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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人西蒙·雷斯1974年出版《中國的陰影》，「這是一項使地球上最聰明的人民淪為白痴的龐大工程……」他列舉了階級鬥爭互相揭發和批判的殘酷性。
文革期間的紅衛兵
1974年外媒看文革：使最聰明人民淪為白痴的龐大工程
1970年代初到中國的外國記者迅速增多，他們幾乎都相信「文革」在1969年已經結束。中國特別邀請外國客人到中國去看革命成果，這導致大量著作的出版。
但是，幾乎一夜之間，中國的美好神話突然破滅。在中國，至高無上的毛主席走下神壇。
比利時人西蒙·雷斯1974年出版《中國的陰影》，「這是一項使地球上最聰明的人民淪為白痴的龐大工程……」他列舉了階級鬥爭互相揭發和批判的殘酷性。
北京失去了城牆、城門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在雷斯的眼中，它成了「一個被扼殺的城市，一個外形被毀損的幽靈。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
學者周寧研究發現，自70年代中期中國形象開始「惡化」，從經濟角度，「三年自然災害」解構了「巨大的物質進步成就」的神話，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構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質樸」的神話。
西方人懷疑過去所看到的一切。三個曾讚美過「文革」的法國人，找到了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組織單元——單位——加以批判，「成千上萬單位形成了一個有效的體系。它組織人民的工作，它為員工分房，決定每一個人的食品供應、婚姻與遷移」。「文革」之後，外國記者們回來了——這次不局限於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和對中國友好的西方記者。1983年，當《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第一次到中國時，他感覺像突然進入了一個奇異陌生的世界：一堆一堆的人群，穿著同樣款式同樣藍色的服裝，騎著自行車，用好奇痴呆的眼神盯著外國人看，說話像一連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筍與蟲子，喝燒酒。三周的旅行「徹底醫好他對這個『中央王國』長久的愛慕症」。
而實際上，1978年之後的中國，正在發生巨變，包括一個個「單位」功能的瓦解。
1976年毛澤東去世，一位攝影師在珠江邊，拍下了晨練的老人戴著黑紗打太極拳的照片。他感到，「新時代已經到來了。」他後來成為《時代》周刊的駐京攝影記者。「中國人把一個巨大的包袱放下來。」他說。在大連理工學院，一個滑冰的學生展開雙臂，從毛主席像身邊掠過，把它甩到身後。「如果當時我沒感覺中國在變的話，這個事情可能在我眼中一下子就過去了。」
這兩張照片裡，「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發生改變。
當記者們被一輛代表國賓待遇的豐田車拉到一個叫深圳的小漁村，中國官員說，那裡將建立起吸收外資、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特區」。
「那一天，我和其他西方記者輕蔑地看著那塊泥濘地，很懷疑它是不是中國的未來。許多人認為這個想法是在開玩笑。」美國《新聞周刊》駐京記者劉美遠曾回憶說。
外國記者看到，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事物，一夜之間遍布這個國家的各個角落。「被毛澤東的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經濟崩潰、精神荒蕪的中國，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將中國建成一個相對現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國家……鄧和他的支持者們已經走上了一條似乎有可能是的資本主義道路。」
原題：《「螞蟻山」上的理想與奮鬥西方媒體的六十年「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