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中國文革爆發時，能擁有一台照相機並天天拍攝的人可謂少之又少，而其中能用相機有意識記錄文革的人更是鳳毛麟角。現居住紐約、文革中在中國省級黨報任攝影記者的李振盛就是那樣的人。他拍攝的10萬張文革底片使他成為當今用相機記錄那段歷史的第一人。
李振盛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美國之音章真拍攝)
現年76歲的攝影師李振盛居住在紐約法拉盛一個靜謐的紅磚樓群小區里。以攝影記錄文革聞名於世，如今李振盛已經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國攝影師之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他是從衷心擁護文革，到產生動搖，進而決心記錄文革的，他說：
「尤其那些負面的東西，不見報的東西，我都把它記錄下來。久而久之，文革十年以後，按照報社發的膠捲數量來計算，拍了大約有10萬張底片。」
暗藏負面底片的黨報記者
李振盛1963年從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畢業，文革爆發的1966年他26歲，是黑龍江日報最年輕的攝影記者。在當時，什麼是負面的東西呢？李振盛解釋道：
「比方在一個大批鬥的大會場上，幾十萬人開大會，批鬥省委領導幹部。這個同時有正面和負面的。魔鬼臉、剃鬼頭那些就是負面的，其他攝影記者不拍的，為什麼不拍呢？沒用啊，肯定不發稿。我都把它拍了。」
李振盛的數萬文革底片中，只有20張曾在中國社會氣氛最為開放的1980年代末獲全國性大獎，而其文革底片價值的真正揭示卻是在文革發動37年後、他的書《紅色新聞兵》在紐約出版後，
「這本書編得我十分痛苦」
李振盛說：「異國他鄉編一本書，我原來想3、5個月足夠了吧。我編這個書一年不行，兩年也不行，三年還不行，編得我十分痛苦。」
李振盛1996年應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邀請訪問講學。1999年紐約的康台科特新聞圖片社（Contact Press Image）開始編輯他偷帶到美國的3萬張文革底片。李振盛說，該圖片社負責人羅伯特·普雷吉是個做事十分認真的世界知名的圖片編輯。
「他把這個底片在這個透寫台上一張張拿出來，放大鏡在那看，燈光透寫台上看，等於看了15萬次，三萬張看了五遍嘛。就這麼樣編，編得我十分地十分地痛苦。」
似乎看出了李振盛的不耐煩的普雷吉告訴他，他們是在編一本好書，勸他要耐住性子，不要著急。
出版500年後仍有人讀的書
李振盛說：「編這本書呢，是讓將來100年、200年以後還有人要讀的書。後來英國費登(PHAIDON)出版公司的總裁到紐約來，他說錯了，100年、200年有人看的書我們不出，我們出的書是300年、500年之後還有人在讀的。」
2003年《紅色新聞兵》出版。該書共316頁，含277張李振盛拍攝的文革照片，30件歷史文件。初版有英、法、德、意、西、日六種文字。與此同時，普雷吉還策劃了李振盛《紅色新聞兵》攝影展，從2003年到2010年該展在歐美12個國家展出，使李振盛的名字跟他罕見的文革歷史照片一起名揚全球。
普雷吉在出版說明里指出，「即便今天，文革時期種種亂象與當代中國社會比較還被看作有幾分浪漫和理想主義。為此，出版更清晰更真實地反映中國翻天覆地10年動亂的圖片便很有必要。而李振盛就是這樣的一名攝影師。」
2012年，李振盛應邀參加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舉辦的12位國際攝影大師邀請展。李振盛說，有作品參展的大師「有的過世了，有的臥床不起了，能坐飛機到倫敦去出席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我，還有一個是南非的。號稱『南非攝影之父』大衛·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
中國人最瞧不起中國人
我的經紀人普雷吉看了介紹很震撼，他說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沒有人像你這樣拍。他經常被邀請到中國參加影展，他說，你在世界上你的名氣比我響，為什麼中國不邀請你呢？我說把你的臉換給我，那我在中國大地上就平趟了。因為中國人就是這樣，國際攝影節已經邀請幾個國際的藍眼睛大鼻子捲毛頭的人來，我這個中國面孔邀請，你是，就是你有這個位子人家也不大認你啊。請個中國人幹嘛呀？我不明白，我說你假裝不明白，為什麼請你，就是因為你是個洋人。我哪怕不是個中國人，韓國人，或者是日本人，新加坡人，也是一個大師，國際大師，但在中國，大家最……中國人最瞧不起的就是中國人。
所以後來我這個接片、全景圖被證明中國和我這一代人沒有拍的。我的同班同學按說也是電影學院攝影系畢業的吧，他們還問我，老師講這個課了嗎？老師沒有講過拍接片，我說，是沒說過，這就得用上那句話：「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問：你曾說為了保留底片把它藏起來，是什麼時候？怎麼回事？
李振盛：那是文革的前三年，66年開始文革，67年、68年。現在國際上對文革到底是哪幾年有不同說法，一種是三年說，所謂三年說就是66、67、68。我的負面底片就是那三年拍的。後來再要找那種場面也沒有了。我在這裡說說我在文革的一點經歷。我當年採訪最大的問題是群眾集會時，只要有人拿起相機拍照，任何一個紅衛兵就會上來說，你是幹什麼的？我說是省報的，記者證，糟糕了。當時黨組織除了黨中央是紅色，其他各省省委都叫黑省委啊，全是黑的，17年的黑線嘛。黑龍江本身就帶黑字，你是黑省委派來的黑探子，拍我們的照片準備秋後算帳。這說明一個很深刻的問題。文革前已經搞了歷次運動了，都是鼓勵大鳴大放也好，說心裡話，但最後就算帳，所以群眾都害怕這個秋後算帳。
後來我看到會場上只要帶著紅臂章的，不管是那個組織的，都可以順利拍照。一看到你帶著紅袖箍，那些人就認為你是一個戰壕的戰友，沒人問你。我就苦惱了，我沒有臂章。我們報社編輯部成立一個紅色造反總隊。我所在的組5個人，組長副組長都加入。我們申請都不吸收。尤其我，他們認為是保守的，不可靠。
當過造反派也挨過批鬥
總編室的副主任，總給我派活，老記者都不願意去，報紙也不發稿，那時也取消了報紙的署名，本報記者攝，這樣那些老記者們就說，小李啊，你接受黨的考驗，多干吧。我那時渴望入黨啊。所以我說，遠主任，你臂章借給我用用吧。那不行。開始我偷偷借了一個工廠赤衛隊的臂章。後來我想，申請成立組織又不需要報批誰啊，我說這樣咱們成立一個組織吧，拿起收發室的登記表，寫了一個成立公告。串聯了根紅苗正的7個人，6男1女，女的後來就是我太太。叫紅色青年戰鬥隊。我開篇兩句話，革命不要誰批准，革命的路靠自己走。還引起了群眾的強烈反響。當時正趕上一月大奪權，哈軍工奪權，毛說真理常常在少數人手裡，我們人少得不能再少了。我們就成了支左支持的一派，成立新生的革委會，我還進了革委會，要我當革委會副主任。後來我一想不行，我不能幹這活，幹這個活我就沒法照相了。我推薦了別人干。後來我選擇當常委，主管辦公室，為什麼？因為有兩個秘書，他倆盯著，我就可以出去照相了。
現在有些人攻擊我，在網上罵我，說他是個造反派，造反派頭頭，當了常委。我本來可以當副主任的，是我推掉的。他們說，什麼人能拍這個照片呢？造反派才能拍。純粹胡說，那時只要有相機就可以拍照，誰都可以拍照，帶上臂章更可以拍照，記者反而不行。我說我是造反派，我說我當過造反派的頭兒，就是成立個七人組織嘛。反正只要你事情做大了，你做成了，一定是招來這樣那樣的罵聲。罵就罵吧。
問：為什麼要把底片藏起來呢？
李振盛：到了1968年在報社的派性鬥爭中我這派失勢了。就是報社有些支左的學生他們都都想留在報社，常委會討論時我主張可以留，但要專業相對對口，這樣對立派常委策動學生，說我反對紅衛兵小將、攻擊省革委會、攻擊三紅：紅衛兵小將、紅色新曙光等，我挨了批判了。我感到不妙，我將要被打倒了。68年春潘復生革委會主任掀起了反右傾運動，我們大禍臨頭了。原來每次我每次都把負面底片裝在底片袋了，正面的還掛著，放在我抽屜的隔層、暗層里。這時我就把負面底片從辦公室和我愛人下班後裝包裡帶回去。從68年10月開始，對我的批判大字報貼滿報社，把我的日記都炒出來，包括我說的絕不老死黑龍江，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說我是比魯迅筆下的狂人日記還要狂。
地板下藏底片躲過抄家
我住在老毛子（指俄國人）建的平房，底下的夾空很高，地板是很厚的松木，上面又鋪薄薄的硬木，在一個角上鋸開一個洞，想往哪兒放呢？抄家是無處藏無處躲的，我預料會被抄家的。
鋸了一個書本大的口。要現在鋸的話用電鑽，那時沒有啊。你不用電鑽，就給你個鋸，你從哪兒入口啊？真的很費勁。慢慢磨蹭磨蹭，鋸了一個多禮拜，就這麼大個口。另外我想不能直的鋸，得斜的鋸，為什麼？直的鋸，板往上一放，掉下去了，斜的鋸就可以放上去。
我太太，那時叫愛人，不能叫太太，她就在窗口，一樓嘛，不是樓，是平房，一個15平方米的房子，她就在窗戶那看著，一有人走過，我們去公共廁所要路過我們窗戶，馬上停止，因為有聲音。我當時鋸的時候就說了，渣滓洞那些想監獄裡的人想出來的時候，就鋸那個鐵窗子，就是用那個鐵杵磨成針的精神來做，鋸了一個多禮拜，鋸開個口。到10月份的時候吧，就把大約有2萬張負面底片，現在那個鳳凰衛視前兩年做我的節目時說10萬張底片埋藏在地板下面，40年後一朝曝光轟動世界，那10萬張多大地方，其實就是那麼一部分底片，不是照片，底片不占地方嘛，後來這麼包起來。
除了這個以外，還把一些抄家犯忌的東西，也放裡頭了，比方說我是集郵愛好者，收藏郵票的專題是文化藝術類的，其中作家、詩人、畫家、名畫、音樂家，有那個大郵票，西班牙著名畫家戈雅，他畫那個《裸體的馬哈》，三張挺大個兒的郵票，也放在裡面了。還有我媽給我的兩塊銀元，一個是小腦袋蔣介石，一個是大腦袋袁世凱，那時抄家也是不得了的，蔣介石頭像你還留著，所以就把這些東西包起來，那時沒有塑料布，用的是我兒子的黃尿布，油布吧。
12月26日我真的被拉到大會批鬥。那天是毛75歲生日，那天晚上我被批鬥了6個多小時，達到第二天凌晨了，批的時候說，首先是公布，得定個罪名，我父親黨員，我哥哥烈士，歷史反革命都定不上的，給我弄一個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咱不是。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就像我搞四清時，把那老實巴交的農民最後定為漏劃地主。地主是土改是劃地主的嘛，為什麼？他漏劃了。漏劃富農，還有的漏劃右派，就給你加上莫須有的罪名。
到了哪個程度呢？在批鬥會上講，他不是不想老死黑龍江嗎？黑龍江這裡有3200萬人民，祖祖輩輩在這裡繁衍生息，你為什麼不能老死黑龍江？如果他讓我說話的話，我就會說為什麼為什麼，不讓說話，低著頭。再一個說，他說不學英語遊走世界，就是想投敵叛國啊。那時的標準語言，和國外有聯繫都是企圖投敵叛國。後來說，給你20年，廣大革命群眾，咱們看他能不能離開黑龍江，給他30年看他能不能投敵叛國。如果沒有批鬥會上給我限定日期，20年、30年，我說我一定要，咱不用唱英特納雄耐爾，也一定要實現。後來我還真的經過自我奮鬥、秘密奮鬥，不做聲不做響地，19年多，19年頭上，我調到北京了，當時叫國際政治學院，後來改成中國人警察官大學新聞系教書。我終於不用老死黑龍江。
30年後，也真的我到了美國來了，96年嘛，我這兩個誓言都兌現了。在哈佛大學做兩次，第二次做影展演講的時候，那個中心的主任宴請我，我的經紀人普雷吉在場，他說，你千萬別學英語，我說怎麼了，我學是我的權利啊，他說，你學了英語，一個吉尼斯紀錄就消失了。
好人李明達37年守口如瓶
那麼埋底片的事情就是這樣。埋底片的事情，國際上尤其澳大利亞有一個人，都質問我啊，說這是你們夫妻倆知道的事，無以為憑，就說李振盛在編故事，編吸引眼球的故事。其實我有一個見證人，唯一的一位見證人，就是香港公共電視台要跟著我到黑龍江去採訪這個人。
當時68年底我們挨鬥、抄家，那時箱子柜子全打開了，我那個板子的洞口壓上了一頭沉（三屜柜子）。抄家時抄走了很多東西，我的郵票啊，12月26日凌晨，押著我坐吉普車，都是要搞突然襲擊的，打你一個措手不及，其實我早有預謀，已經堅壁清野了。後來到我家抄了很多東西，但是那個地方沒有抄，也沒想到會埋在地板底下。
1969年，把我們夫妻倆被打入另冊，要下放，發配到57幹校。中國第一個五七幹校是黑龍江慶安縣的柳河五七幹校，毛澤東批示的。我去五七幹校前，這真是很沒人性的方式，我孩子一歲，68年10月生，69年還不到一歲就送到山東老家讓奶奶帶看，都還沒斷奶呢。我們倆下五七幹校，知道就是紮根農村幹革命一輩子了了。我當時一想，我的底片怎麼辦呢？我們倆就犯愁了，想託付給誰？這得託付一個絕對可靠的人哪。
我們在文革前參加了四清運動，接觸了一個比我年齡大八九歲的一個人，他叫李明達，後來把他請到家，我說明達大哥啊，我搬開了一頭沉，起開了那個洞蓋拿起來，給他看了那個包，他說，這是什麼？我說這都是給文革抹黑的一些底片。他說，抹黑的你留著幹啥？我說，大哥，這個有用。他說，有什麼用？那時文革還沒有被否定。我說，一定有用，但有什麼用我說不清楚。他說什麼意思？我說，到五七幹校經常發生工傷事故，傷亡啊，我說，如果我們倆萬一發生生命意外，請你記住這個角落有著一包底片，拜託你拿回去放著。他就說不會的，不會的，我說，不，這得做好萬一，他感到我很凝重，像劉備託孤託付給給他了，後來他說，好吧，你放心。這個人真是很厚道的一個人。
文革後他升任黑龍江日報機關黨委書記了，這件事他仍然守口如瓶37年，在那個年月，什麼狀況啊？甚至在廁所蹲著聽到隔壁有人說了什麼了趕快去報告，立功表現嘛。一直到10年前NHK到哈爾濱去拍紀錄片時，製作了一個半小時的紀錄片《文化大革命——40年後的證言》，他才當著鏡頭說出了這個事來。所以有媒體說好人李明達，保持了高貴的沉默。我說做人就要做這樣的人哪。我在我的文章里博客里都感謝了好人李明達。我希望你們把這個事說出來。
文革中妻子舉報丈夫「大義滅親」
那個年月，巴不得，還有大義滅親的。我給你講個大義滅親的故事。我當革委會常委兼辦公室主任時，我們報社的一個老編輯，他們夫妻倆都是資深編輯。一個女編輯拿著報紙來找到辦公室，說振盛同志啊，這是，打開報紙給我看，報社的廢報紙嘛，上面印有毛主席的像，有一灘小孩拉的糞便，這是她丈夫用報紙接了小孩子的大便，因為那個時候我們住的公共走廊、筒子樓，廁所很遠的，小孩尿尿啊，或大便啊，就用報紙包一包，當垃圾扔了，家家都這樣，你看，明明有毛主席像，他讓我女兒在上面大便，往往都是，我問他丈夫了，來不及選擇報紙，快便了，只好拿一張報紙鋪下了。
我跟她說，我知道了，其實家家都這麼做的。有的家都把小孩子屁股都被報紙的油墨給淹了。我說，行了，我知道了，就這樣吧。她說，不對啊，我來舉報，你怎麼這個態度呢？我說，你讓他怎麼辦呢？我說，要我怎麼表態呢？我說家家都有這事啊，家家都這麼做不都成反革命了嗎？她出了我辦公室後去找軍代表了，一把手，軍代表都是抓階級鬥爭的高手啊。好，小孩的糞弄在毛主席的像上，那時的報紙沒有毛像的很少啊。後來就定成反革命，就為這事被判了18年，反革命啊，侮辱毛主席啊。我當時說，他這個事做得不對，哪一天我狠狠地批評你丈夫，她說不行。妻子告丈夫，這是我親歷的事情啊。所以在這種狀態下，好人李明達，對我的事情我託付他做到了守口如瓶37年，也是人性的光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