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辦人民公社好。」
有資料顯示，這句話是1958年毛澤東主席說的。「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領袖一言，金口玉律，於是乎，全國掀起了大辦「人民公社的高潮」。
毛澤東曾對發明「躍進」一詞說過這樣一段話：「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右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發表時，我們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國內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事後，不知道毛澤東主席把「躍進」的博士頭銜頒發給了那一位或那幾位科學家。按照他講話的邏輯，「人民公社」一詞的發明者，其功也不在「禹下」，更應該贈與博士頭銜了。那麼，這一「博士頭銜」該贈與誰呢？有一點可以肯定，在共和國土地上竭力推行人民公社化運動，非毛澤東莫屬。
筆者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的農村，打記事起就生活在「人民公社的天堂」。初中、高中畢業回鄉，當過幾年修理地球的農民，還當過兩年生產隊記工員，算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公社社員，對「大鍋飯」生活有著深刻的體驗。
「放衛星」的「大躍進」暫不說它了，「三年困難時期」暫不說它了，「反右傾」暫不說它了，「四清運動」暫不說它了。到了20世紀70年代，人民公社「三級所有」的最基層單位是生產隊。集體擁有的財產是土地、林木、牲畜、倉庫、飼養室、大車、農機具等等。幾十戶社員家，除了宅基地、幾間房屋、衣服和日常用品，生產資料僅有鐵鍬、鋤頭等幾件農具。有幾分自留地，土地所有權是集體的，社員只有經營權。而且，上面限制自留地必須種植糧食菜蔬，栽種其他經濟作物則是「資本主義尾巴」，要受到批判。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農村社員被死死捆綁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農業學大寨」運動高潮時，夜晚還讓社員加班加點幹活。如此辛勞的結果呢？生產隊每年分給每人的口糧不足200斤，磨成麵粉後根本不夠吃；勞動分值又極低，干一天活掙幾毛錢或幾分錢，年終分紅根本分不到幾個錢。我家3口人，父親、母親和我三個勞動力，沒有吃閒飯的。記得是1976年，辛辛苦苦幹活一年，年終分紅53元多，但還不能兌現，因為集體沒有現錢支付，分紅款只好記在生產隊的帳簿上，實際上是一個畫餅。
當時這種現狀極為普遍，老實、厚道、淳樸的公社社員，只能默默地承受了。倘若是機關幹部、城市工人、學校教師，一個月或幾個月不給發工資，他們會怎麼樣呢？
像我家這種情況應該是很不錯了，生產隊不會扣發口糧，還欠我的分紅款。生產隊另一些人家，人口多，勞力少，辛苦一年，不僅分不到一分錢，還會欠集體的錢，名曰「欠款戶」。生產隊懲罰這些「欠款戶」，就是扣住他們的口糧不分，或少分。但人總是要吃飯的，最後還得全部分給了。
多數「欠款戶」，都是家庭成分好的貧下中農，大隊、生產隊幹部又能把他們咋樣？年復一年，拖欠款累計多了，集體也就給免掉了。這樣一來，更養成了個別「欠款戶」不以為恥，反而愈發依賴集體，到了年終，上級撥下一點救濟糧和救濟款，還需要優先照顧他們。「反正共產黨不會餓死人」，成了「欠款戶」的口頭禪。
《人民日報》原總編輯范敬宜曾寫過一篇消息：《夜無電話聲早無堵門人兩家子公社幹部睡上了安穩覺》，其中就提到遼寧農村的這種情況，可見從山西到遼寧，「欠款戶」現象在全國十分普遍。
農村經濟發展到這種地步，既跟「大鍋飯」生產模式有關，也跟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村政策息息相關。生產隊每年生產的小麥，除留足社員的口糧、種子、飼料、儲備糧等以外，必須全部交售給國家，國家按照統一制定的價格予以收購。
請注意，這個收購糧食的價格是極低的，完全不符合價值規律，跟農民生產糧食付出的巨大成本存在極大懸殊。即便是超額交售的糧食（報紙上常常宣傳的喜售愛國糧），收購價格略微比計劃售糧高出一點，數量也十分有限。生產隊生產的棉花、油料，同樣按照國家規定的價格收購。相反，國家售予生產隊的化肥、農機具等，則把價格定得很高，生產隊只能照單購買。
這就是所謂的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剪刀差」，或者說，國家的工業、國防、科技、教育建設經費，很大一部分取之於全國農民勤勞的汗水，是農民兄弟的無私奉獻。所以，那時的新聞宣傳大肆報導「兩彈一星」、南京長江大橋等建設成就，大肆報導城市商品充足，物價穩定，大肆報導支援亞非拉人民的革命，殊不知，國內的幾億農民承受的卻是「少吃沒喝」（林彪叛逃覆滅後批判文件說是他說的）的深重苦難！
那年月，對廣大農民來說，集體分的糧食不夠吃，就需要上黑市買糧；集體分的食油不夠吃，就需要上黑市買油；家庭生活的油鹽醬醋茶，需要錢；孩子上學的學費和筆墨紙硯，需要錢；在供銷社買點布料和針頭線腦，需要錢；更別提修建房屋、婚喪嫁娶這些需要花大錢提起來便頭疼的大事了。
那麼，社員們的錢從哪兒來呢？
就我家的情況看，我特別佩服父母親有經濟頭腦，善於經營謀算，以及勤勞苦幹、堅韌不拔的精神。他們掙錢的訣竅，就是在集體經濟的夾縫中，挖空心思，搞一點家庭副業，但又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們家從事的第一項副業是製作柿餅。在萬榮縣的田野里，溝溝岔岔，懸崖峭壁，長滿了一株株大大小小的柿子樹，有的樹齡達到幾十年。夏天，柿子樹綠葉成蔭，是社員幹活歇涼的好去處；秋天，紅紅的柿子像燈籠一樣墜滿枝頭，煞是喜人，爬到樹上摘取一個軟柿子品嘗，直甜到了心底。柿子樹絕大多數歸集體所有，少數社員家有一兩棵自留樹，自己管理。柿子成熟後，生產隊對樹上的柿子產量進行一番評估，然後按人頭分配，由社員自己收摘，加工製作柿餅。
我家沒有自留柿子樹，我所在的生產隊柿子樹也比較少。父親就奔赴本村或外村，尋覓那些柿子多、但缺乏加工能力的社員，購買多餘的柿子，拉回家中加工柿餅。
製作柿餅是一件極其複雜的活計。父親和我拉著小平車，跑幾十里山路，上樹採摘柿子，運送回家。白天要參加勞動，只能利用夜晚，用手搖鏇柿機，鏇掉一個個柿子的皮兒，常常熬到深更半夜。天放晴時，再把一個個鏇好的柿子攤曬在簿子上，任陽光暴曬。如遇下雨天，還要急忙拿塑料布苫蓋。柿子晾曬到一定程度，便收攏起來盛放在大瓷缸捂起來。捂上幾天後，再取出來晾曬，如此反反覆覆，一個柿餅不知需要經過多少道工序。直到深冬，柿餅自身長出一層厚厚的甜甜的白霜，柿餅製作才算成功了。
1972年中國和日本建交後，家鄉人們盛傳，日本國內一位重要大臣，侵華戰爭時來過我們萬榮縣，品嘗過當地的柿餅，感覺萬榮柿餅又軟又甜，質量上乘，留下了深刻記憶。如今他特意點名進口中國山西萬榮的柿餅。這個傳說不知真假，但當時萬榮出產的柿餅大量出口日本，以至於鄰近縣的柿餅也打起了萬榮縣的旗號。
我們村供銷社大量收購柿餅，出口日本的柿餅要求特別嚴格，不僅大小、霜白有規格，柿餅裡面不能有核，而且還要求將一個個柿餅捏成扁圓形狀才行。出口柿餅的價格比內銷柿餅每斤貴1毛錢，為了多掙錢，社員們爭相加工出口柿餅。
由於父母親精心加工，我家的柿餅大多都能賣到出口價。加工柿餅，父親的算盤是這樣撥拉的：花1元錢能夠購買25斤硬柿子，25斤硬柿子能夠加工5斤柿餅，每斤柿餅出口價是3毛錢，5斤柿餅就能賣1元5角錢。也就是說，每投資1元錢，收回成本後，就能淨賺5角錢。當然，其中付出的人力勞動成本是不計算在內的。可別小瞧這5角錢，如果加工數量多的話，就是一筆不小的家庭副業收入。
更重要的是，柿餅出口能為國家換回寶貴的外匯。加工柿餅，利國利民，光明正大，不屬於「投機倒把」，不屬於「資本主義尾巴」，不必擔心遭受批判。所以，每年父母親加工柿餅一項能淨賺數十上百元。
我們家從事的第二項副業是加工紅薯粉面。那時大搞農業學大寨，結果是越學越窮。集體給社員分的口糧越來越少，只好大量栽種紅薯，紅薯產量比較高，每5斤紅薯折合1斤糧食。秋季收穫後，每家每戶社員分到成百上千斤紅薯。一日三餐，鍋里蒸的是紅薯，拌菜是紅薯，稀飯里熬的是紅薯，紅薯吃得人胃發酸。冬天紅薯需要放在地窖貯藏，如果儲藏不好的話就會爛掉。
趁著紅薯新鮮，加工成粉面，價值會大增。當時1元錢能買到25斤紅薯，可加工4斤粉面，每斤紅薯粉面能賣5角錢，不算勞動成本，1元投資能淨賺1元錢。父親不僅加工自家分的紅薯，而且購買不少別人的紅薯來加工。
有一次，我跟父親拉著小平車上30里外的村莊買紅薯，因小平車載重，道路坑窪，致使車軸損壞，光修車就花了十多元錢，心疼極了。買回的紅薯需要清洗，需要粉碎成漿，需要多次用水擠壓過濾，最後才能製作成粉面。每年，我家加工粉面也能收入大幾十元。
說到紅薯，立刻想起一件令我深感痛心的事。一天，生產隊分下許多紅薯，需要及時放進地窖里。夜晚，我本應在家幫助父母親放置紅薯，恰好當晚村里上演電影，影片的名字叫《小馬倌》，我看過連環畫，反映東北抗日聯軍打鬼子的故事。父母親寵我，知道我喜歡看打仗電影，就讓我去戲台下觀看，他們兩人在家放置紅薯。電影放到半截，突然喇叭里呼叫大隊衛生所的醫生，快速回衛生所，有緊急病人。
我聽了廣播，沒當回事，只顧津津樂道地看完電影，興沖沖地回了家。進門一看，父親躺在炕上，頭上纏滿了雪白的繃帶。原來，放紅薯時，母親在地窖上面，把紅薯盛在大鐵桶里，一次次往地窖下面吊；父親在地窖下面卸載紅薯。中途，母親往上面吊空鐵桶時，父親沒有將鉤子掛結實，鐵桶被吊到半空，脫鉤掉了下去，砸在父親的腦袋上，頓時鮮血直流。父親掙扎著爬上地窖，跟母親去了村衛生院包紮傷口。電影喇叭里就是為此事呼叫醫生。瞧著父親痛苦的表情，瞧著母親焦慮的神情，我痛悔不已，流下了眼淚。
上述家庭副業，都是在當時政策允許的情況下做的，都是在不影響參加集體勞動的情況下做的，都是在絞盡腦汁尋找門路籌措資金的情況下做的，都是在沒日沒夜加班加點付出艱辛體力勞動的情況下做的。有了這點副業收入，我們家的日子過得就比別人稍微寬裕點，不僅供我讀完初中和高中，家裡還添置了一輛嶄新的「飛鴿牌」自行車。
相反，村裡有不少家庭，由於孩子多，拖累大，家長不會謀算，不會搞家庭副業，加之自身懶惰等原因，完全依賴於集體，依賴「大鍋飯」，結果缺糧吃，沒錢花，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實踐證明，「人民公社」並沒有給農民帶來幸福，「文化大革命」更致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不是人民不勤勞，而是治國方略出了大問題。改革開放後，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包就靈，形勢立馬變好，農民立刻豐衣足食。至今，父母親在院子裡揮汗如雨挑燈夜戰加工柿餅和粉面的情景，仍然深深疊印在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激勵著我不要懶惰，不要虛度光陰。
2016年11月21日草於凌空書屋
2016年11月24日修改
2018年6月1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