看，那是非常不經濟的。參加評獎的人通常是所謂
的著名學者。這些著名的學者又帶著一群博士研究生、每年要讓他們
評的博士論文、碩士論文、獲獎論文總有一大堆。對他們來說，能者
多勞，夠他們辛勞了。因此，別人也許看著神聖，對他們來說，只是
例行公事罷了。他們通常很知道什麼論文該評什麼獎，什麼作品必須
評個什麼樣的獎。非常奇怪的是，一部獲得大獎的作品，其獲獎之
日，也正是它死亡之時。獎狀一拿，獎金一分，此後便沒有人想起它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