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取得了經濟發展的多項成就，其中長期的高速經濟增長格外引人注目。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為了應對金融風暴的衝擊，中國政府於2009年啟動了"四萬億刺激計劃"。在前所未有的財政和信貸投入作用下，中國在世界性的衰退中不僅"風景這邊獨好"，而且成為帶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在西方觀察者眼中，這種有別於印度的自由市場經濟，又不同於史達林式計劃體制的"中國模式"創造了不可思議的奇蹟。一時間，中國模式聲譽鵲起，儼然成為新世紀經濟發展的典範，中國人也過了一把救世主的癮。
然而，拯救世界的"四萬億"計劃給中國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近年來，世界特別是美國經濟復甦勢頭強勁，中國經濟卻增長乏力，並且連連暴露出一系列較為嚴重問題。GDP增速下降，房地產市場降溫，地方政府負債纍纍，今年令人震驚的國內股市暴跌，更讓整個世界為中國經濟出了一身冷汗。
毫不誇張地說，中國經濟已進入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時期，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評價也迅速出現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經濟危機時期，國際觀察家和評論家盛讚中國模式，斷言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他們現在又皺起了眉毛，認為中國是世界經濟的最大不安定因素。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中國模式突然失靈？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進一步追問：到底什麼是中國模式？
一、什麼是"中國模式"？
根據一種十分流行的意見，中國模式的核心是"大政府"，即政府非常強勢，擁有異乎尋常的資源汲取和資源調動能力，想干就能幹，比如2009年說花錢就能拿出四萬億人民幣，全世界恐怕惟獨中國政府具備這種能力。大家可以比較一下，我們所在的柏林（筆者當時在柏林訪問），世界一流經濟大國的堂堂首都，想建個新機場，今天要看選民臉色決定是否開工，明天資金又成了問題，修修停停，竣工遙遙無期。這麼長的時間裡，中國已經建了多少個機場？連高鐵也都修到青藏高原上去了。
中國模式的核心就是強勢政府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中國經濟不應該出問題，中國模式應該運轉得很好，因為政府現在依然很強勢，如果不是比過去更加強勢的話。
我認為這種解讀是不準確的，它忽視了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歷史。實際上，中國的經濟改革由前後兩個階段組成，所謂"大政府"、"強勢政府"在後一階段才出現。在前一階段，即從1978年到1990年代中後期，我們看到的恰恰相反，是政府的不斷後退，民間力量的持續發展壯大，前一階段不是"大政府"，而是國退民進的"小政府"（見圖一）。靠"小政府"模式，中國同樣實現了年平均兩位數的經濟增長。
如果說存在中國模式的話，那麼就有兩個而不是一個，分別對應經濟增長的兩條不同的道路。第一條道路是通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來驅動經濟增長，依據經濟思想史上的學派劃分，我們稱這個模式為"亞當•斯密模式"。第二條道路是通過增加資源投入來驅動經濟增長，我們叫它"凱恩斯模式"。在這一認識框架下，我們首先回顧改革的歷史，揭示在第一階段上經濟騰飛的真正動力；然後分析目前的經濟形勢，尋找問題的癥結和解決的途徑。
二、前一階段：亞當•斯密模式
如果要問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在何處，估計大多數人都會舉出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的包產到戶。那一年，18位村民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冒著極大的風險簽訂了一份"生死契約"，將人民公社的土地承包產到戶（組）。包產到戶，盈虧自擔這一模式同集體勞動、按工分分配這一模式相比，優勢在哪裡呢？用經濟學的術語講，後一模式下缺乏明確的產權和利益歸屬，會產生"搭便車現象"，即出工不出力，反正干多干少一個樣。而包產到戶的經濟學意義就是在明確利益歸屬的基礎上，解決了激勵（incentive）的問題。
不同的制度產生不同的激勵，我曾在陝北農村插隊，在人民公社體制下，每天爬到山上幹活兒，登高遠望，哪片是生產隊的地，哪片是私家自留地，一目了然。公家地上的莊稼青黃相間，無精打采，自留地上的油綠興旺，茁壯挺拔，對比十分強烈。生產隊的地里種不出好莊稼，這就是經濟學講的"公地的悲劇"。
包產到戶對農民勞動積極性的促進是巨大的，土地和勞動力沒有增加，農業生產技術也沒有大的改變，農村的面貌卻煥然一新，並且很快解決了困擾中國城鎮多年的農產品供應問題，商店裡糧食和各類副食的品種豐富，數量充足，糧票、肉票、布票等票證被送進了歷史博物館，城鎮居民限量消費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page]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民間自發的行動，沒有政府的設計或者引導。這當然不是說政府無所作為，政府的作用在於不干預、不打壓，肯定、總結和推廣民間的創新，把包產到戶提升為國家的政策和法律。1999年，全國人大將小崗村村民自發的"大包幹"作為農民家庭聯產責任承包製寫進了憲法，成為自那以後執行至今的基本國策。
包產到戶的作用不僅僅在於釋放了中國農村的巨大生產力，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農村和農業領域。人們很快發現，由於生產積極性和生產效率的提高，長期以來農村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得到了解決，農村勞動力由匱乏轉向過剩，這就為城鎮的工業化創造了條件。隨著改革從農村推進到城市，私人創辦和經營企業合法化，新開辦的集體和私營工廠急需勞動力，農村的閒置勞動力正好在這時進入城鎮尋找工作。由此可見，沒有農業改革就沒有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農村改革的意義無論怎樣評價也不過分。
隨著工業化的展開，中國進入經濟起飛期，表現為GDP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種高增長並非中國特色，不能把它看作"中國模式"的特有現象。工業化時期的經濟超常增長是世界經濟史上的普遍現象，例如19世紀下半葉處於工業化過程中的德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世界上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它的經濟體量在一戰前就超過英、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開始的工業化中，同樣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正是憑藉在這一時期積累的經濟實力，日本發動了侵華繼而對美國的戰爭。插一句題外話，德、日兩國都是經由工業化，後來居上，坐上世界經濟的第二把交椅，挑戰英國和美國的世界霸權，最終以戰敗的災難收場。觀彼思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避免"老二困境"，順利度過這一階段？我們有必要汲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從1978年到1990年代晚期的經濟增長沒有什麼神秘之處，主要原因就是改革開放啟動的工業化和城鎮化，資源重新配置，從低效的農業流入高效的工商業，以及新的激勵機制下土地、資本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如果說中國的工業化和歷史上其他國家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伴隨著工業化的民營化。廢除計劃體制，不僅使資源從低效的農業流向高效的工商業，而且從低效的國有部門流向高效的民營部門，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推動力。在德、日等國的工業化過程中，民營化的作用不那麼顯著，因為在工業化之前，這些國家的經濟已經是私營為主體。或許有人會說，國有企業的效率不一定低，國企還是賺錢的啊，那是因為享受了國家的財政補貼和低息貸款，還有幾乎是無償使用的土地和礦產，以及行政保護下的市場和壟斷性的定價。如果扣除這些優惠政策的影響，我們看到過實證研究，國企的資產收益率是負的[1]。為什麼民營企業的效率比國企高呢？道理還是和農村的包產到戶一樣，激勵機制上有差別，經營自己的資產比別人的更用心，民營企業家想方設法要使自己的資產增值。
民營化帶來的另一層效率改進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協調從政府指令變成了市場的價格信號指導，從"有形之手"變到了"無形之手"。"無形之手"比"有形之手"效率高的道理又是斯密講的，如果某種產品價格上漲，說明供不應求，企業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主動生產這種產品，滿足市場需求，供需的銜接用不著政府指揮。在計劃體制下，沒有價格信號，政府想指揮也指揮不了，因為它不知道供需缺口在哪裡，也不知道缺口有多大，更不知道由那家企業來生產什麼是最合適的。市場經濟中的價格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實現企業賺錢的私利和滿足社會需求的公利的統一，利己和利他的統一，就像斯密說的：我今天能吃一頓可口的早飯，並不是因為我的廚子愛我，而是因為他愛自己，他認為這份工作不錯，為了保住這份工作，他才討好我，用心給我準備早飯。
小結一下，在改革開放前半段長約二十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靠的不是政策性的投資拉動，而是市場機制和民間的活力，不靠資源投入數量的增加，而靠資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的提高。當然，市場和民間發揮作用的前提是政府給了足夠的空間，比如廢除人民公社，私營企業合法化等等。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不是取代市場，主導經濟活動，而是破除陳舊體制對經濟的束縛，調整政策，修改法律，滿足市場發展的需要，減少管制，讓民間創造力和市場機製得以自由發揮。
三、後一階段——"凱恩斯模式"
大約在1990年代中晚期，經濟增長模式悄然發生變化，一個標誌性的趨勢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降轉升。因為中央財政的緊張，政府於1993年和1994年進行了財政稅收的改革，改變了中央小、地方大的格局，各級政府總的財政收入大幅增加，獲得了足以影響全國經濟的財力。如圖一[2]所顯示，財政收入對GDP的比率在斯密模式的1978-1993年間是下降的，可以說是國退民進的階段；這個比率從1990年代中、晚期開始逐漸上升，轉向了政府干預經濟的"凱恩斯模式"，或者叫做國進民退。
模式轉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根本的是改革的停滯。斯密模式要求持續的制度創新，像包產到戶那樣的制度創新，不斷突破原有的計劃體制，釋放市場和民間的能量。然而到1990年代中晚期，體制性的改革基本看不到了，經濟增長失去動力。怎麼辦呢？順手拈來凱恩斯主義，我印象中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流行就是從那時開始的，財政花錢，央行印錢，短期見效快，這種經濟理論和政策特別適合政府的需要。
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中國政府第一次推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正式開啟凱恩斯主義的時代，從此之後，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範圍越來越廣，力度越來越大。面對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為了彌補外部需求的下降，政府出台"四萬億"刺激計劃，財政和貨幣政策雙管齊下，投入的資金有十幾萬億之巨。憑藉這史無前例的政策拉動，遏制了經濟的下滑趨勢，實現了強勁的V-型反彈。可惜好景不長，政策性繁榮持續了僅僅兩、三個季度，經濟重新進入下行通道。於是在2012年下半年又搞了"四萬億2.0"，這一次政策製造的景氣持續時間更短，經濟增長在2013年再次呈現下滑的頹勢（圖二）。在圖二中我們用電力消耗而不是GDP數字，電力消耗似乎能更好地反映出經濟繁榮與衰退的實際狀況。
從亞當•斯密模式轉變為凱恩斯模式，市場這隻"無形之手"發揮作用的空間被大大擠壓，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政府那隻"看得見的手",凱恩斯主義在學術界、政界和民間也大行其道。由於"四萬億"等刺激政策在短期看上去如此有效，中國經濟的表現和其他國家相比是如此搶眼，以至於許多西方學者也從大政府、強幹預的角度，定義和論說中國模式。
如同鴉片，凱恩斯主義政策刺激了短期的需求，但在長期無法實現可持續的增長，不僅如此，救急性的措施多次採用，逐漸常規化，養成了對鴉片的依賴。政策性投入推動經濟增長之所以不可持續，因為政府再強大它的資源投入能力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無止境地借債，也不可能無限度地發鈔票。第二，即便政府能夠繼續投入資源，遲早也會碰到一堵無形之牆，即經濟學上所說的"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資本投入越多，收益率越底，當投資回報降到零時，再投資也拉不動經濟了。數據表明，自"四萬億"刺激計劃以來，每一元人民幣投資所能產生的新增GDP的確在逐年下降，從2009年的兩毛多降到2014年的幾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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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投資的結果是各個行業特別是製造業的產能過剩，供給能力超過社會購買力，供大於求迫使企業不斷降低價格（圖三）；但另一方面成本呈現出剛性，特別是人工成本。企業受到價格和成本的兩頭擠壓，經營利潤率減少以至於發生虧損，虧損時間長了，最終只能選擇減產甚至停產。現在大家去企業密集的珠三角和長三角走走，能看到不少企業關門停業或者乾脆倒閉。所以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來，政府拉動投資即便短期內能取得效果，在一定時間後，產能過剩，企業的經營效率隨產品價格不斷下降，凱恩斯模式註定是無法持續的。
凱恩斯主義的另一政策後遺症是政府高負債，十幾萬億的資金投入，錢從哪裡來？答案就在於2008年前後興起的"土地財政"。土地財政籌集資金又分兩種方法，一是征地、賣地，政府用很低的價格從農民那裡將土地買來，再在市場上高價賣出，差價就是政府的收入。第二種方法是用土地作為抵押物，由各類的政府開發公司向銀行借貸。在土地財政占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大的情況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社會上要求降低房價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國家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上卻畏首畏尾，偶爾打壓一下，更多的是提拉，原因就在於一旦房地產市場由熱變冷，地方財政就有斷流的現實危險。
講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的三個主要風險，多年執行凱恩斯主義政策所積累的風險。第一，土地是有限的，可用的土地資源越賣越少，土地財政難以為繼，而過去借的錢又到了償還高峰期，所以說地方政府債務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風險點。第二，如果政府欠債還不了，銀行壞帳就要上升，而銀行資產質量惡化，正常的信貸功能受到影響，對經濟的衝擊將會是全局性的。第三，大量的土地和資本投入房地產市場，過度開發，現在除了北上廣深等地之外，普遍出現了房地產的供過於求。房地產市場的泡沫一旦破滅，不僅地方財政要發生問題，開發商銷售、回款困難，拖欠銀行貸款，進一步增加銀行的不良資產。
上述的三個風險彼此關連，緊密地纏繞在一起，源頭都是凱恩斯主義的增長模式，如果不從根本上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這三個風險都難以化解。
四、結語
目前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困難期，在思考解決方案之前，我們需要對中國經濟的嚴峻現實有個清醒的認識。但是我們也不必悲觀，不要低估中國經濟增長的潛能。危機不可怕，如果能變危局為改革機會的話。形勢好的時候，歌舞昇平，沒人想改革，日子過不下去了，改革的共識和動力才逐步凝聚，離危機的出口和新的經濟增長入口也就更近了。從這個角度看問題，經濟衰退未必是件壞事。
要想經濟復甦，必須先化解凱恩斯模式所積累的種種風險，這個過程在時間上可能不會太短。在清理了債務、過剩產能和銀行壞帳後，需要回歸改革開放前半段的中國模式，也就是亞當•斯密模式。國際上一些人以為中國模式就是大政府、強幹預，這是誤解，他們不清楚中國經濟改革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一路上又發生過什麼樣的變化，他們也沒有搞懂斯密模式和經濟增長的關係，生搬主流的凱恩斯經濟學理論，硬套在中國的經濟現實上。
我們需要獨立思考，了解改革的歷史，深入分析過去成功的原因和當前困難的根源，找到解決的方案。我本人是改革參與者和研究者，目睹和親身經歷了改革帶來的巨大變化，相信只要堅定不移地推動市場化改革，中國經濟重回繁榮完全是可以預期的。
（此文根據2015年11月柏林中國留學生講座上的發言整理修改。）
[1]盛洪：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天則經濟研究所，2015年12月30日
[2]財稅改革前後的數據口徑
作者：許小年（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