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年前的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和九月，在中國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史上可說到達登峰造極。四十六年後，時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如何？旅居德國的王維洛博士可謂家學淵源，父親三十年代浙江大學畢業，是著名的科學史教授，他自己則專心於國土問題，環境問題的研究，著有多本有關三峽問題的專著。為此在文革四十六周年的時候，記者就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採訪了王維洛博士。
王維洛博士對記者說，「在中國這個制度下，如果說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毛澤東把中國知識分子打成了臭老九。這就是說，按照宋朝的說法就是比妓女還差一等的這樣一個類群，就是臭老九。其實中國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自己把自己做成了臭老九。」

對此，王維洛博士進一步解釋說，「因為時下知識分子的責任和任務變了。以前中國知識分子是，我不是靠誰活著，不是誰養我我就給誰說話。以前是有人養這個知識分子，有人養這個食客，但是這個食客並不是一定為養的這個人說話。我反正是做我的事情。你要是接受我的建議，那你就用。你不接受我的建議，我還是說我自己的話，你還是要給我飯吃。這是中國傳統的食客，中國的知識分子。但是到了紹興師爺的時候，這個問題就變了。紹興師爺是主子要做什麼事情，他就給主子出什麼主意。太平天國的時候，紹興師爺最多。這就是說，你自己是什麼人，你已經不知道了。」

王維洛博士說，知識分子的這個現代化使得這類知識分子具有了兩個典型特點，第一表現在知識分子的求知，說求真問題上。對此他舉例說，「我最近在看一個電視劇。這個電視劇里明著就這麼說，說那些股票評論員們說哪個股好，我就賣哪個股，說哪個股不好，我就買哪個股。他根本就不相信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說的話。現在知識分子說的話都是騙人的話。知識分子自己把自己置於了這樣一個地位，就是自己把自己做到了臭老九的地位，沒人相信。如果知識分子說的話沒人相信，那你要做知識分子幹什麼？這個國家要知識分子幹什麼？你現在說了沒人信，因為你老說假話。」

王維洛博士說，第二個問題是價值問題，為政治服務的知識分子居然堂而皇之地罔顧幾百萬人的生存權利，和嚴重的環境問題。「潘家錚（已故中國著名水利電力專家）走了，現在講他對三峽的什麼什麼貢獻，就說三峽工程能夠發多少、多少電。但是他們忘記了三峽工程迫使一百多萬居民離開了他們的故鄉，淹沒了起碼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這就是說，三峽工程現在一年發的電可以供北京市一年的使用，這就是說為了北京市的用電，我們迫使了一百五十萬人離開了他們的家園，淹沒了差不多相當於三分之一的北京市的土地面積。這樣的工程的利大呢，還是弊大呢？大家一想就清楚。這就是，知識分子現在把自己做成了臭老九。」

以上是特約記者天溢由德國發來的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