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高層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都沒有日記傳世。相比之下，像朱德等另外一些其他中共高層雖然留下了大量的日記，卻未能得到公開，這是為什麼呢？本文摘自騰訊網，作者諶旭彬，原題為《高層政要中，哪些人留下了日記，但沒有公開？》。
195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為朱德授予元帥軍銜（圖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朱德留有「119本筆記」，至今只公開了隻言片語
中共早期高層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都沒有日記傳世。①相比之下，朱德可算是一個例外。據1991年《人民日報》報導，朱德留下了「119本筆記」，「這批珍貴筆電的起止時間最早為1947年，最晚為1969年」。②
所謂「朱德筆記」，又稱「朱德日記」，現藏於中央檔案館。其具體內容，外界所知甚少。據中央檔案館工作人員歸納：
「一是朱德參加中央常委會或人大常委會有關問題的發言要點；二是朱德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以及與中央其他領導碰頭會的筆記；三是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向朱德匯報工作時的摘記；四是朱德在全國各地參觀、視察、調查研究、參加會議和出國訪問時由秘書代筆的記錄；五是朱德自己寫的讀書筆記、大事記和抄錄與創作的幾百首詩詞。」③
如此，可知這100餘本筆記，涉及到黨、政、軍各個方面，是研究當代史相當重要的材料。不過，這批筆記的內容，目前披露極少。已披露的隻言片語，亦僅集中於經濟建設層面。
譬如：1962年8月30日，朱德在日記里寫道：「自由市場是農民的需要，開放自由市場利多弊少。」④，顯然是對自50年代以來農村經濟政策的深刻反思——1960年，朱德回鄉，與父老同吃食堂，「看著眼前清清的稀飯，眼睛紅了，難過得許久說不出話來」。⑤
再如，1959年6月16日，朱德在日記里寫道：「生產資料絕大部分掌握在國家和集體手中，怕發展資本主義，這是多餘的顧慮。群眾的生活應該是越富越好。」這和他稍後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是同一個邏輯，針對的是當時的一種詭異思潮。該思潮認為：
「如果農民富了，他們就會發展資本主義，不如趁窮之勢實行過渡，這可能有利些，不然就會增加阻力，難於過渡。」⑥
姚文元、張春橋等人也留有日記，但披露極少
朱德之外，高層中人已知存有日記、但披露甚少者，還有姚文元、張春橋等人。從有限的披露中，大致也可窺見這些史料的重要性。譬如，張春橋在其日記《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中寫道：
「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來得快，來得凶，跨得也快。錯誤路線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甚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⑦
所謂「又是一個一號文件」，是指1976年2月2日，中央發布1976年1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任命陳錫聯在葉劍英生病期間（葉實際上未生病），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所謂「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即1975年中央1號文件，其主要內容，是任命鄧小平為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來得快，來得凶，跨得也快」，具象地呈現出張春橋對此番人事安排的失望與怨念。
對此番安排，姚文元內心也有不滿。他在1976年2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外國人都說，宣傳工具是在左派手中。但『搞經濟工作的是求實派』，經濟工作甚麼時候能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領導呢？」——所謂「搞經濟工作的是求實派」，指的是華國鋒。⑧
再如，當時的政治局勢，周恩來雖已去世，但影響力仍在，故3月27日，姚文元又在日記中寫道：「清明節將要到，發現南京、北京、太原都有藉此搞『悼念』總理的活動而鬧事的苗頭。」⑨
稍後，因北京市警局等部門，對民眾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未採取嚴厲的打擊政策，姚文元再度在4月3、4兩日的日記里深表不滿，大發感嘆：
「中國這個國家，激烈的鬥爭不斷，但解決矛盾（某一個方面、部分）卻總是不徹底。為什麼不能槍斃一批反革命分子呢？專政畢竟不是繡花。」「無產階級專政總得有一點『專』的樣子啊！太軟了！」⑩
注釋
①據葉永烈說，他從田家英之妻董邊處獲知，董邊「曾見過毛澤東在1958年前後寫的日記」。見葉永烈《海峽兩岸政要日記》，《同舟共進》2012年第7期。
②石維行：《康克清獻交一批朱德筆記》，《人民日報》1991/02/07。
③石維行：《朱德晚年工作與生活側記》，《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
④許先春：《朱德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反思》，《黨史研究資料》1999年第8期。
⑤朱敏：《我的父親朱德》，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P364。
⑥王向立：《朱德經濟思想學習筆記（下）》，《黨的文獻》1989年第6期。
⑦《評張春橋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人民日報》1976/12/13。
⑧⑨⑩李耐因：《從姚文元的札記看「四人幫」覆滅前的罪噁心態》，《炎黃春秋》199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