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突然之間，吳莫愁這個名字消失了。從《中國好聲音》橫空出世之後，她一度幾乎霸占了人們的視線，代言百事、肯德基、美寶蓮，去歐洲時裝周看展，登陸紐約時代廣場。
外界對她的揣測很多：「被資本淘汰」、「淪落到街邊商演」、「傳聞已被封殺」，有媒體在標題里寫，她的消失，「隕落早已預見」。
我們與吳莫愁取得了聯絡。
在上海長寧區的一家茶館，時隔三年，我們見到了吳莫愁，她看起來活潑、鬆弛，脫掉鞋子，她抱腿席地而坐，單刀直入開始對話。我們就「吳莫愁為何消失」這件事和她聊了四個小時。
以下是她的回答。
所有知道吳莫愁的人：
好久不見。
和大家不告而別，已經約莫3年了。這段時間，很多熱心的朋友幫我解釋。有人說，吳莫愁過氣了，以前拿天價代言費，後來淪落到小縣城商演，所以找不到她了；也有人說，吳莫愁唱功不行，沒庾澄慶罩著，就被市場淘汰了；還有人說，吳莫愁耍大牌，被封殺了。
我想提供一個不同於以上說法的答案。
直接原因是我媽媽生病了，根本原因是我承受不了壓力了。所以，2019年初，很突然地，我給經紀人打了一通電話，告訴她，我希望把手頭的工作都先放一放。這一放，不知不覺就放了近3年。
好了，我終於說出來了，這讓我放鬆不少。接下來，如果你有時間，我想給你講講我的故事。
6年
把時間倒回2012年，我登上《中國好聲音》的盲選舞台。那首讓我一戰成名的《Price tag》，即便當時所有人都覺得它很「炸」，但我自己並沒有那麼滿意。
我唱過很多次《Price tag》，本應遊刃有餘，但那一次我能聽出自己聲音里的生硬之處。
舞台是個神奇的地方。聚光燈很亮，舞台上的人一般情況下看不清觀眾，只能看到面前的四張椅子，椅子那邊是四個可以被寫進音樂專業教科書的導師。彼時我20歲，還不能很好地處理這種狀況，興奮和緊張並存。
《好聲音》的賽制很緊，我來不及處理加入哈林戰隊後紛亂的興奮、激動、緊張，就被推著往前沖了。盲選過後是擂台賽，然後是小組終考，一番車輪戰，終於，來到了那首把我推上輿論風口的《癢》。
錄製時已經是凌晨四點。我不擅長熬夜，只能強打精神，身上那條超級緊的皮革面料的裙子讓我胸悶氣短，心慌意亂。緊張，緊張，還是緊張，最終站在舞台上，音樂響起的一刻，那種緊張爬升到了極致，它的直接表現就是，我把字都唱沒了。
但我沒法逃走，我被架在舞台上，硬著頭皮去追趕節拍，把歌詞從嘴巴里掏出來，完成彩排了一遍又一遍的既定動作。那是一次災難級的表演，下來之後，我從來沒有看過《好聲音》期間的表演。前段時間，我翻找手機相冊，看到我在參加《好聲音》前，在酒吧里唱《他和她的故事》，和我在《好聲音》期間唱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可我贏了，出現嚴重失誤的我，竟然戰勝了唱將金池姐姐。
那一刻，我想，我真XX幸運啊。後來很多時候我卻在想，如果我能早一點明白，幸運是有重量的就好了。那句話怎麼說來著？「那時候她還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短短几個月的時間，我從一個完完全全的素人，變成了《中國好聲音》全國亞軍。這種加速就像賽車遊戲裡面那種噴射器，你摁一下，就會「嘩啦」往前沖，那種感覺很爽，但控制不好的人常常會撞到牆上。
我是失控的那類人。首當其衝失控的就是我的音樂。
我喜歡 R&B，喜歡 Rap，喜歡新潮的音樂，但市場分給我的並不如我所願。也許我在比賽期間「作妖」的形象太令人印象深刻，越來越多的奇怪又好玩的歌找到我，《舞底線》、《大奇葩》、《小蠻腰》等等。我並不排斥這樣的歌曲，他們在既定場景里，是很合理而且生動的。比如《舞底線》，它的歌詞是妖怪的語言，不是人類的語言系統，可是放在《捉妖記》裡，一群妖怪在我的歌聲里舞蹈，它是很愜意放鬆的。
但當找到我的工作總是讓我唱這幾首歌，不分場合，不分情境，坦白說，我並不好受。
這就是一個惡性循環。人們覺得只有我這種「不好好唱歌」的歌手才能唱這樣的歌，然後越來越多的歌找到我，然後我不停地演唱它們，然後人們又加深了我「不好好唱歌」的印象。
然後失控的是負面新聞，各式各樣的負面新聞。
最開始是大家說我和導師搞對象，當記者把這個問題扔給我，我整個 be like，What？Excuse me？然後大家開始追問我父親的事，我不擅長做表情管理和情緒管理，一聊到這個我就會哭，很快我齜牙咧嘴的照片全網都在傳，於是我成為了「亞洲最醜女藝人」。丑著丑著，又是一個更大的新聞，我的照片在地鐵上把一個小孩嚇哭了。即使十年後的今天，大家提起我，都會記得，我把一個小孩嚇哭了。我至今也不知道這個哭了的孩子到底是誰，我連慰問的機會都沒有。
曾經有一部大製作的電影找我，讓我出演妲己。如果當時我腆著臉去演了，可能又要成為另一個貽笑大方的新聞。
我承認，我一直處理不好和媒體的關係。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非常害怕記者群訪。一群人站成一排，面無表情地拿著麥克風，懟著我。我不知道誰是誰，甚至有時候分辨不出是誰提了哪個問題。我理解這是他們的工作，我也深知應付這些提問是我的工作，可那樣的陣仗總是讓我難以招架，也無法很好地完成這項工作。
我解釋嗎？很多時候解釋無用。比如說，曾經有個我耍大牌的新聞，證據是一張工作人員幫我調整襪子的照片。
你看，我的解釋又長又臭，蒼白無趣，沒人願意聽。但我不解釋嗎？那又是另一則更大的新聞了。
很多人告訴我，進娛樂圈就是要有娛樂精神。但我做不到，我就是會當真，會較勁，會委屈。出道十年，我全心全意撲在工作上，甚至戀愛都沒談過，那麼克制小心，為什麼還是要經歷這樣的事呢？我接受不了。
最後失控的，是我對音樂的愛。
你相信嗎，最紅的時候，我根本意識不到這叫紅。生活就是登上長得差不多的飛機，住進長得差不多的酒店，身邊永遠是差不多的三個人，然後唱差不多的歌。如此循環，1年365天，大約350天都在工作。
不可避免地，我開始對這一切感到麻木，唱歌和表演變成了一種肌肉記憶。我自認是很要強的人，我不允許自己這樣對待音樂。以前，我總能想出奇形怪狀的點子，但那時，我卻怎麼都做不到了，就像某個控制靈感的開關被關上了。
音樂變成了次要的事。它是品牌植入的渠道，它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出現在我的作品裡，不管這是否符合我的表達和期待。它也是助推我站上各種各樣的領獎台的燃料，但領這些獎時，我慌張、煎熬，就想拿腳趾摳大平層。
終於，2015年前後，我不聽歌了。一個歌手不聽歌，是件非常可怕的事。[page]
我很想坦然告訴所有人，對不起，我做不到了。但很快我把這個念頭遏制住了。我知道這些說出來，對於觀眾而言只是矯情，是凡爾賽，而更關鍵的是，我自己也覺得自己矯情，我想反矯情。
在沒有登上《中國好聲音》之前，我只是個很愛唱歌，蠻有特色的女孩。在學校里，我戴螢光色的線帽，穿滑板鞋，過幾天全校都開始穿；我唱《美麗笨女人》，大家都跟著開始唱李玟；你們注意到了嗎，我唱《Price tag》那個造型，甚至就是最近兩年很流行的掛耳染。那種感覺就像，當所有人都坐著的時候，我站起來了，我的個性讓我成為了最受矚目的那個人，我天生就是要搞這個的。
但把我扔進娛樂圈裡，用放大鏡審視，我受不了了。
我想逃了。
2018年12月，我錄了新專輯的最後一首歌，叫《放過自己好嗎》。把這首歌放在最後，是因為這是首我練不了的歌。它所傳達的不必再完全活在別人的期待里，不顧自己的感受，完完全全擊中了我。我一練就控制不住地流眼淚，唱出來，旋律都是失控的。
不知道跟這首歌有沒有關係，但緊接著的2019初，知道我媽生病之後，我給團隊工作人員打了個電話，我說：「我給你捋一下，你別緊張。我媽住院了，我要照顧她，從現在開始，你幫我把所有的工作都推掉，我要休息，什麼都不接。」
後來才知道，她雖然滿口答應，但當時很緊張的，拿不準我是不是就不出來了。我當時確實沒想過要這樣多長時間，說走著看吧，沒想到一走就是三年。
3年
這三年裡，我過著一種全新的生活。
首先是徹底逃離原來的圈子，我切斷了社交，第一年幾乎沒回過任何人微信。第二年經紀人經常給我發消息，我兩三個月回一次，就想告訴她我還活著。
當時我人真不見了，「吳莫愁去哪兒」就是新聞，比如「從天價代言費到小縣城賣唱」什麼的。這要仔細梳理的話，都不在一個時間線上。但大家找不到我，又看到這種新聞，可能慢慢就會擔心。
像楊迪、張瑋、劉維，他們一般先是用工作當藉口，問我去不去，我就說家裡的原因，可能現在不太方便出去。他們再往下關心，我就會說挺好的，別擔心，方便工作了我再告訴你。有些人發了幾次消息，我都沒回復。
還有朋友的關心是有點說不出口，但我能感覺到的。比如有人會突然說，莫愁，我今天看你剛出道那個比賽，看到凌晨三點，覺得你真的是挺好的。在我查無此人的時候，他們找我好像是不期待回復的，就是要表達一下對我的感觸。
金池姐姐還發了消息說：「莫莫，我昨天突然夢到你了，不知道你怎麼了，你可以告訴我嗎？」
我真的很感動，但還是說姐姐，你給我發這個我很開心，但你別擔心。我是真的說不明白自己。
出道以後，我有時候很怕別人了解我，總不想把自己說清楚。那幾年看八卦總能無中生有地 cue到我，我不想變成新聞，想著至少把我這個輸出口給斷了，就乾脆什麼都不說。
我不拒絕，也不求助，即使面對經紀人也是如此。休息前我覺得生活失控，就讓她把工作餐都換了素的。其實是我需要向自己證明，我還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她知道我愛吃肉，問我怎麼回事，我只能說，想好了再跟你說。休息到第二年，我才能和她聊這些。
我的休息生活真挺好的，回家第一天就適應了。我每天的安排很簡單，除了照顧我媽就是看書，學點英語。作為一個熬不動夜的人，我回家之後就按《黃帝內經》在生活，9點睡，5點起，每天看日出。
在這樣的環境裡，我獲得了意外的放鬆。這3年的生活，我從第一天就特別適應，知道我終於找到了心裡渴望的沉靜。
我後來反思，人都得有呼吸的時候，在不讓你呼吸的環境裡，思維是跳不出來的。跳出來、開始呼吸之後，不用刻意順，想法就自然會清晰很多。
當然也會有偶爾焦慮的時候，看到朋友圈裡，其他朋友都在工作，我會想，會不會以後我再也回不去了。娛樂圈很殘酷，這個擔心也不是空穴來風。不過這並不足以讓我重返娛樂圈。
最讓我難過的事情是，在休息期間，我發現：天啊，我還是喜歡唱歌。我以為我已經不喜歡音樂了，甚至為了不唱歌離開娛樂圈很長時間了，放鬆下來發現，我還是這個樣子，還是那麼喜歡。我覺得我辜負了唱歌。
我不去 KTV，之前工作時都唱傷了，但在休養的三年期間，我開始用一些音樂軟體。我會很審慎地錄歌，因為戴著耳機錄歌的感覺，和在舞台上戴耳返的感覺很像。我會唱蘇運瑩、黃齡，她們都是唱 R&B的好嗓子。通常我都不能一遍過，要錄好幾遍的，希望找到最好的狀態。不過這些歌，我都沒有發出來。
音樂，是我一定要認真對待的事。
未來
我原本沒有復出的念頭，直到我大老闆一通電話打來，說，莫愁，新一季《中國好聲音》要開始了，我需要你。
我會答應，是因為我的經紀公司和我的大老闆，他們就像我的長輩。我提出要休息的時候，公司領導說，比賽之後，公司的半壁江山都是吳莫愁打下來的，現在她想休息就休息。還有我的大老闆，也告訴我，我之前對得起公司，現在也一樣要對得起家人。我暫停的兩年，我們唯一的一通電話是他打來問我有什麼需要幫助的，比如找上海的醫院之類。電話打完，我就知道他真能體諒我，我沒白幹這麼多年。現在人家需要我，我不能辜負他們。
剛好《好聲音》也是我人生重要的起點，我就想趁著十年這個契機沖一下，檢驗一下，我能不能破了從前的怪圈。
剛復出還是花了點時間適應，當時拍形象照，一人半小時，我拍了一個半小時，第一天錄製的時候生怕露怯，特別活躍。
是我經紀人看出不對的，當天晚上就當面問我，你是不是因為有點恐懼，但又想努力做好，所以才異常亢奮？我一下就哭了。
我沒拒絕過任何工作。我害怕辜負培養我的人，也怕辜負關注我的人。那6年裡，我唯一一次說不，是唱一首電影的主題曲，裡面有句歌詞，叫做「我有那麼一條狗，名字叫莫愁」，我實在唱不出口，我就讓工作人員聯繫對方把它改了。很快我又告訴自己，你別生氣，你應該豁達，這不就是娛樂精神嗎？
可經紀人和我聊的那天晚上，我想，從前那條路我已經走過了，這次回來，或許可以走不一樣的路。
我開始換位思考。這兩年我遠離行業，看了些綜藝，學會站在觀眾角度看節目了。前兩天我在抖音發歌，有評論讓我別賣慘了，趁早去搬磚，我還回覆：「有沒有輕鬆點的工作？」我經紀人刷到了，不敢相信是我回的，還特意來問我。我真沒事。對他們來說，吳莫愁只是一個用來娛樂的符號，不是我本人，那有什麼開不起玩笑的？
況且，也不都是拿我開涮的。前兩天我認識了韓美娟，他竟然說他從12歲開始，喜歡了我九年。我知道這種狀態，就像我喜歡李玟和蕭亞軒，是個走在你前面、用行動鼓勵你特立獨行的姐姐，在你心裡一定是有濾鏡的。
我才意識到，原來我也是能把自信傳遞給別人的，有很多人因為我的表演而被鼓勵。
為了他們，我也得支棱起來，張揚起來，小妝化起來。至於怎麼唱想唱的歌、讓大家知道我是認認真真唱歌的人，就交給時間吧。
以前我像蚌一樣越關越緊、拒絕溝通，是因為太在意別人怎麼想，忘了問問自己。但其實，開口表達、承認脆弱、提出要求，不是件丟人的事。對我這樣認真的人，世界不會吝嗇回應的。
所以，我是失意者嗎？是也不是，大家說了算吧。至少，我很感謝3年前的自己按下了暫停鍵。
最後，告訴大家一個秘密吧，我的劉海有兩年是假的！哈哈哈。
「momo從來沒有對任何一家媒體說過這麼多話。」四個小時的採訪之後，吳莫愁的經紀人這樣對我們說。
吳莫愁最開始拒絕了我們的採訪。
經紀人很直接地在電話里告知了我們吳莫愁的近況，接著委婉地提出，吳莫愁在看到採訪提綱後情緒一度需要消化。我們沒有強求，但托經紀人給吳莫愁遞去了一封信，希望她不要有任何壓力，採訪不一定意味著凝視和評判，這場談話可以不是一場採訪，如果她依然感到脆弱和不安，我們可以隨時中止談話，或是不予刊發。
吳莫愁同意了，並且這篇自述幾乎沒有改動地發了出來。
我們問吳莫愁，你擔不擔心這篇文章發出來，大家會認為你在賣慘，在為復出鋪路？她說，她不擔心，她選擇說出來，是為了鼓勵更多像曾經的她一樣，受困在情緒陷阱里的人。
「我現在也不能說，我什麼都不在意了，都看開了，那我就還是和以前一樣在騙人。但我現在的確在變得更好，能放過自己，能承認脆弱。」吳莫愁說。
這是我們做「失意者聯盟」的初衷。我們相信直面的勇氣會勝過千百次的輾轉反側，一如吳莫愁希望她的故事能夠鼓勵更多人「放過自己」。「失意」的反面不是「得志」，而是「逃避」。
歌者吟詠著「功名沉浮不必提，稚志初衷別忘記」，但真要做到又談何容易呢？我們普通人是這樣患得患失與貪得無厭，才會在順境裡洋洋得意，逆境中垂頭喪氣。與失敗共處，是需要訓練的。
所以，與「失意者」們的對話並不是一次以挖掘他人苦痛為樂的獵奇揭秘，而是試圖通過與「失意者們」的對話，找到我們在面對困境與無奈時的方法。
一次與失敗的和解需要什麼呢？勇氣、聰明、憤怒、絕望....
我們還不夠清楚，我們也還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