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權貴階層的「遺忘政策」和人們固有的健忘性，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淡忘了羅克和相關的那段歷史。前些天我瀏覽了一下有關羅克的網絡上的討論，多數帖子居然還在糾纏羅克被當局殺害是冤還是不冤這一層次。我除了感嘆有些人的無知以外，只能猜想是網警的有意攪和了。
當然，記憶清楚、尊重歷史、希望以史為鑑的也大有人在，僅僅去年我知道就有三處已經或正在籌備拍攝有關羅克的電影、北京宋莊豎起了羅克的銅像、還有一些文革後出生的年輕人自發組織紀念活動，甚至官辦的宣傳媒體也發表了紀念文章（《三聯周刊》雜誌）和電視節目（旅遊衛視兩期《遇羅克的故事》）。他們這麼做可能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記住歷史，避免歷史的悲劇重演。
Loading... |
因為人們的健忘，劉曉波先生被判11年徒刑讓許多人感到冤屈、氣憤和驚訝。我非常佩服一些人公開表達氣憤的勇敢正義行為，但是不理解有些人的驚訝。如果我們身邊已經有了100件荒誕的事情，今天又多了一件，還值得我們驚訝嗎？提到冤屈，我首先想到的是 60年前被土改工作隊活活打死的地主們和被政府殺害的反革命們，儘管他們死了有一百多萬，現在很少有人為爭取他們應得的賠償做工作，更不用說爭取嚴懲肇事者了；其次我想到了三年大饑荒餓死的幾千萬同胞，為他們的死爭取個說法的人屈指可數；再次我想到了幾十萬右派，受盡摧殘至今存活的已經為數不多了，終於有幾十個風燭殘年的老人組織起來向罪魁禍首的繼承者追討應得的賠償了，統治者居然能裝聾作啞不置一詞，除了當事人，幫助他們奔走呼號的人少得可憐。
一個暴君犯下了這麼多起令人髮指的罪行已經夠荒誕的了，十幾億人幾十年默默無聲地忍受、認可就更加荒誕。究其原因，有些是和自己無關，有些是出於膽怯，有些是「受害的又不是我一個人」。僅僅這個沉默的「理由」，就足以讓子孫嘲笑我們一千次！今天尚且如此，如果往前推40年——劉先生的所作所為起碼可判10次死刑——不沉默就顯得多麼難能可貴！羅克不僅沒有沉默，而且喊出了底層的「最強音」。（與張朗朗獄中談話）
還是因為人們的健忘，許多人都不記得血統論的壓力有多大了，年輕人如果不去設身處地地去想，更難理解什麼是血統論。甚至有人說，遇羅克不是就說了幾句大實話嗎,能為此判死刑嗎？以下，我必須用較長的篇幅介紹一下血統論。
我在美國遇到兩位老人，她們都是出身於黑五類家庭，因為嫁給了當官的丈夫，雖然歷次運動沒有挨整，80年代都當了或大或小的幹部，家裡生活條件十分優越，但是她們寧可在美國住老年公寓也不想回國定居，因為幾十年戰戰兢兢忍氣吞聲的日子造成的陰影太深刻了。這還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黑五類的子女可沒這麼幸運。
共產黨政權坐穩的50年代就開始講究血統論了——按人的家庭出身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反右運動時，許多人就是因為父母是地主、富農、資本家、歷史反革命才被劃為右派的。從此階級劃分趨於明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是階級敵人，他們的子女是准階級敵人。
這個准階級敵人裡面大有名堂。在大城市、公開場合從來不明確說對他們應該歧視，私下裡卻有上級傳達的規定，不准這些人參軍、入黨、入團、提干、當會計出納、上大學、開精密工具機、當司機等等，總之好事沒有他們的份。但是在學校里時緊時松，有時候對那些學習特別好又聽黨的話的、能與家庭劃清界限表現突出的給以一點甜頭，可以讓他們上大學、入團、甚至入黨。提出的宣傳口號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這時已經偷換了概念，把出身改成了成分。所謂政治表現無非是做黨的忠實奴才，滿腦子想的都是階級鬥爭，當然只能與自己的親人以及其他黑五類鬥爭。結果培養了許多人格很扭曲的人物，他們只有黨性沒有人性、六親不認、與父母為敵、以揭發家庭成員的醜態為榮。統治者這一招是非常惡毒的，它嚴重地毒害了青少年的心靈，以至有的人思維已成定式，終生都難以改變其古怪的性格。
在農村可沒這麼多羅嗦，乾脆地主的子女就是地主，富農的子女就是富農，不能入黨、入團，不能當生產小隊長、會計、出納、記工員、衛生員、拖拉機手、倉庫保管員、民兵，更不用想離開農村去當兵、當工人、上大學、當幹部了。不僅如此，地主富農每年還要奉獻給生產隊若干工分，因為監管他們的民兵還要掙工分卻沒給生產隊帶來效益。雖然沒有規定地富子弟不能結婚生育，可想而知沒有哪個女子願意嫁過來受氣，所以他們很難成家。人的等級也決定了量刑的輕重。判決書在罪行欄目里首先要提成分（出身）一項，諭示罪加一等，假如該人成分沒問題則免掉這一項。與我同在一個看守所的兩個犯人，一個富農出身，偷了7個豬崽被判刑7年，一個貧農出身的生產隊長強姦了兩個地富出身的處女，只判刑兩年。
到了62年，毛澤東強調要不忘階級鬥爭，農村又有了新花招，鼓勵地富子女揭發父母的罪行，以證明階級鬥爭的必要性。對於表現特別「好」的可以改成分，從原來的地富改為上中農。我在勞改隊與我同一個組的犯人，本來被判刑20年（因出身重判），因為檢舉了他的父親（老地主）強姦他女兒（老地主孫女）有功，他被改判8年，他父親被判18年。
以毛澤東為首的統治集團制定的階級政策從一開始就是反人性的，它是封建等級觀念的產物，是典型的血統論，沒有任何的公平公正可言，所以它也只能是明一套暗一套。明的尚且漏洞百出，暗的就更見不得人了。權貴階層心領神會心知肚明，這種方法儘管陰暗缺德，卻符合專制統治的需要，毛澤東就說過「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文革一開始就是以血統論赤膊上陣的。不是毛澤東們不想再搞陰陽兩套的伎倆，而是他們必須滿足紅衛兵的欲望，因為這是他們的黨衛軍、衝鋒隊，是他們的子弟。紅衛兵們沒有耐心繞個大圈再確定他們的權貴地位，直截了當就喊出了黨的階級政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龍生龍，鳳生鳳」。在毛澤東的認可了以後，這些龍鳳們立刻在學校里掌握了大權，而且掌握了學校和校外人們死活的生殺大權。
權貴子弟對父輩的行為準則是非常清楚的（有的權貴沒什麼文化，就讓他兒子替自己簽署文件，一來自己放心，二來鍛鍊兒子便於日後接班）。歷次運動都是拿賤民開刀，這次亦不例外。於是黑五類、資本家及其子女、黑幫（指校長，這是唯一有別於歷次運動的敵人，文化革命，沒辦法）成了被殺打的對象，如果老師工友裡面有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的更難逃劫難。因為紅衛兵首先出自學生（在此指的是第一批紅衛兵，俗稱「老紅衛兵」，與以後出現的大量造反派、紅衛兵有本質的區別），所以最早的受難者是學校里的老師、校長、工友和學生。北京第1中學和第6中學還專門成立了關押老師學生的監獄、虐殺老師學生的刑訊室，牆上用鮮血書寫著「紅色恐怖萬歲」。虐殺方法是非常殘忍的酷刑，在拙作《我家》和王友琴女士的大量文章中都有描寫，在此不再贅述。其他學校也都紛紛效仿。北京吉祥劇院成了一個大刑場，專門用來打死各學校送來的來不及處理的人。被打的學生往往是家庭出身有問題，又對血統論稍有微詞的人。
幾天以後，紅衛兵已經不滿足校內的打殺，開始去虐殺社會上的賤民。在所謂破四舊的口號掩護下，開始了抄家、打人和打死人。當地派出所根據所存檔案提供誰是黑五類，警察和街道積極分子指引紅衛兵直奔目標。其間又發生了許許多多令人髮指的罪行，比如讓兒子打死父母、用開水把人燙死等等，《我家》已有陳述，在此亦不贅述。
66年8月18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紅衛兵的代表，還戴上了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獻上的紅衛兵袖章，以此表示對紅衛兵的支持。同時林彪作了講話，也高度讚揚了紅衛兵的所作所為。第三號人物周恩來在這前後的講話中還說，查出身不僅要查父母，還要查祖父母那一代，即所謂「查三代」，似乎以前的血統論講得還不夠。紅衛兵受到了鼓舞，8月18日以後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大大增加。
將近10天以後，又出現一次屠殺新高潮，起因就是震驚北京的崇文區欖杆市事件。此事件完全模仿中共歷來搞的階級鬥爭新動向那一套，編造出李文波老人要殺紅衛兵這麼一個謊言，於是叫嚷階級敵人反攻倒算了。李文波當場被紅衛兵打死，李夫人劉文秀女士被關押。數日後，周恩來主持的公審大會上，宣判劉文秀和已經死了的李文波死刑。因為那些天全市的紅衛兵都雲集到崇文區顯示淫威，崇文區死難者格外多。李文波的子女幸好沒在家中，當日也被關押等待處理，後來殺人風氣漸漸平息，他們才算保住了性命。
大規模的殺人風雖然過去了，曠日持久的遣返活動並沒有停止。所謂遣返就是逼迫黑五類、資本家及其子女回到他們的祖籍農村去。這一活動從抄家打人就開始了，持續了將近半年，後來官方還張貼了告示，明確11種人及其家屬都是應該被遣返的。火車站總是有許多男女老少衣衫襤褸、衣服上寫著表明身份的大字、剃著陰陽頭，被紅衛兵看押著，等著上火車。階級敵人到了農村，又是毫無資產（抄家時已被沒收），所受待遇可想而知。許多被遣送者還在路上就被紅衛兵推下飛馳的火車。還有一些人到了農村，遇到不太惡的村幹部，只是不接收，於是又返回北京。原來的房子已經被別人占據了，北京市政府開闢了三處接待站臨時收留他們。我的一個朋友就住在其中一處——北京市人委的大禮堂。我走訪過那裡，黑壓壓的幾百上千人席地而臥，已經是人滿為患了。朋友說，即使這種處境還得不到安生，紅衛兵經常來抄砸，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就常帶紅衛兵揮舞著皮帶攆他們，非要讓他們回農村不可。後來出現了造反派，他們有別於紅衛兵，而且群眾組織越來越多了，這裡的年輕人也成立了「16條捍衛團 」（16條是政府發的一個文件，其中有不要武鬥一條），這才把紅衛兵擋住了。權貴向來害怕賤民組織起來，不久中央文革就宣布「16條捍衛團」是反動組織，據說還把帶頭的抓進了監獄。
據官方公布的數據，北京在「紅八月」被紅衛兵打死了1772人，這顯然是大大縮小了的數字，否則北京市好幾個火葬場也不至於來不及焚燒屍體還要用冰塊防止腐爛。李文波的兒子李玉海對我說，那天他被關進了崇文看守所，當天院子裡還沒有屍體，第二天把他轉移到另一個看守所的時候，諾大的操場上已經堆滿了男女老少的屍體，少說也有幾百人。
這個數字顯然也沒有包括北京郊區農村的死亡人數，大興縣幾天之內打死了325人（從80歲的老人到才出生38天的嬰兒。見拙作《大興屠殺調查》），不比大興縣死亡少的還有房山、平谷、昌平、門頭溝和密雲等區縣。許多人都問過我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沒有人進行反抗？王友琴女士在一篇文章里做了回答：紅衛兵總是人多勢眾，被害者害怕家人或身邊的人遭到報復。其實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大家都明白，紅衛兵身後是強大的國家機器在撐腰。那時候街上經常有三人一組荷槍實彈的軍人走來走去，誰都知道他們專門是來保護紅衛兵的，從來沒見過他們保護過挨打的民眾。
血統論是在全國推廣的，文革初期屠殺「階級敵人」和他們的子女到處都有發生，只是嚴重的程度不一樣。很多地區沒有人去做調查工作，從已經有人寫過的文章我們能知道廣西（見鄭義著《紅色紀念碑》）和湖南都曾經大批屠殺過黑五類和他們的子女，其中湖南零陵地區有明確的數字：四類分子3576人，子女4057人，最大的78歲，最小的出生僅10天。（章成著《湖南道縣大屠殺紀實》）
所有的屠殺行為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手段非常殘忍，有的竟是殺人取樂，比國際公認的反人類罪行更喪失人性。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血統論並不是紅衛兵發明的，它是毛澤東和他的同夥們共同認可、推行多年的鉗制人民的一劑靈丹妙藥。專制政權依賴的是不平等，實行血統論才能使不平等保持下去。於是權貴的兒子還是權貴，多數人雖然什麼也沒得到，卻能滿足於不是那最倒霉的賤民，於是專制社會穩定了。血統論的作用無疑就像專制社會的中樞神經。
十幾億中國人能看出這麼淺顯的道理的大有人在，但是沒人敢說。反紅衛兵有人敢，反高官也有人敢，觸動毛澤東的中樞神經沒有人敢。於是都保持了沉默。
羅克沒有沉默，就是在紅色恐怖最猖獗的時候、他也被關押在工廠里被專政的時候，他起草了討伐血統論的檄文、兩萬多字的《出身論》。一俟得到自由，馬上就去油印、張貼，直到我們把她變成幾十萬份的鉛印小報。一個人挑戰巨大無比的強權，而且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因此我把他看作舉世少有的英雄。
羅克又是一位智者，他僅僅用毛澤東們的語言就戰勝了毛澤東們。
羅克銅像上雕刻著這樣一句話:「不是憑自己努力得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摘自《出身論》）
平等——羅克用生命去呼喚她的來臨。
遇羅文 2010年2月9日於美國馬里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