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總是把社會上的一切事物顛倒過來，這本是人們發明革命的目的。共產黨的革命，不管是一九四九年的革命還是文化革命，都使社會的大量精華成了政治犯。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左家塘就是這樣一個精華（政治犯）和渣滓（普通犯）混合的地方。來自一個我認為是對社會負責任的家庭，我剛進看守所時曾期望政治犯（通常被稱為反革命犯）的道德品質會比刑事犯好得多。但事實上卻不一定。九號的人們生活在一種物質極端缺乏的環境中，社會下層的普通犯人早就習慣了這種生活。像向土匪一樣，他們知道怎樣依靠直接的互助生存。而像盧瞎子之類的政治犯多半來自社會的中上層，他們習慣於獨立的生活。他們很少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食物及其它稀缺物資。可能是因為我還年輕，我在左家塘卻慢慢習慣了下層社會中那種「同甘共苦」的文化，雖然我明白這種文化按照精英社會的道德標準而言是不正常的。大概是因為這種上層社會的道德準則與下層社會的道德準則的差別，在羅鋼一類扒手看來，政治犯中的「怪味碼子」實在不多。但李安祥和陳老師卻是兩個例外。
雖然大家都叫他李牧師，李安祥並不是牧師。但他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三十歲年紀，信了二十年教。他過去去的教堂是北區的一個天主教堂，現在已成了長沙市立第二醫院。我小時候曾去那個醫院看過病。有次我在那裡看病時看到一個圖片宣傳欄，這個宣傳欄宣稱北區的天主教堂和附屬的醫院是美帝國主義進行文化侵略的據點。一九五四年肅反運動中，神父被逮捕入獄，其中美國神父後來被驅逐出境，而中國神父一直被關押著。教會的醫院被收歸國有，成了市立第二醫院。李安祥自幼隨其母親去那個教堂，教堂被封閉後，他就在自己家裡供奉上帝，每到周末還到親戚朋友或鄰居家去「傳播上帝的聲音」。文革時的中國，信教的人就像妖怪一樣稀少。公開的教徒自然成了稀世珍物。我自己認識的人沒有一個信教的，而李安祥成了我認識的第一位「上帝的使者」。
我第一次看到他早上做禱告時還以為他是精神病患者。左家塘有很多「瘋子」，九號隔壁的十號獄中就關著兩個瘋子。徐絡腮說他們是裝瘋賣傻的反革命。如果他們真是裝瘋賣傻的話，他們裝得非常像。我可以時常聽到他們吵鬧和殺豬般的尖叫聲。由於反革命分子中有不少「瘋子」，我看到李安祥跪在他床邊的鐵欄杆旁祈禱時，一點也沒懷疑他又是一個瘋子。
吃飯前在胸前劃十字，早晚做禱告，那時在我看來是非常荒誕的行為，但我不久就發現李安祥一點也不瘋。他每天都爭著做倒便桶、打水的髒活、重活。有天他一個人細細摸摸準備了一大把抹布，然後走到每個圍在地中木桶邊打牌的人身邊，請他們坐在床上去。他在對一個靠近我的打牌的人說話時，我隱約聽見他說「今天是洗地的日子。」羅鋼輕聲對我說，李安祥每個星期要抹一次地板。我走過去問他：「我幫你的忙？」他和藹地說：「你們都坐到床上去，我一個人就夠了，有上帝助我。」我坐到床上後，羅鋼小聲說：「他是信教的，每次有人要幫忙，勸他別對自己太苛刻，他總是說『上帝要我來吃盡人間苦，拯救我的靈魂』。」
牢房的地是用三合土（沙、泥、石灰）做成的，洗起來很不方便。李安祥先用水沖一遍，然後用抹布一點點把水吸起來擰在空便桶里。然後再用乾淨水沖，再用抹布吸乾，把髒水擰在馬桶里。他這樣重複三遍後，黑糊糊的地就變成紅亮乾燥的地了。李安祥蹲在地上干一兩小時後，整個房子裡似乎都亮了很多，空氣也好了一些。當時的中國，大家對環境都沒有高要求，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個保持著對盡善盡美的追求的人。我雖然對宗教還沒有敬意，但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影響。
抱著對宗教的好奇，我開始與李安祥攀談。「你是什麼案子進來的？」我坐在他床上看他正在為羅鋼補衣服。
他瘦瘦的臉上露出微笑，很高興有這樣的問題來打擾他。「上帝派白馬將軍下凡讓我貼一張大字報，告訴眾人，文化革命像焚書坑儒一樣，將來會在歷史上遺臭萬年。」「上帝怎麼對中國的儒學這麼好感呢？他知道焚書坑儒嗎？」我好生奇怪，這焚書坑儒與上帝怎麼會連在一起呢？「當然，當然，我父親告訴我，最早來中國傳播上帝福音的西方人，都學習儒學。有的對孔夫子的學問非常崇拜。孔夫子歷來是包容並蓄，『仁者愛人』，跟上帝的仁愛是一脈相通的。」
漸漸地我知道李安祥有個幸福的家，一個可愛的女兒。他是長沙汽車電氣廠的車工，只是因為貼了一張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就被抓進了監獄。
為了幫助缺少衣物的同伴，李安祥發明了一種原始的紡紗機，這是用一塊小木板垂直釘著的木棍做成。李安祥從不要的舊棉被中捻出一根紗，然後纏在小木棍上並固定在木棍的頂端。紡紗時右手抓住一團棉花，把它與棍上的紗捻在一塊。李安祥用左手轉動木棍，然後放手讓木棍旋轉，右手同時慢慢從棉團捻出紗來，於是紗在木棍旋轉的帶動下，越捻越長。到了近一人長時，將木棍頂端的紗結揭開，把紡好的紗纏在木棍上，然後再結上，繼續紡。這樣積累很多天，可以紡出很多「綻」紗。李安祥把這些紗搓成繩子，再用繩子織成一塊塊大毛巾，可以用來縫成衣服。李安祥用這種辦法做成第一條毯子後，大家都紛紛模仿他紡紗織巾。李安祥離開九號後，這種紡紗織巾還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
一個早春的日子，一大早李安祥做過禱告後，告訴我們，「昨晚上帝又派白馬將軍下凡，他告訴我上帝要遣我去最艱苦的地方，真正嘗遍人間的艱苦，以救眾生。」稍停片刻，他像是要去迎接神聖的使命一樣，「白馬將軍告訴我，『這一去就是十數年，你要擔當得起重任』。」
羅鋼挖苦道：「白馬將軍是西式打扮還是關公式的打扮？」李安祥一點也不在意羅鋼語氣中的譏笑。他認真地解釋道，「白馬將軍白盔、白甲、騎白馬，手持上帝的諭旨，來無蹤，去無影，是上帝親自所派。」幾天後李安祥果然被宣判十年勞改徒刑。臨離開九號那天，他打點好行裝，站在門外面向九號的朋友們閉目划過十字，口中念道：「此行一定不負上帝的期望，我當盡心嘗遍人間艱辛，以我血肉之軀贖罪。」站在他身後的幹部大聲喝道：「還在這裡搞迷信宣傳，趕快給我背起行李滾。」
自那天以後，我再也沒有聽到李安祥的消息。
陳老師名叫陳光第，他是另一類「道德君子」。他不信神，但卻看重精神和道德。雖然我在左家塘前不認識他，但因他與我同案，「省無聯」案子，我對他就特別關注。陳老師住在四號，與我隔著四個號子。但是通過進進出出的人犯，全左家塘的人都知道陳老師是位令人尊敬的君子。不論是政治犯、扒手，還是管犯人的幹部，都非常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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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陳老師的政治觀點一直不清楚，直到一次涉及他的提訊。那天兩位自稱省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的人提訊我。人民保衛組簡稱「人保組」，是文革中由康生負責組織的政治警察，有點像蘇聯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的「契卡」，其主要任務是迫害當局的政敵。我的案子就是由省革委會人保組的「省無聯」專案組中的楊曦光專案小組處理。但那天來提訊的兩個人我從未見過，顯然與我的案件沒有關係。
審訊室是看守所旁邊的一排平房。每間房間裡有一張簡陋的桌子，桌子旁邊有幾張供審訊人員坐的椅子。桌子對面有一張沒有靠背的條凳，給人犯坐。審訊者從不通報姓名、單位，使被審訊者很久都不知道在與誰打交道。
他們一人問話，一人記錄，首先問過我的名字、年齡、被拘留前所在的單位。發問的是位臉色枯黃，看似十分老練面善的人。他從公文夾中取出一件油印的文件，看我一眼，然後盯著文件用訓話的口氣說：「你大概已知道康生同志（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對『省無聯』的指示。今天我再給你念一遍，你要按照這個指示交代問題。康生同志在『一·二四』（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指示中說，『省無聯』的《中國向何處去？》、《我們的綱領》、《關於當前形勢的決議》不是中學生寫得出來的，也不是大學生寫得出來的，後面一定有黑手操縱。要揪出這些學生後面搖鵝毛扇子的陳老師。你要按這個指示精神回答我們的問題。」
接著他開始問我，《中國向何處去？》一文是怎樣寫成的，這篇文章寫作過程中有誰參與過討論，提供過意見，我寫這篇文章受過誰的思想影響。於是我重複了我講過不知多少遍對這類問題的回答，告訴他們沒有任何其他人插手過這篇文章的寫作。
審訊者突然猛擊桌面，吼道，「你不老實，你不承認有黑手操縱你？！」我以沉默回答，心中想，「我母親就是被你們說成是操縱我寫《中國向何處去？》的黑手而被逼自殺的，我還沒找你們算帳呢，你們反來找我了！」我母親正好也姓陳，在康生那個指示傳到長沙後，她被多次批鬥，手被用墨汁塗黑並被強迫跪著示眾；塗黑的手象徵著「黑手」。她受盡侮辱後，不堪羞辱而懸樑自縊。
長時間沉默後，審訊者又轉用緩和的口氣問道：「你認不認識河南大學的老師？」「不認識。」
「你認不認識湖大數學系的教師？」「不認識。」
我這時知道他們在問陳老師，但我已有一些對付他們的經驗，對他們能說不的就儘量說不，一說是，就會有數不盡的羅嗦和麻煩。我是到左家塘以後才知道陳老師的，以前我的確不知道他，現在自然不必提我知道世界上有這麼個人。
接著又是拍桌子：「不老實，你不知道與『高校風雷』混在一起的陳光第？」稍停片刻，「你和周國輝關係那麼密切，你認識洪蘭，怎麼能不知道陳光第？他們是經常在一起的。」我仍沉默，等著他們慢慢把他們的目的和他們希望我提供的信息講出來。這樣拍過幾回桌子後，我終於明白，陳老師是因為康生一句揪黑手的指示而被懷疑為暗中支持了持反對當局激進觀點的大學生組織「高校風雷」。從他們的語氣，陳老師可能是相當重要的黑手。我好不容易等到黃臉審訊者轉變了題目。「你認不認識一個斷了右手的人？」「不認識。」
「楊曦光，你今天是要抗拒到底嗎？」又是聲色俱厲。我反問他，「誰是這位斷手人？」較年輕的記錄員提醒我，「你不認識劉鳳祥？被人稱為『舵手』，極會寫文章的。」黃臉又厲聲道，「沒有劉鳳祥，你能寫出《中國向何處去？》？」他們又這樣盤問了好多遍，從他們的口氣中，我聽出劉鳳祥是一個比陳老師更神奇、危險和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心中有種被人小看的不舒服，難道《中國向何處去？》一定要有這位斷手的劉鳳祥才寫得出來？但我心底里對這個神秘的「舵手」產生了好奇。
回到九號，我通過八號、七號、六號、五號將提訊的消息傳給了陳老師。我對他有特別的好感，因為一個從四號轉到九號來的扒手告訴我陳老師每天還在鑽研英文和數學。當時左家塘里學問和陳老師一樣高的人不少，但只有他還在鑽研學問。他有四卷《毛澤東選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讀毛選，他還在鑽研他的本行數學。這位扒手告訴我陳老師還有三卷《資本論》。我曾經幾次要妹妹送《資本論》給我，都沒成功。看守所當局拒絕接收《資本論》，理由是「省無聯」的頭頭善於用馬克思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所以不能讓他們看見馬克思的書，「讀毛主席著作就夠了！」妹妹的明信片上複述當局的話道。
我通過左家塘複雜的「電話系統」向陳老師借《資本論》，不久，三卷《資本論》就通過送飯的犯人之手轉來了九號，因此我有機會在左家塘讀完了厚厚的三卷《資本論》，盧瞎子也有機會細讀第三卷中他感興趣的那些勞資法律糾紛的案例。《資本論》最初給我的印象相當好，比起毛主席著作和當時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資本論》學術味道濃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後，我卻發現勞動價值論毫無道理，它忽略了決定價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使用價值。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馬克思稱為使用價值的概念在當代經濟學中叫做效用。但我相當喜歡馬克思對亞當·斯密的分工論的發揮。
看完《資本論》，我不知為什麼心中期望未來的我成為一個經濟學家。我有了三個念頭，一個是把使用價值在價值論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個是把分工問題揉合到價值理論去，第三個是把價值理論數學化。後來我在勞改隊沿著這個思路寫了一本經濟學筆記。好多年後我才發覺，這些思想早就在現代經濟學中變成高明得多的理論了。把經濟理論數學化的觀點，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學的一張大字報上看到的。那時另一張刺激我的大字報是關於中國已形成特權階層，需要用馬克思的經濟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國社會。那個刺激是我後來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思想起點。陳老師借給我的《資本論》後來一直跟著我到了勞改隊。
一九六九年秋天，毛澤東視察湖南時對「省無聯」問題作了指示。我於十月份從拘留轉為正式逮捕，由省革委會人保組「省無聯」專案組向我和其他「省無聯」案子的人犯宣布的逮捕令。我正在納悶這一發展有什麼政治背景時，收到大妹妹楊暉一張寶貴的明信片。明信片說：「毛主席視察湖南時宣判了『省無聯』的死刑，他看來已讀過《中國向何處去？》，他指出『省無聯的群眾是好的，其頭頭思想是反動的』。」
不久我們就被判處了徒刑。其中最重的是「省無聯」下屬的一個工人組織，「湘江風雷」金猴戰團的頭頭陳本望。他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罪名是反革命殺人犯，被指控為指使下屬殺死了一位公檢法的幹部。其他人判了五年到二十年的徒刑，我被判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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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前我們被轉到二十三號，在那裡等候被集中押送到勞改農場或監獄去。那是個陰冷的冬天，對我們這些造反派來說，也是毛澤東最後下決心與保守派周恩來聯合起來鎮壓所有造反派的時候。左家塘的有線廣播經常廣播中共中央的布告，這些布告都是以與蘇聯發生邊界衝突為理由，命令所有造反派的政治組織解散，否則就當作反革命組織加以鎮壓。我當時感覺毛澤東利用造反派的准政黨組織反對共產黨官僚的這齣戲已經結束，我已丟掉了對毛澤東的任何幻想。
陳老師也到了二十三號。他的處罰相對於我和其他人而言是輕的。他被判五年強制勞動改造，簡稱「強勞」。強勞比勞教（勞動教養）處罰重，但比勞改（勞動改造）處罰要輕。陳老師三十歲左右，戴付度數不深的眼鏡。他的眼睛很大，清秀的面目，是那種中國人所說的「小白臉」。他看去非常善良和極具同情心，說話細聲細氣，溫和而謙恭。但我們相處久了，我才發現他的內心比他的外表強硬得多。他對現政權極端不滿，特別喜歡用他在大學裡教學的經驗去批判當時官方的意識形態。那時所有官方的宣傳工具都在批判「智育第一，專家路線，白專道路」，要求知識分子參加勞動，向工農學習。大多數人都只能接受這些東西，不敢批評，甚至不敢懷疑。而陳老師在二十三號每天都要向我發表他對這些官方宣傳的批評。
「現在拼命強調實踐，把基礎訓練看成沒用的，這怎麼能培養出好學生呢？」他的普通話江浙口音很重，講話不動情緒，但看得出來他是那種動腦筋的人，對任何事都有自己的看法，絕不會輕信官方的宣傳。「知識積累的竅門就在於專業化，專業化才能提高效率，所以我只教數學，不教物理和中文。毛主席要學生同時學工、學農、學軍、學商，反對專業化，這不是要退到原始社會去嗎？」
慢慢我了解到陳老師的意識形態是非常右的，他反對當時毛澤東對文化教育的一切思想和政策。但他卻支持他的學生中的激進分子，他自稱他的思想傾向是造反派的。
我有天好奇地問他，「你的判決書上說你是操縱『省無聯』的黑手，他們抓到什麼證據沒有？」
「你知道，『高校風雷』是『湘江風雷』的成員組織，我與『高校風雷』中的我很多學生關係很好。但我從未正式參加過任何組織。我被抓只是因為我姓陳，正好與康生說的陳老師相合。當時我認為自己並沒有做任何不合法的事，就向審訊我的幹部坦白地講了我的許多觀點。我告訴他們我反對文革中很多對教育和文化的政策。我曾經告訴我的學生，他們是造反派——你們應該造當局的反，來爭取推行更理性的政策，但現在並不是造反派的最好時機。最後當權派總會在這次文革中把你們鎮壓下去。你們應該積蓄力量，準備在下次文化革命時進行成功的造反，把這些不合理的政策改變。誰知道，我自己告訴審訊員的這些話卻成了我判刑的根據。他們說我是『隱藏很深的階級敵人，企圖在下次文化革命中推翻無產階級專政』。」陳老師說完，苦笑了一下，似乎在說「我把當局想得太好了」。
幾天後，我才從周國輝那裡知道，陳老師被判刑前還是共產黨員，湖南大學的「模範教師」，在數學研究方面很有成就。這可能是陳老師把當局想像得太好的原因。陳老師後來後悔地對我說「如果我不告訴審訊員我的觀點，他們沒有任何判我五年強勞的證據。」
但是陳老師對自己的安危並不是最關心的，他仍非常關心國家的命運。他告訴我，要改變這個非理性的政權，我們一是需要理論，二是需要組織。我看著他眼睛中閃爍著的光彩，知道他並沒有放棄等待下一次機會改變中國的非理性的政治的希望。
陳老師在二十三號還在讀英文和鑽研他的數學。我告訴他我已下決心在兩年內學完大學微積分的課程，請他介紹一些最好的微積分教材。他向我推薦了樊映川編寫的《數學分析》。正如人們傳說的一樣，陳老師是位非常賢良的人。他每天清晨起來洗冷水澡，然後打掃號子裡的地板。端飯端水等工作，他都爭著干。他在坐牢後還練出縫補衣服的本事，誰的衣服破了，他都幫著縫補。看著他善意的微笑，我在問自己「共產黨為什麼連這樣一位善良的文弱書生都不肯放過？」一個月後，陳老師被押送到長沙河西郊區的一個新生水泥廠去了。據一位叫劉樂揚的一九五七年被判刑為壞分子的人說，新生水泥廠是個強勞單位，專門生產石灰石和水泥。劉樂揚因政治問題被判為壞分子後曾在那裡勞教。他在文革中支持「省無聯」，又被當成黑手判了刑。
我一直再沒聽到陳老師的消息，直到一九七八年我刑滿回到長沙碰到章雨剛時才知道他以後的事。章雨剛也因「省無聯」案件被判刑。他文革前夕在社教運動中被省委駐大學的工作組劃為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內控右派」。文革中這些「內控右派學生」參加了造反派，並從黨委的檔案中抄出了這些劃內控右派的黑材料，把它們當眾燒毀了。章雨剛因參加「省無聯」被判刑的判決書上，「燒毀文革前的內控右派材料」是一條主要「反革命罪」。
章雨剛刑滿後在長沙五一路新華書店的外文部碰到過陳老師，那時陳老師已刑滿，湖南大學不准他回大學，他被強迫在新生水泥廠就業，當一名看門人。他每個星期天都來五一路新華書店外文部看一些最新的英文數學期刊和著作。陳老師告訴章雨剛，他正在譯一本英文數學教科書，並且開始寫一本數學著作。但是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後，陳老師卻突然失蹤了。
章雨剛向五一路新華書店外文部的店員打聽過陳老師的下落，那裡的店員都知道陳老師，因為陳老師以前每周都按時來外文部，風雨無阻。但自從四人幫垮台後，陳老師就再也沒來過新華書店了。一直到七八年，一位新生水泥廠的政治犯出獄後，人們才從他嘴裡知道陳老師從新生水泥廠失蹤的背景。四人幫倒台前，陳老師曾告訴過這個政治犯，他預見毛澤東一死，江青等激進派會與共產黨內的保守派官僚發生衝突。如果激進派成功，中國可能有機會徹底改變共產黨制度，甚至暴發革命。如果共產黨里的保守派占上風，中國又會回到蘇聯體制，長時間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機會。
根據這個消息，我和章雨剛判斷，陳老師可能一直將徹底改變共產黨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江青這些激進派身上。江青一倒，他認為中國大變沒有希望了，於是逃出新生水泥廠，企圖越境出國或是在社會上流浪，在這個過程中他遭到不測而不幸身亡，否則在一九七八年的形勢下他應該會回來的。一九七八年冬天，我和章雨剛去湖南大學參加校方給陳老師舉行的平反大會時碰到了陳老師的妹妹。這是位漂亮端莊的少婦。她長得很像他哥哥。她仔細地向我們敘述她幼年時心目中的哥哥。她說她之所以選擇數學專業，成了上海一所大學的數學教師，完全是受了哥哥的影響。哥哥是位堅韌不拔的人。五十年代初他得過肺結核，有三分之一的肺在手術中被切除，但他在重病中仍然在學習。病好後馬上考上了復旦大學數學系。他始終是妹妹最崇敬的人。這位妹妹按照我們的線索又花了很多時間去尋找陳老師的蹤影以及他的數學手稿。但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我離開中國，沒有人知道陳老師的下落。他的失蹤就像那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一樣神秘莫測。也許人們永遠不會確切地知道他最後的故事，就像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那個時代的很多秘密一樣。
（選自楊小凱著《牛鬼蛇神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